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说南宋的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当时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当时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而当时，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而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为二三十万钱，可能还不到。百姓生活的困窘可以想见。当时，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如果一旦发生战事，人数必须要增加许多。而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皇室一家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财政状况的巨大压力也可以想见。这是后备兵员补充相当困难的原因，身为丞相深知国事，史浩岂能不反对用兵？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是并不罕见的。在强人面前，弱小者并不是任何时候想灭掉这个强人都能做到的。应当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去决定战与和的策略。 史浩分析贸然出兵之利弊，又肯定张浚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他耐心劝说道：既有此忠义之心，就应该观时审，不应该仅仅贪图复仇的虚名，以免给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张浚在理穷辞竭时也只得承认：“丞相之 “善进为能，善退亦为能”，有时候，以退为进也不失为上上之策，然而史浩的意见和努力都没有取得成效。不但张浚听不进去，当时的皇帝孝宗独揽朝纲，自我意识就极度膨胀，也已很难再听取不同意见了。 [1][3]《宋史 史浩传》 [2]《续资治通鉴》 （8）罢归四明故里 在急图恢复的心思驱使下，张浚又奏请孝宗御驾亲征。 史浩知道后，觉得这实在有点太离谱，这么大的事，怎能不作深入思考呢！但他仍不急躁，而是耐心地予以阻止，他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一是如果一旦下诏亲征，那么无故招致敌兵，又如何去应付？二是，如果用巡边犒师的名义，那么去岁曾有过一次，州县供奉很少，朝廷自用缗一千四百万，今年再搞，国库就无以负担了；三是如果是移跸，那么没有行宫，皇上自行，万一遇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 张浚一意孤行，他进位枢密使后，都督江淮兵马，并在建康开设督府，这样北伐就正式提上了日程。 史浩面对这一局势，史浩说“窃一传闻之言,多谓敌兵困于西北，不复顾山东。加以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审如此说，则吊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山东，以牵制关陕，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以解山东之急耶?……山东去敌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1]”因此他主张先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而动。 史浩在朝堂公开坦露自己的主张是：北伐必劳师费财，目前大宋兵弱又缺乏良将，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采取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方才是最稳妥的。并提出了具体方略：就是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而张浚不以为然，认为史浩这种做法是自动向敌人示弱，即使筑城防也应该在淮河上的泗州。 这年三月，金帅纥石烈志宁写信给张浚，要求割让海、泗、唐、邓、商等为大宋收复的州郡，还要求入贡岁币，张浚见信未作思虑，即予厉声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使宋金前线形势一触即发，这样朝廷对和、战问题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四月间，张浚入见孝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战略主张。于是孝宗下诏在朝堂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只有宰执没有上奏章。孝宗有点不理解，就找到史浩并问他说，“为何不见宰执上的奏章？”史浩就上奏说：“先作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论赏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样做恢复可能实现吗？”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又进一步劝告说：“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掉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恩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孝宗没有笃定。 张浚就促使手下李显忠、邵宏渊纷纷上奏请求引兵进取。史浩见状上奏说：“二位将军动不动就来请战，难道督府命令可以不行吗？”张浚再入朝见孝宗，请求即日下诏进驻建康，皇上征求史浩的意见，史浩仍然坚持说不可。退朝后，史浩又用诘问口气对张浚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万无一失时，才可以出，岂可尝试以图侥倖。” 之后，史浩与张浚又在殿堂上进行了反复辨论。张浚说：“中原沦陷已很久了，现在我们如果不取，豪杰一定会争着去收取的。”史浩说：“中原决然是没有什么豪杰的，如果有豪杰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起来亡金呢？”张浚说：“这是因为民间没有什么武器，所以不能自起，等到我军一到，他们一定会积极作内应的。”史浩说：“陈胜、吴广用鉏櫌棘矜亡秦，而他们则一定要等我部队到才起事，这就不是豪杰了。”在上面的辩论里，两人都有些走入极端，张浚强调的是民心可用，良机难得，他看到了希望，却忽略了现实的种种困难，所以他无法理解史浩的稳重：史浩看到的是武备不修，取胜艰难，反对冒险，主张卧薪尝胆，所以他认为张浚心存侥幸。这一场廷辩，反反复复竟达五日之久，最后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2]。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