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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一样进入月湖，史府上下便开始为御寒忙碌起来了。 这一天，史浩走进书房，打开窗户，迎面吹进了一阵北风，让他颇觉冷意，但头脑似乎更清醒了。他刚坐下，准备思考些什么，便有家仆来传报，说周氏产下一子。史浩心思本不在此，因而只是回应了一声，其凝重的脸上没有呈现多少喜悦之色。大概是因为心中挂着国事吧，大概是因为庶出吧，人们都不得知，总之史弥远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史浩过多的关注。相反周氏怀上史弥远之时，正是史浩罢相之际，因此后府（后称太师府）、前府（后称少师府）免不了传播着种种不详之说。周氏本是妾身，在史府没有什么地位，在此时怀上孩子当然得承受更多的冷落与压力了，而这一阴影也通过周氏或多或少地传递给了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史弥远。 那天，周氏的生命仿佛即将被窗外的北风淹没了。 但可喜的是她得了一个男婴。他一落地就是丞相的儿子，生长和教育环境就会比别人好一万倍，何况大凡是在农历十一月初到二月初之间出生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在冬季出生的。而在《易经》中，冬季属于“坎”卦，象征着天气变得极为寒冷，因而原先万物都已经逐渐衰老并进入休眠，然而阳气也在悄悄开始滋生，为下一个春季开始做准备。出生在这个银装素裹的季节中，人的性格和命运都会有些与众不同，如与夏季出生的婴儿相比，出生在冬季的婴儿明显身较长，体较重、头围也较大，而且智力上也更为出众。 在春天孕育的史弥远，他的母亲带着他走过夏天和秋天，在冬季诞生了。 史弥远就这样诞生了。诞生在南宋王朝的一片和议声中，诞生在四明第一大家族的冷落环境里，诞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季里。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如果一个住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里，一个住在穷山恶水的偏僻大山里，一个住在山环水抱的富裕乡村里，一个他住在繁华通达的热闹都市里，那么他们四人的人生轨迹肯定不会相同的。 时代、家庭、季节无一不赋予他身上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天然素质。 史弥远藏在母亲的怀里，藏在相府的角落里，静静地生养休息。 他的母亲又领着他走过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春天来了，他便顺势勃发，拥抱着风和雨；夏天到了，他以生命的壮美，参与者百花盛开的欢喜；秋天到了，他以饱满充实的硕果，储存着更顽强的生命力。转眼之际，史弥远由婴儿变成了少年，他争脱了母亲的襁褓，学会了独立行走，感觉到了与天地共存的生命。 那时，魏杞在金国。败国之使，如何在外交当不败，是魏杞终日想着的事。而金国皇帝呢！根本不把南宋皇帝放在眼里，何况是南宋的使者，所以当魏杞走进金朝廷时，上下朝官目空一切，用起哄、嘲笑、谩骂的态度对待他，并强令魏杞下跪来称臣，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魏杞备受金国君臣的胁迫，虽然九死一生，却大义凛然，忍辱负重，决不肯辱没国家和民族气节。金帅见魏杞不肯屈服，便挥动宝剑来恐吓，他们将利剑搁到魏杞颈上，而魏杞的脖子没有因此微歪。魏杞没有被吓倒，在向金国呈国书时，仍不称臣面称侄。金主大怒，断绝魏杞饮食，魏杞不为所惧，金人对他无可奈何。以后，金国又威迫魏杞去掉“大宋”二字，又遭到魏杞的严词拒绝。 乾道二年正月己未，魏杞在燕京晋见完颜褒的时候，在朝堂上抗言道：“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蒙其福，战则战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这段话切中当时宋金的实情，因此金君臣环听拱悚。魏杞慷慨陈义，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理直气壮地驳斥了金兵入侵中原犯下的滔天大罪，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在他出色的外交斗争下，金廷同意收回遣返归正人的要求。同时确定双方国书称谓。宋国书为“侄宋皇帝昚，谨再拜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金国书为“致书于侄宋皇帝”，不写名字，不写尊号，不称阙下，自此成为宋金国书的定势。宋金和议正式签订。魏杞这次出使，终于不辱使命，取得了“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的外交成就。魏杞出使，不辱使命，完成了孝宗给他的任务。 在和战问题上，人们常常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反对妥协，把一切主张妥协的人都归入到投降派的行列。其实对提出妥协的人必须作具体分析，如果在敌强我弱，或强弱相当的形势下，为争取喘息时间，与敌人作些妥协，以为后图，亦未尝不可，他们实质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和议的签订，都是双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一旦这种平衡局面遭到破坏，要继续维持和议就不可能，隆兴和议也不例外。那种以为南宋有力量收复中原的看法，这是对宋、金国情缺乏了解的缘故。 隆兴和议它使战争得以停息，为南宋政权的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在客观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隆兴和议实现了南北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金世宗坚决实行对南宋的友好政策。战争结束后，金军共有官兵17万余人，世宗下令留下6万戍守边疆，其余的全部放归田里。隆兴和议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为南宋争得了经济、文化发展有利时间，世称乾淳盛世。 以四川为例，从乾道元年（1165）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算起，到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1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以外，四川出现了承平景象。在这一时期，四川向中央政府大约每年输送钱赋三千万缗，淳熙（1174——1189）末，全国总 钱税收入为一亿多缗。由此可知，四川竟向国家府库提供约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的钱赋。又按李心传的同书，当北宋统一中国之初，天下钱税收入为一千六百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换句话说，北宋初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熙、丰变法中，全国总岁钱税收达六千余万缗，这是北宋钱税收入的最高数值，却几乎只有二分之一的、经济开发面积仅为北宋一半的南宋钱税收入，由此可见南宋经济繁荣的一斑[2]。 史弥远因此又多了一个幸运：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和平环境里渡过的。 [1]《吕氏春秋•任地》 [2]虞云国《细说宋朝》 （10）造福为官一方 乾道初，朝廷起用史浩,让他出任绍兴知府。作为地方官，史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如何为百姓办实事，谋利益。 当时绍兴乡里常有贤士大夫后代和平民百姓，因为贫困，有的没法丧葬，有的不能嫁遣。史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帮百姓排难解忧？拿出钱帮他们丧葬，嫁遣，帮了这家，帮不了那家；帮得了一时，帮不了长远。史浩便想着建立一个长效之计，于是他想到了范仲淹的义庄。范仲淹曾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义庄，他用1000多亩的地租来赡养同宗族的成员，并通过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故世后，其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将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后范氏义庄遭到一些破坏，南宋时左司谏、侍讲范之柔加以整顿恢复。史浩决定则将范氏义庄的经验吸取过来，推而广之，使义庄能普惠士大夫和部分乡民。于是史浩用自己的钱币购买义田，开创了绍兴乡曲义田，通过用义田的租金，给贫穷的乡人以经济资助，其中包括口粮、领衣料、婚姻费、科举费等，同时还允许乡人借住义庄的房屋，向义庄借贷等等。由于义庄的供给，贫穷的乡人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生活上过得去。史浩开创了绍兴义田，其后的郡守都学着这样做。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