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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2)(24)

时间:2009-02-13 19:21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针对倪思的指责,侍御吏的陈晦上奏说:昆命元龟,使宅百揆,倪思以为是人臣不当用的语言。现在就拿本朝丞相制词来考察一下就知道了。昆命元龟,使宅百揆出于《大禹谟》,本朝给丞相吕夷简、王钦若、曾公亮、陈执中

针对倪思的指责,侍御吏的陈晦上奏说:“昆命元龟,使宅百揆,倪思以为是人臣不当用的语言。现在就拿本朝丞相制词来考察一下就知道了。‘昆命元龟,使宅百揆’出于《大禹谟》,本朝给丞相吕夷简、王钦若、曾公亮、陈执中、赵鼎、陈伯康写诏书时,没有一个不引用《大禹谟》中话的,历朝历代这类事也很多,不敢尽举。古人举事无论大小,也没有不命龟的,如《洪范》、《周礼》、《左传》都可以考查。至此,臣所作的陈述的事理已很明白了,况且诏书已经布发,所以不应该贴改。”继而宁宗下旨说:“陈晦援证有据,说理明白,无罪可指,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特降两官。”这就进一步引发了公论,当时大多以为倪思近于忿激,而陈晦的论辨虽然详细,但最终不如不用此语为佳。有人还因此作一联说:“舍人旧错夏商鳖,御史新争舜禹龟。”
同年,礼部主持进士试的公文中用了“宁皇遗诏”四个字。没想到,史弥远又一次被卷进来了。有人以为说“遗诏”,而不说“遗诰”,是为了避丞相史弥远的家讳。后来又有一事,使史弥远受到指责。当时安吉水灾后修筑城池,安吉郡守赵希观嘱咐蒋良贵作《记》。蒋良贵在《记》中用了一个“浩”字,赵希观想将它改掉,蒋良贵却不同意。他说“以宗室而避丞相父名,这不是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听到的人都认为蒋良贵好样的,理直气壮。
同年,宁宗给史弥远加封,诏词中有:“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诏书一出,马上就有人说,用经句虽然帖妥,然而过分阿谀,有失体统。
总之给史弥远用词,有人阿谀,有人挑刺,这种表面上的分歧,显示出对出任右丞相史弥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笔墨官司中,史弥远当然被卷入其中,他因此被炒,并在世人面前留下一个不是太好的印象,但实际上史弥远是无故的。
不过,无论怎样,史弥远登上了相位,终于让他母亲周氏获得了荣耀,可是周氏福浅,这一年十一月就去世了,史弥远登上了相位还不足一个月。
史弥远对生母十分孝顺,于是立即提出辞职,回家办理丧事。史弥远取得了杨皇后的信任,至于太子更是他调教出来的学生,宁宗理政时让他在一旁侍立,说话很管用。史弥远归里守丧第五天,在皇太子建议下,宁宗在行在赐史弥远一座宅第,命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谘访。但史弥远坚持要回明州来,可见史弥远并无贪恋相位之心。
夫妻可以合葬,妾则葬于乱坟堆中,即使妾之子已贵,妾也无资格与夫合葬,即使其子已为丞相,她不能与夫合葬,但她毕竟与一般妾不同,为了妥善处理后事,另择地埋葬,但不敢乱嫡庶之分。可见史弥远虽然贵为丞相,却仍然无法去掉母亲周氏身上作为妾的阴影,因为名份,周氏不能与史浩合葬在东钱湖吉祥山,但为尽子孙之孝,史弥远便将母亲周氏另择一地,埋葬到大慈山上。从此史弥远对大慈山多了一份关爱。十年后史弥远请求将大慈山上的大慈寺作为自己的功德寺,宁宗同意并特赐“教忠报国寺”门额。史弥远还请高僧大慧宗杲法孙物初大观法师住持大慈寺,一时大兴佛塔,人称:“天童七塔,不如大(慈)寺一塔”,史弥远从辞官到建塔这一系列行为,无一不在显示对其慈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史弥远母丧离开朝廷时,钱象祖仍是左丞相之位。史弥远本应该为其母守孝三年,但中途突然接到圣旨,命令他复起。所谓“复起”是一种非常的措施,因此时钱象祖已失去了宁宗对他的信赖,而且事情来得很突然,所以急需要正在守孝的史弥远立刻去填补。
原来御史中丞章良把钱象祖在党禁时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抖落出来,钱象祖被清议所不齿,何况人们对他在嘉泰年间趋附韩侂胄的丑事还记忆犹新,于是钱象祖被论劾出朝。
从嘉定元年十一月离朝,到二年五月复起,史弥远脱离朝廷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之前史弥远还没有独把朝政的能力,所以说,对史弥远的任命并非他自己刻意谋取的。史弥远的任命与杨皇后和皇太子必然有关,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更重要的是钱象祖、李壁等人虽然在诛韩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不过他们毕竟都是韩侂胄统治时期的旧人,甚至与韩侂胄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事,作为过渡人物是必要的,但在新时期再任要职就不适宜了,所以在一定程度说是时势选择了史弥远。
正如同朝傅伯成所说:“史弥远参与谋划诛韩侂胄,如果事不成,那么其家必先破(史弥远参与谋划诛韩侂胄是冒着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命危险的),韩侂胄被诛,后来史弥远代之,这是时势决定的。各位大臣要互相协和,共议国事;如果立党相挤,必定会有一胜一负,这就不是国家之福了。”这就是说诛韩一事,是顺势而行的,各位大臣只有互相协和,共议国事,这才是国家的福气,但事实上,不是所有大臣都能这样认同的,于是各立其党,互相排挤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了。
傅伯成是隆兴元年(1163)进士,但曾教授明州。嘉定元年(1208)拜左谏议大夫,以不附和史弥远出知建宁府,移知镇江府。他了解史弥远,但不附和史弥远,因此其评价是比较公正的。
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被重新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因为使臣催促得急迫,史弥远不得不上路了。当史弥远回临安时,韩侂胄的老部下罗日愿,联络了宫内外的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部分民众,共计一千多人,他们藏在船只之中,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以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死史弥远,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斥责史弥远之罪。
开禧北伐时,罗日愿曾为献策韩侂胄,因此得以补训武郎,充忠义军统制。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朝廷不断穷究韩党,受到牵连的人很多,其中就有供词牵连到罗日愿。罗日愿得知这一情况后,疑惧不安,常常郁闷在心,生怕有一天遭到史弥远的暗算。后来见朝野上下有不少人对史弥远不满,他便与殿前司申军训练官杨明及其徒徐济、赵珉等人合谋,打算借征讨黑风峒为名,聚众起事[2]。这一做法,颇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意思,其中很大情绪上是为韩侂胄报仇。按照原定计划,动手的日子选在丞相史弥远起复过江,百官在浙江亭迎接时,以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以下官员,然后派兵进入大内,胁迫宋宁宗降诏赏军,让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结果,政变还在筹划当中,便被阙进勇副尉景德常告发,罗日愿因此被凌迟处死,徐济、赵珉等也被处斩。罗日愿的部署一确定,马上就出了叛徒,有人就给史弥远告密。这也说明史弥远当时还是得人心的。这样来处理罗日愿等人,恐怕古今中外无一不是如此的。有人将罗日愿说成是主战派,其实这件事与他的主战主张没有直接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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