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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四年，史浩母亲六十岁了。六十大寿，是一件大事，但史浩家里贫穷，没法给母亲过一个体面的生日。然而出于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史浩便到天童街亲友处借来坊钱为母亲祝寿。史浩把母亲生日的礼节安排得十分隆重，自然化了不少的钱，因此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债。到了秋天，因为还不了坊钱的本金利息，遭到拘呼，史浩不得不暂时躲避到绍兴，住在一个姓汤的卖饼婆家里。 绍兴十五年，三、四月间，正是槐树花季的末期。谚语有：“槐花黄，举子忙。”一年一度的省试又快要到来了，想到“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史浩心中便郁郁怅望。卖饼婆得知后，便将自己准备作后事用的钱都给了他，史浩这才得以回到明州，还清了债务，并报名参加省试。 南宋科举实行解试、省试、殿试等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每逢科场年，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逐场淘汰。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史浩乡试早已合格，按正常，州府就会推荐他到礼部参加省试。 宋时报考也有规定，大凡地方郡县的生徒，都必须由长吏挑选。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而志愿报考的学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名，再由县令考选后送州，最后由州通判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省试。 当时尽管科举向士大夫是广泛开放的，但明州府可以推荐的贡生却只限十二名，而要求报考的人又不下百人，所以州府必须经过严格选筛。 南宋科举的“政审”基本条件是：必须身家清白。所谓家清白，就是三代人中没有卖淫的“娼”，没有唱戏的“优”，没有当过差役的“皂隶”。所谓身清白，就是本人没有不孝、不悌、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劣迹。经过“政审”之后，还要求同时参加考试的五个人互相连保，要求请本县的一名廪生出具书面证明，以担保该贡生确系本地籍贯，确系身家清白，并且不是在为父母的守丧之期，这样才允许进入考场。如果事后发现有弄虚作假，违反科举规定的，该贡生即被取消考试资格，保人也要受连坐，也就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的要负连带责任。 史浩呢，因“偶罹横逆拘系”，“政审”没有通过，太守不予推荐。这件事当然急坏了史浩，同时为史浩急的还有他的好友魏杞。魏杞曾为钱端礼属僚，并深得其赏识，而当时钱端礼（钱端礼是钱鏐之后钱忱的儿子，官至吏、户二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钱端礼的孙子钱象祖后由史浩推荐入朝，官至左丞相兼太子太傅。）为明州通判（一州科举也属通判管），魏杞便专门约钱端礼，为史浩说情。钱处和也同情史浩的处境，何况其举债因为孝母，于是恳请太守再作审查，最终才得以就试[2]。 史浩就赴临安参加省试，当时有一个叫汤思退的，以政和令赴词科，他与史浩一齐到达临安，他们彼此相识，还算投机，于是一同到京城闻名的算命先生韩慥处去算一命。当时韩慥刚刚在修葺自己的居所，屋里到处堆满杂物，仅留出一席空地作为算命之用，因此每有个来叫他算命，他都谈与之上一二句便将人打发回去了。然而当汤思退、史浩一来，各自说了出身年月后，韩慥便呼来小女儿，搬来椅子，请他们坐，给他们添茶，细仔询咨，最后拱手说，你们都是今后的宰相[3]。两人面面相觑，都不敢相信韩慥说的话是真的。 礼部省试如期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他们大多是翰林学士或六部尚书。省试在白天进行，改变了唐朝以来夜以继日、燃烛考试的做法。那天，史浩和所有贡生们一样自带水、餐具等，被点名后方可进入考场。考场用草席围隔，并有兵士守卫。贡生们入考场要进行人身搜查，以防作弊。如果搜出书文，不管多少，一律驱逐出场，并且罚两次不准参加考试。史浩和贡生们进试场按号就坐，主考官宣布考场内不准交头接耳，如果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驱赶出场，下次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等规定。 答卷时，如果考生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在试卷上写上“对未审”三个字。改卷时，对回答正确的问题就批一个“通”字，对错答或不答的问题，就批一个“不”字。进士科的考场待遇比其他科好一些，有座位、有茶汤，史浩连考三天，省试合格。 礼部奏名朝廷，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的时候，殿的两厢挂帷帐，设座席，上面写有考生的姓名，在考试前一天，在宫墙外发榜公布入场次序。第二天史浩与考生们依次入场，对号入座……绍兴十五年四月，赐礼部进士刘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史浩、汤思退都名列金榜，史浩登进士前十名，时年三十九岁。 绍兴十六年，史浩被朝廷任命为余姚县尉，接过了同乡同窗绍兴十二年进士魏杞的班。 宋代社会维护治安、巩固基础政权主要的依靠力量是巡检、县尉及其所属的土兵、弓手。其中巡检、县尉是主干，而土兵与弓手则是实际执行者。巡检、县尉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这一做法开始于赵匡胤，他推行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收回兵权的做法之后，便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在基层政权设置县尉。 县尉的主要职责是捕捉盗贼，以保一方平安。所以民间“凡有强窃盗贼生发，劫夺民财，致伤人命，事主不能拒敌，必须报告县尉”。而县尉逐捕盗贼、履行职责则必须依靠弓手来完成。当时各县弓手的员额是由朝廷规定的，朝廷确定员额多少以户口为依据，一般县大都为五十人或六十人不等。政和年后，为了强化境内治安，各县均再增弓手，大县员额达百余人，小县也有六十人左右。余姚是大县，当时有弓手百余人。史浩上任后，最关注的就是这百余名弓手。 “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蹔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