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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3)(20)

时间:2009-02-13 19:22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制置副使、刑部侍郎、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二年(1242),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封永国公。 25、1265
制置副使、刑部侍郎、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二年(1242),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封永国公。
25、1265年(度宗咸淳元年),史岩之死。史岩之仕至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孝母,凿东钱湖霞屿“补陀洞天”石窟,供母亲礼佛。墓道今存石文臣、石武将各1对,石羊1只。至此著名的“一门三宰相,四代两封王”,号称“七十二进士”的显赫史家衰落。

在全国各地纷纷实施“文化工程”的大背景下,历史文化不断升温,家族文化倍受关注。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人才相继、名流辈出,对地方乃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过重大与较长时期影响的名门望族,其兴衰的经验具有认知价值,其丰厚的文化具有利用价值。鄞州有几千年的历史,期间出现过的名门望族不可胜数,但其地位显赫和历史影响没有一个家族可以与南宋史氏家族相匹敌,南宋史氏家族有近一百年辉煌,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之誉,这显然是鄞州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的,因此挖掘和提升南宋史氏家族文化及其家族精神的文化价值,足以将其打造成为鄞州历史文化的一大品牌。
为此接受区文联嘱托,撰著《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本书试图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可读性相结合,通过叙述南宋史氏家族的兴衰,帮助人们比以前更系统、更丰富地去了解这个家族,进而领悟地方历史文化的价值,激发对家乡的自豪感。
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一、 运用史料,不是简单照搬照抄,而是另辟蹊径,发掘其中新鲜元素。
如史弥远所以能在宁宗、理宗两朝连续担任二十六年宰相,这与宁宗朝皇后、理宗朝皇太后——杨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历史上一直有人以为史弥远与杨后之间有着某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杨升庵《宝庆诗》中有“夜驾老蟾嫔月母”,乐府《咏云》中则有“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荫。”都是用来讥讽杨后与史弥远之间风流韵事的。其实杨后支持史弥远,后面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史弥远夫人潘氏,潘氏与杨后年相仿,少相识,是上虞老乡,所以史弥远与杨后结好,不是“风流韵事”,而是“夫人外交。”再如相传史弥远晚年看中阿育王寺这块“八吉祥六殊胜地”,想在此做坟,当时便冒出一个叫师范的小和尚,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育王一块地,常冒天子气;丞相要做坟,不知主何意?”史弥远得知怕惹来杀身之祸,便将坟做到东钱湖大慈山上去了。事实上,师范唯一一次到育王是在庆元二年,当时他二十岁,而史弥远那时才三十三岁,虽然已在朝为官,但与他拜相相差还很遥远,九年后的嘉定元年史弥远四十二岁才拜相。至于说到史弥远“晚年”,理宗继位时,史弥远的确年过花甲,但此时师范也年近知天命了,“师范小和尚”又从何说起,可见史弥远到阿育王寺做坟纯属子虚乌有的事,而他将坟做在东钱湖大慈山,完全是因为其生母周氏墓在大慈山,这样终伴母亲,以尽孝道。
二、 记叙人物,不是只从前人定论,而是更换切口,拓展其中内心品质。
史弥远无论是史氏家族中还是在南宋朝廷中都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但其因主和被称为奸相,因不肯辞职,遭到包括亲人在内的多方指责,因此史弥远一直置于名声不雅的状态。如果从史弥远内心深处分析,这一切都与他庶出,从小倍受岐视有关。史弥远应是一个超智慧的人,相传史浩因为潮音洞见到大士瑞相而得到丞相之位,所以史家人每年来到潮音洞,自然人人都希望自己见到大士瑞相,可惜每次都是兴奋而来,一无所获而归,然而常常只能走在后面的史弥远一次突然说他在远处的茶树上看见了大士。是啊,观音大士如此神通,为什么不可以在茶树上现瑞相呢?同游的史家人听史弥远一说,都翘首踮脚一齐望过去,但都未能见到什么大士,所见不过茶树上白云缭绕而已。史弥远似乎在告诉他们说:观音大士的瑞相岂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史家人都坚信不疑:史弥远见到了现身茶树上的大士。但史弥远觉得这样还不够,他想学父亲史浩,写一个什么东西。于是回家后,从来不写诗的史弥远,却偏硬是吟出四句《题观音像》赞说:“南海观世音,庄严手持尘。悠然妙色相,救苦度众生。”后来就传说:史弥远“示一目,盖二十年宰相之谶也”。显而易见这又不过是史弥远的一个招术,但史弥远为什么要使这一招,其精神深处是要改变庶出受岐视的境况。
后来史弥远与其侄史守之关系很僵,一般都以为史守之非议史弥远作为,“以朝奉大夫致仕”,同样史弥远也畏忌史守之,“每有所为,辄戒其家弗使十二郎(史守之)知。”似乎史弥远与侄子史守之关系不和,史守之处于“正义”地位,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史守之是史浩的嫡孙,在家中有至高的地位,但其能力不及史弥远,史弥远在朝尊为宰相,在家身为长辈(史守之的叔叔),而因妾所生,在家祭中没有地位,还要看侄子的脸色,能忍受吗?同样史守之也不愿意在朝堂之给妾所生的叔叔行礼,所以很难说他们之间谁是谁非。不同的家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因何种机缘走到了一起,最终仍要分手,这是规律。史氏家族的“分手”,责任不应全由史弥远来承担。史弥远担任宰相后,始终不愿放弃这一职位,撇开其他原因不说,其内心品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史弥远少年时在家是“弱”者,后凭自己智慧,晋升为宰相,由弱变强,可是在家还是“弱”者,他岂愿意放弃相位,由强变弱,成为完完全全的“弱”者?
三、 评述兴衰,不是滞留表皮浅层,而是剖析内因,提升其中文化价值。
任何一个望族的兴衰都有内、外两因,内因当然是决定因素。南宋史氏家族的崛起,其内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孝、佛、士、义。
孝是史家的伦理基石。史氏孝子辈出,史简陪母观赛龙舟,史诏奉母不举士,史浩举债为母寿,史弥远伴母葬大慈,史岩之爱母凿普陀。史氏的孝一脉相承,也很感人,数百年之后的今天,史氏事迹封尘于世,稀为人知,而其行孝之道,则成千古佳话,久传不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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