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虽仅三个字，却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衍生出一段传奇，缔造出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从明末清初至今三百余年间，山西走西口者从未断绝:春去秋回打工谋生的“雁行客”，埋头行走于草原各地的旅蒙商，满怀希望挟艺奔忙的铁木工匠塾师艺人……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梦想中的财富，一代一代冲出
口外，耕商营生，繁衍生息，构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山西商人更是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开辟出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跌宕起伏的历史传奇
　　
　　祁县城渠家大院“聚梨园”内戏声咿呀，虽然因下小雨游客不多，但台上一名女演员仍在极其认真地唱着每日必演的祁太秧歌。这是一种曲调优美，曾因唱词俚俗而在民国八九年间被下令禁演的地方小戏。此时，身着红色戏装的女演员演唱的曲目是《上包头》。
　　一个悲伤的新婚妻子送别即将外出做买卖的丈夫，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肃穆高大、厚重华美的大院内，显得别有意味，一边是美轮美奂的深宅，一边是满怀愁怨的抒怀悲叹。而断断续续的游客大多一脸新奇的神色，随随便便看两眼，然后匆匆离去。能有多少人将这个场景中的两个基本元素——晋商、西口联系在一
起呢?
　　提起渠家及其他晋商，当地人无不为之荣耀。渠家祖先以“货郎担”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已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他们在祁县古城东逐渐建起的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像乔家常家等晋商的兴盛一样，渠家的发达，与他们“走口外”密切相关：渠家的主要贸易品之一
——茶叶，正是从中国南方北上，通过俗称“东口”的河北张家口，和相对应的“西口”山西杀虎口，跨越千山万水，集结流散于蒙俄边境重镇恰克图及俄罗斯等国，换回了白花花的银两，最终打造出一个庞大的渠氏商业帝国。
　　在有如此显赫背景的晋商大院内，上演新婚妻子不舍丈夫到口外包头做买卖的小戏，是在怀旧?是在记忆?还是在印证?翻看桌上的曲目表，同样题材的《出西口》也赫然名列在上。
　　“走西口”的过程，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大传奇，虽然其中不乏血泪和辛酸。不过，正如渠家大院革新派人物渠本翘票号改银行的泣血呼唤，只换来同行们的笑骂一样，传奇的大幕最终还是落下了，只能让人徒生感慨在浩大的历史面前，任何慷慨与悲凉，包括持续数百年的荣耀，也只在一转瞬而已。当年的晋商如是，走西口亦如是，
　　“发离汉地根先白，泪过秦山色变红，清诗人徐兰在《归化城杂咏》悲叹的对象，就是出口外艰难谋生的走西口者。”
　　最早批量走西口者，应该是明清之际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他们春去秋回，靠打工维持生活，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清朝征讨反叛的准噶尔部，为就地解决粮草供应，精通耕作的汉人于是有了“用武之地”。西征凯旋后，康熙皇帝给山西巡抚下了一道手谕，允许汉人进入蒙古地界垦荒种地，于是更多的山西人肩挑背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西口路，第三次“西口潮”是在清咸丰年间，山西遭遇连年大旱，十年九不收，大批晋北农民只好出口外，著名的二人台《走西口》就产生于此时，第四次则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躲避战乱出走口外。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尚有不少人走西口。
　　“走西口”流民潮持续了300年出口外的山西人凭着顽强的生存信念在茫茫荒原上落下脚跟。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内蒙古南部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集宁)曾划入山西，成为山西的一道，治所在归化城(今天的呼和浩特市)。
　　但总有一种精神不会磨灭，那传奇中一个个勇往直前的灵魂散发着永恒的光彩。从晋中到恰克图，我们的寻访，正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从祁城村回望晋商历史
　　
　　祁县西六支乡祁城村，62岁的史铭森领着我们在巷子里串来串去，前后左右都是青色的高门大院，厚重的院墙和雕花门楼让人心生敬畏——虽然经风雨多年侵蚀，院子已不复当年的鲜亮和齐整，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回望历史的窗口。
　　史铭森是史大学的第六代传人。史大学的名字可能没多少山西人知道，但在当年的归化，如今的呼和浩特，史大学赫赫有名。正是他和他的伙伴祁县人张杰、太谷人王相卿，从右玉杀虎口走向大草原，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盛魁。
　　一块块青色的墙砖，一扇扇斑驳的门窗，在与它们长久的对视中，我们感受着史家曾经无比显赫的荣耀。但显而易见，与一些晋商遗留下的遗产不同，这里是冷清的、落寞的，也是不被人关注的。
　　距离祁城村不到20公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家大院。此时，那里已是游人如织，人声鼎沸。乔家大院的奢华、阔大，精致，与祁城村史家老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乔家大院方圆一百公里之内，渠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昔日晋商留下的豪宅院落，无不气势恢弘、声名显赫。
　　“富足了的晋商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衣锦还乡的古老传统，选择了将大量资金用于光宗耀祖的家园建设，对未来的判断和前瞻却明显退步”，随团专家王德功先生认为，“晋商的选择当然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因素，它的衰败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这些大院当年的主人在将自己的财富与智慧凝聚于这一座座不朽的建筑的同时，也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思想锁在了豪华的深宅大院之中，这种自我封闭和隔离的心态和最终导致的结果，非常值得研究”。
　　记得乔家大院有一组东家认真听取各地商号掌柜“工作汇报”的蜡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像，从晋商兴盛到没落的数百年间，世事风云变换，晋商东家们却一直习惯和满足于在如此昏暗的光线和压抑封闭的氛围中运筹帷幄。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寻求别样世界，创造崭新生活的锐气和决心，是如何在构筑大院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掉的呢?

西口古渡：老船工清唱忆当年
　　
　　取道偏关，我们来到河曲县的西口古渡。
　　穿过喧闹的小城向县城西端直行，到达一个小广场，一块刻着“西口古渡”的巨石后面，便是雾蒙蒙的黄河。举目望去，眼前白茫茫一片水向远处延伸，视野尽头有船影若隐若现——这就是“鸡鸣三省”的西口古渡，除杀虎口外，山西人“走西口”的另一条重要通道。在这里，黄河水目睹了太多的别离后，裹挟着一曲悲婉的“走西口”呜咽而去。
　　渡口处停靠着几只机动渡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船工招呼我们“到黄河上绕一圈”，“一人十块，用不了半小时就把山西陕西、内蒙古都转遍。”
　　渡船不大，上面插满了各色彩旗。急着要和我们做笔生意的老船工招呼着同伴，一道来接待旅游淡季里难得的这群访客。他的同伴也是一位老人，此刻正倚在船舷上跷着二郎腿打瞌睡，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没有太大兴趣。“老人家，生意好吗?”我们搭讪。一支香烟递过去，他礼貌地欠下身。“每年来不少人哩，普通游客不多，主要是些摄影的，研究民歌的。入了秋，来的人就少了。”
　　跷着二郎腿的老船工名叫赵挨成，他说他就是个走西口的“主”。六十多年前，十几岁的他曾在包头伺候过开粮店的河曲老乡。“在店里做小伙计，提茶壶，倒夜壶，一天耍着五个壶。”74岁的赵挨成说：“就是从这个渡口到内蒙古，那时是大木船，每天从这里发一船，一趟走四五十人。都是出去找活计的男人。”
　　河曲的西口古渡曾经是清廷批准汉蒙两族人民往来的通道之一。当年，一批又一批山西特别是晋北农民为生活所追，从这里渡过黄河，经对岸今准格尔旗的马栅进入内蒙古腹地，在包头、后套、大青山、前山后山一带揽长工打短工。
　　其实，对于河曲来说，“走西口”并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许多穷苦百姓走西口闯出了活路，河曲的商业贸易也迅猛发展。根据《河曲县志》，自光绪十六年民众开始走西口到民国初，河曲商业逐渐繁盛，当时河曲县城店铺林立，买卖之声不绝于耳。从河曲旧志记载的“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中，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杀虎口：一道厚重的风景
　　
　　三三两两的老人在低低的门檐下闲坐，几只鸡在古戏台前的柴草堆上翻腾，一辆驴车从历尽沧桑的城门洞钻出来，一个放羊汉吆喝着准备到堡外放牧……当我们来到蒙晋交界的右玉杀虎口时，在关口之南的杀虎堡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悠然平和的情景。“走西口”的“西口”指的就是杀虎口，不仅仅是一道关口，无论从哪一面看，它都是一道厚重的风景。
　　汉伐匈奴，唐讨突厥，宋防契丹由于独特的战略地位，杀虎口总是处于战争最前沿。从春秋战国的“参合径”，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宋时的“哑狼关”，数千年的纷争与干戈变幻出的不同地名，折射出朝代轮替中的世道兴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随着个叫“杀胡堡”的军事设施的建成，此处的肃杀之气更盛，“杀胡口”这个名字从此广为人知。直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西征凯旋后将“杀胡口”更名为“杀虎口”，杀伐之气才逐渐被安宁与祥和替代。而这次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名，距那次杀气腾腾的命名，整整间隔了152年。
　　连接杀虎关口和杀虎堡的，是一条叫“敞石坡”的古道和一座叫“通顺桥”的石桥。之所以叫“通顺桥”，是因为有“走出西口，通通顺顺”之意。当年所有走西口者，都要从桥上过——多少人到此，总是踌躇不前从此过关，就身在异乡了啊!但最后还是狠狠跺一脚，洒泪而别。当地人都说，小石桥上的深深印痕，就是走西口人跺脚时留下的。
　　
　　
　　乌兰巴托：博格多山上的雪
　　
　　清澈的图拉河从乌兰巴托城南的博格多山脚下缓缓流过，从宾馆房间的窗户望去，博格多山上的积雪星星点点。
　　作为一个向中国游客开放的国家，蒙古国既亲切又陌生。和这种矛盾的感觉一样，它的首都乌兰巴托，也是一个诸味混杂的城市—— 它是传统的这里有着草原城市独有的宁静优游的气息，人们大都在10点左右出门：视线可及的山上白蓝两色的蒙古包冒着炊烟，街头不时有穿着厚厚的蒙古袍和蒙古靴的市民走过……
　　它是现代的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欧化生活的痕迹随处可见，西餐厅遍地，电视里MTV画面开放而大胆；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上过大学，出国留学是家常便饭……
　　这是蒙古草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又是一座新兴的年轻城市。它有着成吉思汗的骄傲，地跨欧亚的自负，第三世界国家的苦恼，在地缘政治的版图上闪转腾挪的焦灼……
　　积雪掩映中，绘制在博格多山山体上的一幅巨大的成吉思汗画像，日夜俯瞰着乌兰巴托。每到傍晚，山顶上积聚着的翻滚的浓云随风激荡，那气势一如他所开创的时代。
　　但他开创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回头了。
　　我们决定重点到蒙古国民族历史博物馆寻访。博物馆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一座朴素庄重的长方形建筑，与著名的苏赫巴托广场，议会大厦仅隔一条马路。与国内的布展方式类似，展览从史前时期开始，到近代结束。我们注意到，在四层楼的各个展厅内，有中国印记的文物并不多。到三层的东展厅，才看到一枚唐开元通宝，之后又见到些翡翠嘴的旱烟杆，鼻烟壶之类。其中旱烟杆和蒙古族的腰刀火镰并列放着，对比之下令人玩味。蒙古民族服装的专题展览中，诸多衣服上绣喜字的带子，“寿字不断头”图案等，一望便知是中原服饰风格。
　　“这里有汉字印章!”一声轻喊打破博物馆的静谧。闻声过去，发现三楼西展厅西北角的一个展台里，七方印章一字排开。一阵惊喜涌来：凭直觉，这一定是当年晋商在乌兰巴托经商时的遗存!特别是“大珍玉”的名称，似曾相识难道这枚外表普通的木章，是著名的榆次常家“玉字连号”商号曾经使用过的?展台左侧，是一块石碑样的东西。定睛一看，先前的惊喜变成了狂喜居然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凯旋前的亲笔勒铭!
　　可以说，漠北旅蒙商的起源和一些知名晋商的发达，得益于康熙皇帝的这次亲征以及随后他允许汉人入蒙的开明政策。旅蒙商在库伦经商，正是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仅12家，均为晋商。到民国十二年时，仅设在库伦东营子的“西帮”大商号，就达到333家，且多为大宗批发，所运货物以茶烟酒为主。这块刻石与可能是晋商辉煌时期的商号使用的印章比肩而邻，还有什么安排比这更巧妙、更意味深长呢?
　　如今，榆次车辋村尚留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常家庄园。但常家后人是否知道，在数千里之外的蒙古国，有一枚“大珍玉”的印章静静躺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