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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最早的“百家姓”——西汉《急就篇》

时间:2013-05-02 19:07来源:春秋 作者:佚名 点击:
中国现存最早的“百家姓”——西汉《急就篇》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篇宋朝人编的《百家姓》,许多人耳熟能详,恐怕是所有蒙学著作中知名度最高的一篇了。然而你是否听说过早在西汉时,一部叫做《急就篇》的著作中就收录了目前中国现存的时代最早的百家姓呢?许多书法爱好者或许听说过这部著作,因为现存于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的一块明代石刻,上面以一行章草夹一行楷书的方式镌刻着一部名为《急就章》的书帖,其中的章草据说是三国时代吴国的“书圣”皇象流传下来的手迹,系明人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的颍昌刻本摹刻而成(原石于杨政摹刻时已缺670余字,缺损达《急就章》原文的三分之一),是书法史上的名篇,被誉为章草书体的典范之作。其实这《急就章》就是《急就篇》的别名。至于书法界之外,知道《急就篇》这么一部著作的人可就大大减少,而读过它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一)
 
《急就篇》或《急就章》,都是西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所作的《急就》之别名,它最初出现在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的书目中时,写作“《急就》一篇”,可见其本名就是《急就》,这是取其篇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的“急就”二字作为篇名,这本是先秦两汉时著文命名的常用方式;或其书原本无名,而班氏纂《艺文》时取其篇首“急就”二字以名之。而“急就”之后又加“篇”或“章”,则是晚至魏晋时的事了。按秦汉时称较短的著作,习惯上称“篇”,而断篇内分析出的某一部分为某“章”,故皇象所书《急就章》或是只截取了《急就》中的若干章而非全篇,故称为《急就》之“章”。《急就篇》的全书共32章(或加上东汉人补著的2章,共计34章),而皇象的写本传世的只有31章,缺1章或3章,不论其缺失是出于什么原因,都的确不能算作是全篇。而将全书贯以《急就章》之名,则是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的(《魏书?崔浩传》曰:“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则《急就篇》以《急就章》异名之,时代更早在北魏之初)。《急就篇》自称为“与众异”(与众不同)的“急就奇觚”,关于“觚”,颜师古《急就篇注》对“觚”是这样解释的:“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属也。孔子叹觚即此之谓。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根据现代在西北地区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材料来看,汉代的习字作品,就有书于觚上的,如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遗址中就出土过一枚西汉昭帝时期的七面觚,前半部分抄录了一份据说是汉武帝留下来的遗诏的残本,后半部分则是一篇习字作品。无论其形状还是用途,都与颜说甚合。《急就篇》问世时,很可能就是抄写于这样的棱觚之上流传的。
 
关于篇题“急就”二字的含义,宋人晁公武以为是“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然“急”者,“速”也,“就”者“达”也,因此“急就”二字其实应训为“速成”的意思,《急就篇》就是史游为当时蒙童习字而编的一部速成的识字读物,《急就篇》中罗列的名目繁多的大量生字,就是其识字功能的最好注脚。
 
关于《急就篇》的章幅,现存的本子全文共计34章、2144字;其中从“齐国给献素缯帛,飞龙凤皇相追逐”开始的最后2章、128字确信是东汉人补进的,史游所作的原文应只有32章、2016字。多出的这两章(各以章首二字名之,为“齐国”、“山阳”两章),不但文意为讲述汉代郡国区划名称的内容,与32章末“长乐无极老复丁”的结语毫无衔接之意,且“齐国”章中有“河南洛阳人蕃息”之句,却只字未提西京长安。又有“真定常山至高邑”一句,真定县所属的常山郡,原名恒山郡,西汉初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恒”为“常”,而“高邑”就是汉光武帝刘秀登基重建汉室的鄗城,公元25年刘秀即位于鄗城以南的千秋亭五成陌,故将鄗城升格为“高邑”。由是可知这两章是后汉人窜补无疑。
 
另外,在现代的考古发掘中,西安南郊的汉宣帝杜陵地面建筑遗址曾出土过印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字样的西汉瓦当,与“长乐无极老复丁”的意思及用语风格均相近,时代也稍早于史游的时代,可知此句是西汉人的用语无疑。
 
《急就篇》的作者,《汉书?艺文志》列于“小学”项下的书目中有“《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可知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是该书的作者。黄门令是黄门侍郎之长,隶属于少府。西汉时诸郎官给事于黄门(未央宫的宫门,因门涂成黄色,故曰“黄门”)者,称“黄门郎”或“黄门侍郎”,设黄门令一人总其责,黄门令以下尚有黄门丞。西汉时的黄门郎和黄门令多为士人,东汉时始专以宦寺阉人充任,称“给事黄门侍郎”。然而史游其人只留名姓著作,其事迹已不可考,他编纂《急就篇》的缘起今人已无从知晓,或与李斯、赵高、胡毋敬作《苍颉》一样是受命为之。
 
《急就篇》的撰著原因,正如史游在篇首所指出的那样,其意在于“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乃是有感于名物纷繁难学,遂用心齐整,分类罗举,使之不“杂厕”(夹杂),以达到“用日约少”的速成目的,并勉励学习者“勉力务之必有喜”,这当是史游为自己这本小书打的广告吧。
 
《急就篇》的流传,自成书以来即从前代或同时代的其它字书中脱颖而出,一支独秀而至宋代,达千余年之久,在中国蒙学史上影响深远,许多后出的蒙学著作,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韵文形式的蒙书在成篇的写法上无不深受《急就篇》的影响。它还被推认为是“解散隶书”的章草之祖篇,是由汉隶八分体书式向章草演变的开山之作,因此历来受到书家的重视,汉魏六朝时的大书法家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人无不曾书过《急就》,北魏初年的名臣崔浩善于书法,动辄书《急就章》以应人之所请,可见这部蒙书在当时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之高,以达到人人耳熟能详的地步。《急就篇》流行的盛况,唐代颜师古说已到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逓相承禀,犹竞习之”的地步(颜师古《急就篇注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亦曾在其《日知录》里总结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到了宋代,由于宋儒弃汉学而发心性议论,汉儒穷四百年之力为群经所作的注解皆被斥为妄谬之议,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至尊地位,象《急就篇》这样的小学著作遭到非议亦在所难免,再加上它所依托的产生于秦汉时代的文化背景的渐行渐远,以至于《急就》中许多在秦汉时被视为常识的名物典章渐渐为宋人所不知,它已成为与时代脱节的古奥之作,这才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让位于《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更切合于宋代社会实况的新蒙学著作。幸运的是,它存活到了雕版印刷术得到大量应用的宋代,因此大规模的印刷使得这部珍贵的字书活化石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至今。
 
对《急就篇》的整理校注工作,由于该书日常习用的性质,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有唐代颜师古所作的校注和宋代王应麟的补注。颜师古家学渊源,犹好汉代典故,又精训诂名物,穷毕生之力为《汉书》校释集注,颜注已取代诸家旧注,成而《汉书》校注的定鼎之作,而象《急就篇》这样为蒙童习字所著的“小书”也能吸引他的注意,象对待《汉书》一样的精心为其校释作注,可见颜氏眼光之独到——盖以往诸学之于《急就》,多仅以书法美学上的艺术价值来考量,而往往忽略其学术意义上的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之作注训音义者仅寥寥数家而已。事实上,由于汉代距今已逾两千余年,典籍湮没,制度罔闻,而《急就》所言,正汉人日常所常见的人事名物,又内容广大,无所不包,实为一部用两千余字写成的汉代袖珍百科全书,其对于快速了解汉代社会的风貌,特别是西汉中晚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弥足珍贵的重大意义,这是专述庙堂的国家正史所无法全面提供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历史学系秦汉史专业的初学生,实在是应将《急就篇》作为自己入学的第一门启蒙基础课,通过学习《急就》来速成了解汉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我们现代人对于汉代社会原生态的陌生程度,其实恐怕也仅与汉代的蒙童相当,因此以《急就》来启蒙,正合其宜。颜师古之所以会下这么大功夫来精心为《急就篇》作注,其思路恐怕亦正缘于此。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的初唐时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发明(诞生于隋代),但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书籍的流传仍然普遍依靠手书传抄。《急就篇》篇幅不长,便于传抄,加之又是蒙童字书,文化程度不太高的社会下层人民也多能读通,也必须依靠读它来习字,因此流传远比乏人问津的经典大著广远,再加上它是以章草书成,由于历朝典章各异,名物不同,抄写人或未解字意,仅依其潦草的字形而摹写,因此一来,这部既便于流行、又确实很流行的小书,在其传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舛误尤多,其误文产生的比率,更远甚于一些大部头的古代经典,这是不难想象的。据管振邦先生在其《颜注急就篇译释》前言中所说:“《明拓急就章》(注:指上文所说的明代杨政所拓宋人叶梦得的东吴皇象书《急就章》颍昌刻本)中,叶梦得的正书释文(注:指叶梦得在皇象所书章草字体的左行与原草字一一对应所书的楷书释文。正书即真书,就是楷书)共1343个字,在《中华字海》、《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中未能查找到的有130多个,约占释文总数的10%。……笔者认为,这些字,作为正书,大多是未被历代文字学家们认可的俗字、讹字。”、“所谓俗字,旧时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所谓讹字,就是误字、错别字”。叶梦得的本子到了杨政手里,释写为正字时出现的俗字、讹字比率竟高达10%,显然是由于明人杨政不习汉代典章,对一些名物的正确名称及其所对应的古字不能正确理解,因而只能依字体的形状象形摹写,又因章草本身的潦草,常有缺笔、省笔的习惯,由此产生了许多讹误。由上述这个例子,也可以一窥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的难度,甚至远高于煌篇巨著的《汉书》一百卷。
 
《急就篇》产生的年代距初唐已近七百年,它当初产生时必有隶书体的正式抄本流通,这是作为识字书籍所必须的。然而由于是不受学者重视的小学蒙书,再加上长期以来仅作为书法作品流传,辗转相因到颜师古的时代,其本来面目已模糊不清,错漏百出。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序》中总结说是“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阙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他为《急就篇》校释的思路,是训诂名物典章,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恢复《急就篇》的本来面目,这样就大致能改正《急就篇》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三写之差”(注:“三写之差”,指多次转抄而造成的讹误)。这是一种抛却字形摹写的校订方法而带来根本性的正确的解决方法。颜师古依自身所长的汉代典章制度,以“事非稽考,不妄谈说,必则古昔,信而有徵”为校注的原则和宗旨,对照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的《急就篇》传世写本,逐字逐句比较各家书本对于原文中同一个字的书写差异,以训诂校其本义和对应的古字,精心进行考校订正,并为之作音义的注解。宋代为颜注《急就篇》作补注的王应麟曾高度评价“《颜注》补其遗阙,择众本之善,订三写之差,以经史诸子探其原,以《尔雅》、《方言》、《本草》辩其物,以《诗》、《传》、《楚辞》叶声韵……”。从王应麟所举的颜氏为注《急就》所参考的一些古籍书目来看,《尔雅》为现存最早的古代字典,成书于周代,《方言》是扬雄所作,亦为字书之类,颜氏用之考校《急就》中所用的古字,可谓运用得当,此外还可以参考的尚有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举《本草》,当用于辩识《急就》名物部分列举的药物、动植物、矿物之名;以《诗》、《传》(或是指《尚书大传》,或是指晋代杜预为《左传》所作的集解)、《楚辞》校订《急就》中的汉代音韵,是因为汉儒在这三部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正音的注文(当然颜氏参考的当远不止此三书),可用于考校《急就》之训音用韵情况。《急就》中的一些韵脚,用唐朝的读音去读已经不押韵了,颜氏常在其傍注以“古韵如此”、“古韵疏也”(古代的韵脚较疏,即古代的用韵不太严格),可见其谨严如此。颜注问世以后,如同《汉书》的颜注一样广受好评,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采颜注(颜师古注、王应麟补注)的《急就篇》为选本,评价其“盖以其考证精审,较他家为可据”。颜注之后,又有宋代王应麟在颜注基础上所作的补注,并将颜注的一卷整理为四卷的本子。颜注本只有前三十二章,盖舍弃后汉人所窜之文而不用。王应麟则正确指出传世多出的齐国、山阳二章乃后汉人的窜文,见解精当,《四库全书》评价“其注亦考证典核,足补师古之阙”。可以说是颜注之后最有见的的注解。
 
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急就篇》,采用的就是颜师古作注、王应麟补注、钱保塘补音的这个版本,因为它可以说是现存的最权威的注本。或许是因为王应麟曾为《急就篇》作注的缘故,后人附会说他是《百家姓》的作者,其实王氏自己曾仿《急就篇》罗列姓名的部分写过一篇《姓氏急就篇》,可惜后来没有流传。除了颜王的这个校注本,在颜师古之前尚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为《急就篇》所作的注,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现仅存颜师古的注本一卷,宋代时被王应麟厘定为四卷本,这就是后世所谓的颜王注本。宋代的注本中除了颜王注本以外,尚有黄庭坚、李焘、朱熹(朱子越中本)等人的几个本子,文字与颜王本略有差异,但影响远不如颜王注本。
 
(二)
 
中国古代经学,素有小学、大学之分,各有侧重。小学或称汉学,以训诂音义、考辨名物典故为旨,兴起于两汉,中衰于中晚唐,而复起于清中叶乾嘉学术之“新汉学”(清儒自以为是旧时汉学之复兴,按清儒考校名物史实重于汉儒之训音义,故清时汉学实应称为“清学”)。大学或称宋学,以阐发圣王先贤的“大义”(义理)为宗,自中晚唐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时兴起,而极盛于两宋,经南宋演变至明朝,渐有程(二程,程灏和程颐)朱(熹)一派“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心学”两套路数,至明灭而遽衰。按今之术语,大抵可称小学为训诂考据之学,或称“实学”(务实之学);而将大学称为心性形而上之学,或称“虚学”(以今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竹书《性自命出》篇观之,则儒家心性学说之发轫更远在战国思孟学派之时,惜其言论俱毁于秦火,佚千余年而有宋儒出耳)。自明朝灭亡后,遗民之属痛感脱离经典大谈天理心性的宋儒明儒之空谈误国,而重拾汉初诸儒读经史、鉴教训的老路,研史之风少兴,王船山(夫之)《宋论》、《通鉴》;顾亭林(炎武)《日知》;黄梨洲(宗羲)《明夷》为始作俑者。自乾嘉以来,因清廷钳制学术,文人动辄得咎,故噤若寒蝉,不敢议论国是,且秉持国初船山之流研史遗风,学者遂专顾于故纸堆,而清学渐兴焉。是时学者倍出,于考校史事,校定前人缪误处,多有所成,亦是一时佳话。道咸同光间,屡遭外夷入寇之变,汉学又渐衰,而西学日兴。甲午败后,举国震动,康有为举“新经学”之名,行商君、王荆公之事,变法更化,亦属强说新辞,托名复古是假,以儒学夹带私货为实,其穿凿附会之处实不值一哂。至清亡后,经史之学渐用西法,而汉学之衰颓一至于今。两汉经学以训诂解经的目的,本是耽于秦火,先秦诸子之言俱灭,至汉初时典章散佚,多已不可考校,故而欲通先贤之言,然后可效而臻于大治。故而依汉儒的思路,欲通先贤之“大义”,必先知其“微言”,通晓经典的本来意义。可见汉儒解经的目的,本是出于事功的务实目的。至于其后强说广注,以至于秦延君解说《尚书》首篇《尧典》,篇目“尧典”二字竟用十万言,篇首“曰若稽古”四字又用三万言,解说日繁;至安帝时“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后汉书?儒林传?序》),固因其时政局紊乱,县官薄艺而人心惶惶,不安其业之故,而解经繁琐,博士无所依恃亦是重要原因,而此亦早失汉初解经之本意矣。秦汉时的小学,一方面注重对经典本身的整理校定,另一方面也注重对百姓,尤其是对幼童和文化素质较低之底层民众的教化,故蒙学字书时有所出。据考者仅《汉书?艺文志》籍载在东汉以前的就有十家、四十五篇:
 
⑴、《史籀》十五篇。托名西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之《史籀》十五篇,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字书,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亡佚六篇,今已全佚。据前代学者考证,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或是仿《史籀》的体例纂写的。
 
⑵、《八体六技》。仅存书名。著述者和内容、篇幅均不详。从其篇名考之,或为论述书艺的理论著作。“八体”是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六技”则是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此书今已佚。
 
⑶、《苍颉》一篇。《苍颉》最初为三篇,秦朝推行小篆书时,取《史籀》诸字,将其大篆书体省改为小篆,分别由丞相李斯作《苍颉》(亦写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作为蒙童的识字教材。汉初时闾里书师合上述三篇为一篇,将原书的二十章以六十字为一章重新断为五十五章,又改秦书的小篆为汉之隶书,改定后的书统称为《苍颉》篇,又称为《三苍》。魏晋时根据需要,又分别取西汉扬雄(或东汉杜林)为《苍颉》所作的《训纂》、东汉贾鲂所作的《滂喜》两篇,与《苍颉》合称《三苍》,或者与原《苍颉》里的三篇一起合称为《五苍》。可惜这部书后来也失传了,仅有部分文字保存在各地出土的汉简中。目前存字最多者为阜阳汉简,计有残简124枚,现存541字,无书题,内容涵盖《苍颉》、《爰历》、《博学》三篇的各一部分内容,其中有36简为四字成句,有韵可寻。阜阳出土的这部《苍颉》残损严重,现存的文字经考定后,成句或不成句的已不足200句,尚不及汉代《苍颉》篇全书825句的四分之一。但难得的是,阜阳《苍颉》的简文中为秦始皇嬴政避了讳,应该是保留了秦代《苍颉》三篇的部分原貌。《苍颉》的三篇是相互递进的关系,显然是秦代推行“以吏为师”文化政策的实践产物。秦朝以法律取吏士,故欲习法律者,大抵先学《苍颉》,识字明物,打好必要的初级基础,然后才学《爰历》,认识律令格式。按《爰历》的篇名,“爰”为“爰书”,是秦汉时代讼狱文书的专称,江陵一带出土的西汉律法类简牍中,就有自书名为“爰书”者,其内容都是一些关于断狱辞讼方面的文字,可见“爰书”是这一类讼辞文书的专有名称;“历”是历书,或即出土秦汉简牍中常见的日书一类占时择日的实用书籍,是当时人们经常用到的工具书。通《爰历》后才学《博学》篇,以通达高级的律学知识和技艺。可见秦代《苍颉》的三篇,本是各自独立的篇章,分别针对的是不同文化层次水平的读者,令其各取所需,以达到速成培养明习律令的干练官吏的目的。《苍颉》三篇这种“循序渐进”的编纂思路,也深深影响了《急就篇》的撰述,故而《急就》的篇幅内容,也是先言姓名,次及方物,最后讲文理法律,与《苍颉》三篇的讲解思路可谓一脉相承。
 
⑷、《凡将》一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收字无重复者。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说,《急就》、《元尚》所选的都是《苍颉》中的正字,惟《凡将》一篇反比《苍颉》颇多出一些字。颜师古说《急就》是史游景慕《凡将》而作,则史游作《急就》可能是为补《凡将》之不足。《凡将》亡佚于宋朝。
 
⑸、《急就》一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全书共收2016字,以63字断为一章,凡32章。今本共存34章,2144字。经考证,其最后的两章128字为东汉人所补,史游所纂者实为32章,2016字。
 
⑹、《元尚》一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今已佚。
 
⑺、《训纂》一篇。西汉末扬雄作。另《汉书?艺文志》于《训纂》之外又列有“扬雄《苍颉训纂》一篇”,疑其就是上文所说的《训纂》。因班氏在这批小学书目之后言“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艺文志》所列的扬雄的小学书目,除上述二者外,还有《别字》,若上述二书实为同一部著述,则《训纂》、《别字》恰为二篇,否则《训纂》、《苍颉训纂》与《别字》并列,入选的就有三篇而不是两篇了。王先谦以为《苍颉训纂》或是合《苍颉》、《训纂》于一体的原文点校本,因秦汉时的注本多另刊行,不与原本合刊。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平帝元始年间曾征召天下精通小学的学者数以百计,各令其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用者作《训纂》,以作为《苍颉》的增补,又去掉《苍颉》中重复的字,这样得到八十九章。但扬雄所作可能较少涉及具载六艺经术的儒家经典,因此班固甚不满意,又续作十三章,凑成一百零二章,这样“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也没有重复的字。扬、班所作《训纂》,今已佚。
 
⑻、《别字》十三篇。《艺文志》未载著述人,但后世多数学者认为其为扬雄所作,清人钱大昕更直指《别字》其实就是扬雄那部现已佚失的方言学名著《方言》。《方言》一书的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比较学的完整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称《方言》,或称《别字》,不过都是对其原名的省称而已。原书今已佚。
 
⑼、《苍颉传》一篇。此书系对于《苍颉》的解释性著作,性质与解释《尚书》的《尚书大传》类似。此书仅存篇名,著述人和内容、篇幅都不详,有人猜测亦是扬雄的作品,今已佚,仅有清代以来的多种辑本传世。
 
⑽、《苍颉训纂》、《苍颉故》各一篇,东汉杜林撰。由于《苍颉》多古字,庸师传授时多有谬误,极易误人子弟,故宣帝时从齐国征召可以正音的儒生,令张敞从而习之,后来传给其外孙的儿子杜林,杜林便为之作训故(“训故”即“训诂”,“故”通“诂”),与《苍颉》并行。杜林是东汉初年的经学名家,建武年间官至大司空,精通训诂,尤擅《古文尚书》,被时人誉为通儒,后世更尊其为“小学之宗”。《苍颉训纂》、《苍颉故》与扬雄之作性质相同,都是训诂音义之作。二书今皆已佚。
 
以上诸书中,只有《急就》的全本流传下来,其余各书除《苍颉》尚有部分残简出土外,余皆亡佚不传,仅个别著作尚有清代以来辑录的残章散句遗世。
 
(三)
 
《急就篇》是中国古代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部“继往开来”的蒙书,既上承《史籀》、《苍颉》、《凡将》之流韵,又开宋代蒙书的体例之先。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但令之前的许多同类著作无法望其项背,便是在其后诞生的诸多蒙书,恐亦难脱其窠臼。
 
先说其“继往”的一面,可以略为揭示《急就》取代其同时代的同类作品而广泛流行的原因。《急就篇》虽然成书于西汉晚期,但其产生之初的几十年内却并无多大的影响,不过是众多字书中相当普通的一种,一直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它还仍然平平无奇。它的流行大抵是从东汉中后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而逐渐走红的,但至汉末时便已从众书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习诵的蒙学名篇,此从皇象、钟繇、卫夫人等汉魏之交的大书法家都曾书写过《急就章》这篇短小精干的韵文即可推知。顾炎武说童子皆读《急就》是“汉魏以后”的事情,这是大抵不错的。《急就》之前,在社会上最流行的蒙书是经过汉代民间经师合并整理、重新断章过的《苍颉》三篇。虽然其在东汉中后期的传习情况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西汉的二百年间以及东汉的前期,它是最盛行的主流字书,这从《凡将》、《急就》、《元尚》都从其中取正字,且班氏《艺文志》在品评三书的取字优劣时仍以《苍颉》作为判定的标准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直到两汉之交,尚有扬雄、杜林这些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肯不厌其烦地为它训诂作注,可见当时它是多么受重视,民间传习者一定很多,因此才会受到扬雄、杜林这些重量级学者的重视,以至于为因应《苍颉》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谬误而编次较为权威的注本。扬雄所作的《苍颉训纂》到章帝、和帝时尚有班固为之作续补,此时距东汉建国已逾一甲子;杜林不但有《训纂》,还另编了一部《苍颉故》,可见当时传习、研究《苍颉》之风在小学界的兴盛。但魏晋以后《苍颉》日衰,想必此时已为《急就》所全面取代。因为晋人重新编定的《五苍》中,所选的两个注本《训纂》、《滂喜》的作者分别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和帝间的贾鲂,都是汉人,想必此后的《苍颉》学术并无什么突出的成果,故只得仍然依托汉人的旧说,这时的《苍颉》或许仍在流行,但已无什么生命力可言了。在《急就》之前,尚有司马相如所作的《凡将》,除了《苍颉》以外,它是对《急就》影响最深的前代作品。《艺文志》说它取字无重复,而旧说《急就》亦无复字(其实是有重复字的,但不多),故《急就》不取复字的这一特点恐怕就是师法《凡将》而来,更何况颜师古曾说《急就》就是史游景慕《凡将》而作。《凡将》始终未能达到《急就》那样的流行程度,终于在宋朝散佚了。《凡将》之失,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太“雅”——因为司马相如的文章实在写得太好,颜师古评价《凡将》是“俾效书写,多所载述,务适时要”,因此可能是由于对书面用语理解方面的困难(如多用生僻的古字,以及只有经籍中才载有、而离实际生活相当遥远的古代典故等等)妨碍了其在识字率普遍较低的社会中下层的传播,倒是象颜师古所说的《急就》这样“文非清靡,义阙经纶”(颜师古《急就篇注序》)的“俗品”反而更适合于作为识字的基础教材;《凡将》的另一缺陷,在于它选字时没有完全参照当时广受重视的《苍颉》的标准,比《苍颉》的正字颇多出一些字来(估计是《苍颉》所不载的古文中的生僻字。这类雅用古字的情况可以参照班固编著《汉书》来类比。《汉书》问世时即因其多用古字古义而不易通读,马融尚需受学于班昭。《凡将》的情况可能也大抵如此),这难免影响了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对它的传播造成一定的消极负面影响。
 
《急就》之后,还有成帝时李长所作的《元尚》,但也没有十分流行,可能也存在着或此或彼的缺陷。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急就》之所以能成为汉代蒙书中的后起之秀,是与其能广采众家之长而能舍其短处的特点分不开的。《急就》的取长补短表现在如下地方:
 
在体例上,《急就》继承了《苍颉》三篇的先易后难、层次递进的撰述思路,先从最简易的姓名说起,次而及于复杂纷繁的名物,最后讲述较为抽象的文理法律,这与《苍颉》、《爰历》、《博学》的递进关系是一一对应的。整个《急就》讲述纷杂繁多的名姓、物类、典章而条理通顺,层次分明,杂而不乱,通俗易读。另外,它按照将名物分类列举的方式来进行讲述,易于读者理解文意,也有效加强了其可读性。
 
在写作方法上,《急就》继承了《凡将》不取复字、以韵编次而富于节奏,便于记诵的优点,而在取材上则注意结合当时社会上较流行的作为识字教材的标准《苍颉》,非《苍颉》中的正字不取,非常用的典故不用,因而避免了《凡将》那样多用古典、生字而难以流行的缺点,在力求“通俗”上很见功夫,所以后世不乏有讥笑《急就》粗鄙无文者。但《急就》面对的对象不是那些饱学之士,而是迫切需要快速掌握基本常识的社会中下层人民,只有通俗,才能达到“急就”的目的。《魏书?崔浩传》云:“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从北魏太宗明元帝甫一继位即指定崔浩作注解的这份书目来看,八部书中的七部都是世人熟知的儒家经典,唯《急就》是蒙童字书,竟得以与儒经并列,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然而个中原因,亦无非是《急就》是当时最易见成效的速成字书,刚刚建国的北魏朝廷也迫切希望通过掌握它来初步了解陌生的中原社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个例子已足以充分说明《急就》的文献价值。
 
再说其“开来”的一面。《急就》全篇,大致具有如下一些较鲜明的特点:
 
⑴、类聚分明,不杂厕居。
 
《急就》从内容上划分,除去篇首篇尾的文字,其主体部分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彼此之间段落分明。“宋延年”至“遗失馀”的四百余字为罗列名姓部分;其后以“姓名讫,请言物”作过渡,自“锦绣缦【纟毛】离云爵”至“哭泣祭醊坟墓冢”的一千一百余字讲述服器百物;其后以“诸物尽讫五官出”过渡,自“宦学讽诗孝经论”至“依溷污染贪者辱”的四百四十余字始讲文学法理。各段之间过渡极自然。不但在大类上分部整齐,在大类内部亦划为各个小类,同一小类的名物文理放在一起讲述,便于集中学习,层次分明。这一特点在服器名物、文学法理两大类内容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急就》所讲述的内容相当庞杂,几乎无所不包,就涵盖的范围广度而言,它之后最著名的三部蒙学著作“三百千”(指诞生于宋朝的《三字经》、《百家姓》和诞生于南北朝的《千字文》)亦有所不及,只是较侧重于某一方面而已,远没有达到《急就》那样包罗万象的高度。事实上,正由于《急就》所含内容的异常庞大,加上其典型的描摹秦汉习俗的特征,至宋代时便已变得过于艰深难学,而最终为“三百千”这些后起之秀所取代。而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正是“分部类居”的归纳方法有效地降低了《急就》的识学难度,使之从同类的字书蒙书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了一千余年。《急就》诞生后,除了深受其影响而创作的“三百千”这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蒙书外,亦不乏直接仿《急就》而作的篇章,亦冠以“急就”之名。如宋代欧阳修曾编纂《州名急就章》一卷,取州名连缀成文,无一字苟且,见于其《居士集外集》,后来收入后人所辑的《欧阳文忠公集》;宋代王应麟作《姓氏急就篇》,以记录姓氏为主,兼胪列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贯通。又于每姓氏之下分注姓氏源流,正朔本源;明代王祎亦撰《急就章》三篇,取禹贡、诗、周官、山川、草木、鸟兽、六官之名别之聚类。此外尚有六朝时陆暐仿《急就篇》所拟的《悟蒙章》。可惜这些书的影响,始终不及史游的《急就篇》本文。
 
⑵、全篇用韵,富于节奏,句式齐整。
 
《急就》全篇用韵,篇首的引言和篇末的结语(包括其后后汉人补入的两章)亦莫能外,全文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其中用得最多的两个韵脚,一是“昂”韵,一是“乌”韵。另外一个特点是句式齐整。全篇以七言句为主,集中于服器百物、文学法理两部分,杂以三言(集中于名姓部分)、四言(集中于篇末结语),句式整齐而有富于变化,全书编排严谨而不呆板。据现代的幼儿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蒙童至出生后第三年时,已经可以发展无意性认知,对于声音的感官方面较易接受声调和韵律,对于字词的意义的认知则还远未开发。故而此阶段的幼儿,较易接受富有韵律、有节奏、较整齐的韵文。《急就》或许不是最早用韵的蒙书,但通篇用韵无疑加速了其识字率(从读字方面而言,即从听觉上积累各个字的读音的知识),其比同时代的其它蒙书流行的原因之一或即在此。其后的“三百千”亦用韵文写成,可说是深受《急就篇》的影响。
 
⑶、多取常用之字,少生僻字,少重复字。
 
《急就》所选之字,绝大多数是《苍颉》中出现的正字,仅多出少数《苍颉》所不载的生僻字。在传习《苍颉》成风的西汉元帝时代,都是为汉人所熟知的常见事物之名,没有超出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故而其书简易便行,容易流传开来。据有的学者估计,目前只存有部分内容的《苍颉》的全本可能有三千多个正字,而《急就》去掉其重复的字,有效的生字一千八百多个,故《急就》比《苍颉》易学。也有学者曾统计,自宋代以后最流行的三部蒙书《三字经》(1122字)、《百家姓》(568字)、《千字文》(1000字)都不超过两千个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曾专门有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据说蒙书选字的字数在二千字左右时效果最好,既便于记诵又便于最大限度的集中识字,字数更多了就复杂难学,字数少了又达不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急就》之所以能流行一千余年,与其篇幅适中易于学习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常用之字”、“非生僻字”,乃是相对于秦汉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象秦汉人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名称,到了宋代就变得相当陌生,为普通百姓所不识,故而《急就》到宋代就渐渐让位于新出的“三百千”了。另外,少取复字(重复字)也是《急就》的特色之一。旧说常认为《急就》无复字,不知其始于何时,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中并未提及《急就》有无复字(现在一般认为不指出其无复字,就是表明其有重复字。过去认为《苍颉》亦无复字,但从出土的汉简《苍颉》中也发现了复字),颜师古校注《急就篇》作序时亦未提及复字的问题,至清代纪昀作《四库全书总目》时却已认为“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可知这种讹见迟至清代中叶时已形成。其实《急就》中的复字仔细找还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名姓部分,既有“景君明”,又有“樊爱君”,“君”是复字;既有“左地馀”,又有“遗失馀”,“馀”是复字;篇首有“请道其章”,名姓有“颜文章”,“章”是复字;篇首有“罗列诸物名姓字”,名姓部分述完又有“姓名讫,请言物”,“名”、“姓”俱是复字,又如名姓部分有“冯汉强”,篇末结语又有“汉地广大”,“汉”是复字,这是都是很明显的。只是这些复字在《急就》的煌煌两千言中显得比例并不很高,据王国维在《校松江本急就篇》序言中考证,松江本《急就篇》全书2144字,其中重复字335个,单字1809个。事实上对于面向蒙童的字书而言,复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味追求绝对的无复字,可能就不可避免地要用到生僻的古字而影响其可读性。
 
关于《急就》无复字的说法广为传播,并深深影响了其后蒙书的创作。其中流传最广的,要算是野史笔记中关于梁朝周兴嗣著《千字文》而一夜白头的故事了。千字文在南朝以前即已有之,据说三国时钟繇曾书千字文,可惜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被雨水淋坏;其后王羲之亦曾书之,但文理和音韵都不算出色,现在流传下来的是南朝时梁人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周兴嗣著《千字文》的经过在《梁书》中记载极简,仅以一句“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而一笔带过,但到了唐人李倬的笔记《尚书故实》中就有了绘声绘色的具体描写。据说梁武帝为了教习诸王书法,命大臣殷铁石模次王羲之书碣碑石的字迹,从中拓得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个字用纸一张,准备分赐给八王临习。殷铁石拓出的一千个字互不联属,不易学记,武帝便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拓片交给周兴嗣,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受命后连夜苦思,用了整整一晚的时间将这一千个散字编成文意、音韵俱佳的韵文,共得四言骈句250句。结果竟如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须发尽白。这则轶事在唐宋两代流传很广,《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唐宋笔记中都有记载,内容亦与《尚书故实》大同小异。虽然这个传说不一定确有其事,但《千字文》用韵且无复字的特点确实是深受《急就篇》的影响。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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