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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古代民风刍议

时间:2013-05-02 20:15来源:春秋 作者:梁勇 点击:
河北古代民风刍议
 
  最近,讨论民风的话题又现高潮。
我在5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今天拿出来,给民风论者凑凑热闹
《河北地方志》2000年6期和2001年3期先后刊发了讨论燕赵慷慨悲歌和社会心理的文章,笔者正好参加了的《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研究》[①]一书第五章《燕赵文化发展战略》的撰著,对燕赵古代人文精神和慷慨悲歌问题,也想谈一点个人见解,与马春香、徐麟和孟庆斌同志切磋。
笔者认为:人们常用韩愈的“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②]来概括河北古代的民风。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学风,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是因为,其一是用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些代表人物的精神概括整个古代河北的主流人文精神,显然缺少发展和动态的眼光,二是仅从战国时期两个大国——燕、赵着眼概括河北的民风,更是偏颇的。因为战国时期的燕赵两国地域辽阔,决不仅限于河北。其实,早在唐初史学家编纂《隋书?地理志》时,就说过:“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然涿郡自前代以来多文雅之士。”。
从战国时期河北形势来看,位于河北中部的中山国的民风,对后世河北的商业文明和市井文化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古代历史学家忽略。因此,谈论河北古代民风,必须动态审视历史,用发展的眼光研究河北古代主流人群人文精神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是战国后期诸侯没落的一种文化反映,后来成为民族危亡时期的一种人文精神,而不是河北古代的主流民风。
在春秋、战国诸侯相残的战争中,有许多仁人义士面对国破家亡而慷慨悲歌,为国赴难。吴国将亡有伍子胥悲歌慷慨而自杀,晋国知氏被灭有豫让慷慨悲歌行刺赵襄子,楚之将亡有屈子作《离骚》而投江;燕之将亡有太子丹、高渐离等慷慨悲歌;赵之将亡有李牧慷慨沙场,英勇抗秦,仰天长叹,蒙冤赴难;这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期,各诸侯国的爱国志士表现出的反抗精神和情感哀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人文精神,而不是长期代表社会主流的区域性人文精神。这种慷慨悲歌甚至是所有民族在面临危亡时表现出的共同文化特征,而非燕赵所特有。项羽将亡也会慷慨悲歌;“靖康之变”,产生了多少慷慨悲歌的宋词名篇;历代的边境危难,产生了“何必马革裹尸还”的一系列边塞诗词;北宋将亡,涌现出李纲、种师中等慷慨悲歌的康金勇士;南宋之亡,孕育了文天祥慷慨悲壮的《过泠汀洋》和张世杰、陆秀夫等慷慨义士;明代危亡,有河北高阳义士孙承宗起兵抗击清军,慷慨殉国。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是如此!“戊戌维新”失败,有谭嗣同的慷慨悲歌;日本侵略军强占东三省,造就了张寒辉(定州人)的慷慨悲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七七事变”,不仅诱发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全国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成为高唱着抗日歌曲奔赴前线的慷慨悲歌之士。燕赵如此,荆楚也如此,吴越亦然,三秦更汇集了全国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由此说来,慷慨悲歌并非燕赵人文精神的特色。再说,战国时期“慷慨悲歌”的民风不是燕赵,而是中山(以下详论)。
这里还必须申明的是,不少人把荆轲作为燕赵慷慨悲歌的代表,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刺客荆轲从来不是燕国人,而是出身于齐国、生长在卫国(今河南)的贵族流亡后裔。河北历史上,既使实在找不出慷慨悲歌的历史人物,也没必要把这个从河南来到燕国的市井无赖的精神视为主流人文精神。再说,河北故地,千百年来,有多少慷慨国赴难的仁人志士,值得后人大书特书啊!从战国的李牧,到南宋的张世杰,从明代的杨继盛,从明末的孙承宗,河北古代的英勇仗义之士甚多,但这并不能由此确定这就是河北古代人文精神的特色,因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史上,哪个地区没有涌现过英勇报国的慷慨悲歌之士呢,既使从数量上衡量,河北也未必就能占多数。因此,多慷慨悲歌之士,不过是唐代文人韩愈的一种文学式的感慨而已。
“仰机利而食”和“慷慨悲歌”原本是商民族和中山国最具特色的民风
从先秦诸侯国的疆域来说,燕东有辽东,西有雁门,囊括了现在的山西、辽宁、吉林大部和内蒙一部;赵东有广平、章武,西有太原、五原、上党,南有内黄、斥丘,兼有今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北省今有燕赵,不过占其一小部分。研究河北古代民风,仅着眼燕赵两国很难找到河北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郑、卫俗与赵相类”;燕国“大与赵、代俗相类”。可见当时燕赵民俗与河南的郑、卫,山西的代、赵没区别。惟有中山,不仅其地域全部在河北境内,而且在文化传统、民风方面具有许多典型特色。所以研究河北古代民风,不能不研究中山文化。
区域性人文精神,与地方经济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奴隶社会,以市井文化为其代表性特征。中国奴隶社会虽然没有创造古罗马那样辉煌的大都市文化,但市井文化也是其主流形态。殷纣之沙丘平台,应该是河北奴隶制社会大都市市井文化的代表。据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证明:中山国地域(今石家庄、保定两市与邢台市北部、衡水西部),是先商民族的发祥地。商民族祖先契居蕃,在今平山县蕃吾,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就是今元氏、高邑一带的氵氐水、石济水流域[③]。商民族之所以称为“商”,就是因他们最早从游牧经济进入了贸易经济时代,并形成了以经商为主流习俗的价值观,而且在西周以后这种习俗集中体现于河北中西部的中山国。西周灭商之后,把殷纣王儿子武庚封为殷侯,率领商族遗民居住在朝歌以北,因此河北中部成了商朝遗民集中积聚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就是在殷商遗民、华夏流民、北方戎狄等民族融合基础上建立的诸侯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强调中山国的民族构成和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纣抽淫地余民。民俗怀机,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足占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④]他用封建士大夫的农本思想来审视中山国的市井文化,自然给予贬斥。显然,这里的“慷慨悲歌”,不是后来河北人引以为豪的燕赵人文精神。这一点,孟庆斌同志《关于慷慨悲歌与燕赵文化的积淀认识》一文中已经提到。但不论司马氏是褒或是贬,中山国的民风是具有鲜明特点的。通过中山人的消费文化,可反映出其发达的经济基础。精湛高超的工艺技术,油滑巧作的游商大贾,成为这一地区的代表。在这种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孕育了“仰机利而食”的趋利价值观和追随市场需求的民风。在平山三汲中山都城灵寿及周围地区发现的大批精美的中山国文物和在省文化厅后院(市庄战国文化遗址)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淬火铸钢工具和农具,充分证明,中山国消费型市井文化和民俗是在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夫子曰:“衣食足而知礼仪”。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来满足国民的衣食,就不可能产生欣赏优伶演唱、美女鼓瑟鸣琴和舞蹈的消费需求。之所以中山国“多美物”、多美女、多慷慨悲歌的名伶倡优,而且值得司马迁特别记述一笔,足以说明中山国经济决非小农经济所能为之。其民风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特色。这种特色才构成一种真正地域性的民风。而战国时期的燕赵两国有过这特色吗?没有。
民风和地域文化虽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但更具有明显的发展和演变性。
不同时代的民风是历史传承与时代背景结合的产物。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和政治导向,必然导致民风的重大变易。研究民风和地域文化,不能用静止的观点一语概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探索其演变及其动因。
战国后期,赵灭中山,将中山贵族和部分遗民西迁扶施(今陕西北部)。继而秦灭赵,迁中山遗民于川陕和岭南[⑤]。对中山国的市井文化和民风构成两次荡涤,必然导致河北中部民风的重大变革。两汉时期,在河北陆续分封河间、中山、常山、赵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诸侯王,用中原贵族文化统治河北,导致了尚文、重农、好儒等人文精神的普及。由此在河北东部诞生了董仲舒、河间二毛为代表的名儒文化。但同样是河北王室诸侯的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宪王刘舜却没在他们的诸侯国内造就董仲舒和河间学派,而以腐化奢侈、妻妾子枝上百而留名于史册[⑥],这与战国中山的市井文化遗风对当地的影响不无关系。
刘秀以河北中部起家建立东汉,所以对冀州民风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传播儒学,灌输农本思想,目的是为了重塑民风。东汉名儒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之学。”[⑦]随着这种封建大一统儒教思想的灌输,贵儒学,重农耕,讲仁义,遵孝悌,懂纲常,成为全国趋同的民风。河北很难产生明显的地域特色。通过河北仅存的东汉碑碣——封龙山汉碑可以看出深重的农本文化意识和崇尚文德、天人合一、重儒崇神的精神,正是中原文化的典型体现。正因为汉唐时期的人们很难找到河北最具特色的民风,所以祖籍河北的韩愈不得不用历史上战国赵国和中山国“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特色来附会所谓“燕赵民风”。
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多民族大融合,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河北传统民风在继承与变革中发展。通过北齐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记述的河北民风,可以看出其中深刻的变化。比如“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妇女持家的风俗与中原传统男尊女卑的祖训融合,导致河北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地位的提高。尤其在夫妻谈话时可以不拘泥于尊卑,直接用“尔”、“汝”你之类称呼。在重视外表粉饰,省吃俭用方面,体现了新的民风。颜之推还特别指出:“河北之士,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⑧]反映了魏晋以来河北世族势力观念的深刻影响,这种主流民风,岂能用一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概括呢?
隋唐时期,推崇儒教,重农抑商,通过强有力的户籍管理把人丁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培植“农本”观念,使河北之民,“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⑨]在这种背景下,河北涌现出隋朝经学大家刘炫、贞观名相魏征、正统史学家李百药、经学家孔颖达、以“摸棱两可”中庸之道而著名的苏味道、开元名相宋王景、文学家李山乔、地理学家兼丞相李吉甫、中唐名相李德裕等一大批代表正统儒家修养的政治家和学者。但先秦时期的中山遗风仍在局部流延,“俗重游侠,好结朋党。”[⑩]虽然隋唐时期河北也出现了天文历法学家一行大和尚、边塞诗人高适、哀婉诗人刘长卿等名人,但代表河北人文精神主流的仍然是尊儒、忠君、爱国,很难看出有什么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
因此,我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中,针对主持人胡一虎引用的“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的古语,我当即表示反对。我认为燕赵河北,不仅饶壮士,而且亦多鸿儒。每当封建社会需要重大意识形态改革阶段,都有河北的大儒承载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战国时期的荀况,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隋唐时期得到刘炫、孔颖达、近代最具标志性的史学家张之洞等等,都是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的人文精神的根基,决不仅仅是“慷慨悲歌”的义勇,而是坚忍、交流、思辨、仁爱精神的理性胜利。
北宋的积贫积弱,宋辽在河北的征战和相持,导致了河北人文精神的演变,尚武、好斗、敢反抗、善迁徙,是战争和压迫孕育的北宋河北民风。保州兵变、定州工匠的大批南迁以及北京大名府涌现出的投奔梁山的绿林好汉,甚至出现过多起士卒为了喝酒的权利围攻提辖衙署的事件,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体现。宋祁曾经说,镇州、定州等地“士习善驰突,耻怯尚勇,好论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11]《宋史?地理志》也说,河北“人性质厚少文,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
金朝入主中原,促进了民俗融合,也从政治、文化等方面消弱了河北传统的忠君思想,尤其是河北中北部长期的多民族融合,动摇了传统意义上国家的概念,弱化了爱国忠君的传统民风。因此到金朝末年,在蒙古军队大举灭金的战争中,河北的许多世族地主和汉族人士,没有多少痛苦的民族感情折磨就投降蒙古,永清望族史秉直(其子史天倪、史天泽等)、保州世族张柔(子张弘范)、藁城世族董俊(董文仲、董文用等)、邢台名士郭守敬、刘秉忠等先后投降蒙古,而且史氏、张氏、董氏三家都是蒙古灭南宋的重要将帅,也是元朝地位显赫的汉族贵族。通过这些人物及其家族的言行,可以反映民族融合后的人文精神。后世有的学者把元朝河北三大汉族世族称为“汉奸”,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因为在金朝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已经模糊了汉族国家的观念,尤其是永请史氏家族从五代时期就接受了非汉族王朝的统治,历经辽、金两朝,早已不是北宋臣民,怎能要求其效忠无能的北宋王朝呢?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继承了儒教仁义、文德的精神,重视用先进的中原文化劝诱蒙古族统治者。通过历史上史天泽的施政、尚文行为,可以反映他们中庸的人文精神。事实说明,正因为史天泽杰出的政治作为,使得真定成为广泛收养金朝遗老、汉族人才的中心和元曲发祥地和繁荣中心。正是他的作用,元好问、白扑、张德辉等名人得以在真定安身立名。长期流寓山西的杰出数学家李冶得以在封龙山创办书院,集历代天元术之大成,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半符号代数学和高次方程解析法,成为13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巨匠;也正是由于真定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名人荟萃,相互影响,所以才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元曲、文学、经学、天文学、工程学中心之一。来自阿拉伯的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李冶数学成就的基础上,写成《河防通议》,运用高次方程解决水利工程计算。在真定还诞生了尚仲贤、李文蔚、戴善夫等元曲作家和苏天爵、王思廉等文学家。而且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盛赞真定府的城市风貌和发达的经济、文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河北中部一种兼收并蓄、民族团结、多元文化的人文精神[12]。
元末明初的天灾、战争和王朝更替,导致民族迁徙,河北地区人口锐减。洪武、永乐年间先后14次大规模组织向河北移民[13]。宣德年间,又从江南、陕西等地向河北、北京调拨军队,并推行军屯卫所制,不仅把移民紧紧地与土地结合起来,而且把大部分军队与土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河北重农固本、守土抑商的民风[14]。加上水土、灌溉条件优越,农耕、植棉业形成优势,并与传统丝织技术结合,形成棉纺织优势。《大明一统志》中说:北直民风“勤俭务农,无浮末之习。”。“勤于栽植,趋于稼樯,”“男不惰游,女不治容,专务力于农。”[15]正是明代移民后河北民风的写照。但由于重农抑商民风的影响,使得这种生产粮棉、善织纫的经济优势没有造就河北的名商大贾,却为精明的山西商人提供了就近的商品资源地,晋商涌来,贩运发家,而且在河北各地建立了诸多的山西会馆,与河北人守土持家的民风形成鲜明对比。
入清,河北中部农耕经济的优势越发明显。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河北民风,就是“质朴劲勇,不以浮华相尚,而以耕织为生。”且“勤稼樯壬织”[16]。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的《棉花图》之所以产生在河北,并集中反映了保定、正定、顺天、顺德等府的植棉、晒棉、纺织工艺,正是这一地区经济优势所使然。但农本意识的束缚,形成的自满自足、善于持家、不善游商的民风把河北人囿于小农经济圈子内,限制了对外界的了解,缺少商品经济观念。到近代,河北人在衣饰、家什、棉织品花样、文饰等方面的审美意识仍然停留在明朝的水平上,自然被晋商、徽商视为“土气”。以至连棉纺织产业的优势也逐渐失去了。到清代后期,精明的晋商、徽商不再从河北中部贩购棉布,而仅仅看重这里的原始农产品——棉花。同治《栾城县志》就说:“栾地四千倾,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侵,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观念的落后使河北的产品优势倒退到原料优势。以致出现了“北棉运于南,南布鬻于北”的局面,这正是南北人文观念差异在商品生产领域的体现。河北民风的特色在落后中得到体现。
本世纪初,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正太铁路(今石太路)与京汉铁路在石家庄交汇。本来为河北中部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交通、井陉煤炭、河北棉花发展大型棉纺织产业,是河北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但由于农本思想为主流的民风,使河北人没有产生杰出的实业家。井陉之煤,德国人汉纳根最先开采,皖系军阀段祺瑞继后;河北之棉只培植了高阳土布小农生产局面,湖北楚兴公司1922年开始利用石家庄靠近棉产地和交通要道又便于运用井陉之煤的地利优势创建了河北历史上第一家大工业纺织企业——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大兴纱厂),给河北近代经济发展史留下重要的一笔。来自国外、省外的商业资本纷纷对河北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等资源进行深入开发的过程中,河北的一些文人才逐渐觉悟,张之洞开始倡导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石家庄谈村士绅张良弼(田汉夫人张安娥之父)作为直隶督学,开始大力倡导劝业学校,在河北各县创办了一系列传授技术、倡导实业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具有商品意识和现代生产技能的人才。从张之洞到张良弼,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河北文人群体重视实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取向,反映了河北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从农本观念向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变。
世界是运动的,河北的民风和地域文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动态地审视一个地区人文精神的演变、渐变和继承中的革新,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唯有通过对动态的河北民风的研究和反思,才能真正发掘河北历代人文精神的精髓,洞悉这一地区主流民风和文化特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该书为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著,红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②] 《韩昌黎集》
[③] 参见拙作《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历史事件?先商起源》,1997年版。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⑤] 南越王赵佗及岭南最早的中原人就是秦兵平定岭南的过程中及其以后从真定、邯郸等地迁去的,参见拙作《南越王赵佗》,《河北历史名人传?古代卷》)
[⑥] 参见《史记》、《汉书》本传
[⑦] 《后汉书?伏恭传》
[⑧]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⑨] 《隋书?地理志》
[⑩] 《隋书?地理志》
[11] 宋祁《论镇、定形势疏》。转引自光绪《畿辅通志?舆地?风俗》卷71。
[12]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7年《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的《人物》、《历史事件》部分。
[13]参见拙作《明代河北移民问题刍议》,《河北师院学报》88年2期。
[14] 参见拙作《石家庄史志论稿》下编《明代的军屯和卫所》。
[15] 《大明一统志?真定府》
[16] 雍正《畿辅通志?舆地?风俗》
发布于 2007年2月16日 23:45   由 梁勇
著名人文学者,关注社会热点,以国际化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一个理性的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把社会当作书斋。从研究历史的治学之道,到研究社会学前沿问题,而成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各级媒体邀请的社会热点点评专家。十年前写一部《文化资本论》遭遇出版界质疑,不得不改名为《文化资产价值赖》、著有《河北酒文化》、《苏轼诗文校注》等专著。策划组织编著《企业文化创新理论与实践》、《文化产业理论创新思考》等。《河北日报》曾经以《梁勇“出镜”》专题报道参与媒体点评的事迹。如今“梁勇出镜”,不仅限于电视,更多的出现在各种报刊等媒体专家点评现场。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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