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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滹沱河

时间:2010-01-12 00:00来源:网辑 作者:栗永 点击:
《回望滹沱河》

史天泽及其子侄史楫、史权等人在治理真定时,不仅以关爱民生成就了他仁德的政治风范,而且在外族入主的情况下,以历史责任感,拯救人才,培植人才,并高度重视教育,推进民族文化融合,为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使真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的这种历史作为下,当时的大批文人学士在金朝灭亡之后,皆慕名归依,寓居真定,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尊重,使他们在真定一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杰出的数学家、理学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张德辉等都是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来到真定一带,对于培养当地人才、改善民风、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朝时期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元朝的真定,是一个多民族人才荟萃的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和经济空前发展,各种学术、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的时期。先后涌现出阿拉伯著名学者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及维吾尔族政治家、文学家哈珊等,还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天爵、杨俊民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使真定城成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元曲创作和传播中心。这也是史天泽文治的一大政绩。

正是由于文化高度发达,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真定的经济在战乱凋敝的基础上,很快得到恢复,成为十分富庶的地区。元代诗人陈孚在《真定怀古》诗中写到:“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描写出了真定城的繁华。十三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至元年间曾经游历中国,途经真定。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客观反映了在元代,真定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

 

治世能臣

纵观元朝历史,在蒙古军从漠北进入河北,站稳脚跟,灭金伐宋,建立元帝国,可以说,全靠了三位河北人的辅佐。

这三个河北人,一个是藁城人董俊,一个是易州定兴(今保定徐水北)人张柔,另一个就是史天泽。这河北三强为蒙古占领中原,灭金亡宋,统一中国,确立和巩固统治,起了关键作用。

这三个人,情况不同,发挥的作用也各自有别。

董俊,务农出身,成年后浏览史书,擅长骑射。蒙古伐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在曲阳大败金真定守将武仙,武仙逼迫投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1225年二月,武仙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只有董俊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3年,在追击逃奔的金帝时,死于战阵。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

张柔,也是世代务农,元史说他也工骑射。蒙古伐金,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在河北战乱中,张柔聚族党数千家,拉起自卫武装,形成地方势力。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任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八月,蒙古大军进入紫荆关,张柔率军迎战,被俘投降,仍任原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第二年(1219)春天,又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张柔名震河朔。正是凭借了更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反叛,张柔应史天泽求援,出兵战败武仙。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十二月被授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 7年春,移镇保州,在他的经营下,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此后。他南下伐金,升任汉军万户。金亡后,他有于1235年参加蒙古军伐宋,参加了攻枣阳、徐州、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54年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忽必烈即位后,于1266年加张柔荣禄大夫,主持大都城建。1268年去世,赠太师,谥武康。

而史天泽和他俩不同。在元初汉人勋臣中,虽然史天泽和张柔都被称为“拔都”(英雄),但是,他们的主要功绩还是不一样的,正如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有百战之功也。”(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4卷,董俊、张柔传。)

综观史天泽的一生,幼年时随父归附蒙古后,历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乃马真后、定宗贵由、海迷失后、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前后七代,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官至高位。由于他为人公正,不谋私利,对蒙古贵族统治者尽忠效力,“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对元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也看重史天泽的军功,但是,更推崇他的文治能力。如果说在护卫真定的军事斗争中,使史天泽崭露头角,那么,正是在治理真定过程中,显示出了史天泽不同凡响的治理国家的才干,弥补了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族治国经验的严重不足,奠定了他入阁拜相的基础。

据《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史天泽在40岁的时侯,开始认真读书,尤其是熟读《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首先召见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上书说:“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需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王应,内外休息。”奏章里所提出的各点,带有充分的汉化特点,但是,又恰恰是元朝立国之初所短缺的,现实性很强,并且都是带有纲领性的,忽必烈如获至宝。第二年,即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夏5月,史天泽就被拜为中书右丞相,正式进入蒙古最高统治层,开始逐步推行他的治国安民之术。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以保证政务畅通,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史天泽在任期间,还罢去了一些诸色差役,统一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中书省官员少则五六员,多至8员,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议实行之际,往往各持己见,待国相一置可否,然后定决。史天泽每于此时,便审其无害,则行之不疑;若有失当,则心平气和,详细分析,以期合于事理。故在中书十余年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多方周旋。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出身行武,怎敢担当相职,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史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次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任中书左丞相。他提议建立三卫和寓兵于农之策,二三年间,国家面貌和军队实力,已蔚然可观。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进史天泽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此时,史天泽已年近七旬,要求告老还乡,忽必烈少不了这样一位治世能臣,当然不会批准,传旨说:省、院、台,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史天泽病逝,终年74岁。忽必烈念他功勋卓越,赠太尉,谧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为之立庙祭祀。

史天泽死后葬于后太保庄(今石家庄市区)。现今市区岳村史姓家族就是史天泽的后裔(获鹿岳村大部分是史天安的后裔,只有史天泽部分后裔。)


英雄身后事,名节任由说。对史天泽怎么评价?是名将贤相,还是汉奸?历史应该给出正确的评价。

史天泽及其家族为巩固和发展蒙古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相位的汉族显贵。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忠诚不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史天泽对国家的统一是有贡献的,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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