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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2)(19)

时间:2009-02-13 19:21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庆元三年,吕祖俭真的在贬所去世了,激发太学联名付阙上书,可是韩侂胄、宁宗却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的罪名,将这些太学生送到五百里外编管。新上任的右丞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几十次,恳请款待学生,这才改送他们

庆元三年,吕祖俭真的在贬所去世了,激发太学联名付阙上书,可是韩侂胄、宁宗却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的罪名,将这些太学生送到五百里外编管。新上任的右丞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几十次,恳请款待学生,这才改送他们到太平州(安徽当涂)编管。而实际上,这次学生上书,以正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引领上书的学生被称之为“庆元六君子”。
在这种背景下,有用心的大臣何澹、糜师旦奏请考核真伪,将思想学术上的所谓“真伪”之辨和目前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拉扯在一起。这就为韩党肆无忌惮的排挤异己提供了借口,于是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几乎尽遭清洗。何澹之流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但把自己,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上最黑暗惨烈的一幕。
韩侂胄再次贬谪赵汝愚,至使赵汝愚贬死在路上。讣闻传来,人们不顾淫威,私相吊哭。一时之际,大内宫墙、临安城门下,几乎张贴遍了匿名的悼念诗文。
赵汝愚执政两年,入相六个月,敢于担当,不顾祸福,使南宋安然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严重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致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后,也大不以为然。促使宁宗下诏说:“今后台谏论奏,不必再提及赵汝愚旧事”。不料韩侂胄殊死抗辩,没有主见的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门提及赵汝愚旧事”。
之后伪学之禁不断升级,不仅要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中是否有“伪学之党”,还明确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规定凡官僚荐举、进士结保都必须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打击对象也不断扩大,朝廷编定了伪学之籍的名单。包括宰执,重臣、名士和太学生等一大批不同阶层的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吕祖泰等都榜上有名。这个名单显然纯属胡乱拼凑的,因为所列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的。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为“伪学逆党”辨诬,请斩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代相。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韩侂胄将吕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吕祖泰慷慨从容。
庆元党禁显然将朝中大臣分为对立的两大阵行,朝中的四明人也分裂了。楼钥、杨简、袁燮等在庆元党禁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而高文虎父子却是庆元党禁中的红人。
高文虎是高开的儿子,高闶的侄子,他任职太学时,专门困遏天下士人,“以藏头策题,得罪多士”。任中书舍人时,为韩侂冑所用。庆元四年,起草禁伪学诏书,攻击道学,贬逐正人。在高文虎起草的诏书中说:“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协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谋坏散,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舛迕,流言间发,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国家秉德康宁,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渐于流俗之失不可复反欤?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侍从言议之官,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谕告所抵,宜各改视回听,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毋赦!”
于是“台官胡纮、司业高文虎,表里为爪牙,搏噬无虚日,学校诸生语言小异,辄坐伪罪。”高文虎在庆元党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人说他“不过欲阿时宰,以速富贵耳,岂后顾名义,而知人间有羞耻哉?”因此嘉定元年二月,被左谏议大夫傅伯成弹劾为“诡谲倾邪”而罢官。
高文虎的儿子高似孙,庆元党禁时,献九锡诗为韩侂冑祝寿。陈振孙说他:“少有俊声,登甲辰科。不自爱重,为馆职,上韩侂冑生日诗九首,皆暗用锡字,为时清议所不齿。晚知处州,贪酷尤甚”。因此嘉定元年二月,傅伯成弹劾他谄事韩侂冑,无忠君之心,被追降五官。
总之,高氏父子在庆元期间不断晋升,随其政治角色起变化,同时高氏父子的学术只继承杨时,未能与时俱进,与陆学融通,从而使他们与四明的陆学人士分道扬镳。
此外夹在两个对立面中间的傅行简、张孝伯与庆元党禁也有一定关联。
傅行简是嘉泰二年状元,当时韩侂冑掌权,值庆元党禁。傅行简虽然没有韩侂胄利用,但与韩侂冑脱不了干系,所以本该年轻有为的傅行简,在嘉定四年,明智地选择辞官还乡,赋闲至终。
张孝伯,在嘉泰三年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四年拜参知政事,厉伪学之禁,张孝伯并不赞同,他多次提出解除伪学逆党之禁。至开禧二年,韩侂胄接受张孝伯等人之意见,解除了伪学逆党之禁。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自便,但复官制词中仍说汝愚“宗相当国,凶愎自用”,“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证明当初打击贬逐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这也是专制政权下当政者为受害者平反时屡验不爽的通例。
庆元党禁虽然解冻,但后果不容低估。其一,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2]”;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3]”
其二,暗弱无能的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而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这也是庆元党禁滋长出来的毒瘤。
张孝伯还是无法摆脱与韩侂冑的关系,所以这一年八月,他明智地选择了奉祠归里,离开政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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