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2月16日及18日，戴仁柱（Richard L. Davis）教授應邀到臺大演講。第一場講題是「史學研究經驗談──從《劍橋中國史．宋史卷》談起」，他以流利的中文與學生暢談其治史經驗，然後由學生發問，進行交流。 第二場講題是「中國近古史上分合問題」，是一場較為正式的演講。戴教授沉浸於五代和南宋史研究，長期與「分裂」時代共舞，讓他對中國史的分合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他認為分裂時代經濟落後地區對經濟先進地區的覬覦，是促成統一的重要因子。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對「戴仁柱」這個名字留下印象，是在碩一上梁庚堯老師的「宋代科舉社會」，了解有關南宋擁有最大政治勢力的史氏家族的研究中，戴教授所撰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算是較早也較為重要的著作，這也是他的第一本專著。當時以為戴教授是嚴肅老眊的學者，如今一睹其風采，才知道戴教授看起來十分年輕，並且充滿活力與熱情。
▲戴仁柱教授主講「史學研究經驗談」，表情生動有趣。（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臺灣這塊土地對戴教授來說，應該格外親切。他在大學時代就對亞洲產生濃厚興趣，先在美國學了四年中文，1973年來臺灣，他流利的中文，即在臺灣苦練而成。由於專攻宋朝，看的書大部分是文言文，因此戴教授笑稱自己的古文比白話文好。戴教授拿到博士學位後，任教於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1996年，他受邀至臺灣中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前後達兩年之久。該校學生原本懷疑外國教授教中國史的能力，後來發現戴教授的古文比他們好，才心服口服。2004年，戴教授又到臺灣進行五代史研究，其間醞釀了他為後唐莊宗李存勗（885-926）作傳的想法。戴教授與臺灣所累積的緣分，使他對臺灣有特別的情感；臺灣研究宋史的學者，也多在這段時期與戴教授相識相熟，成為好友。 戴教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取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為著名的宋史專家劉子健教授。劉氏嚴謹的治學風格與對南宋政治史的深入研究，對戴教授都有顯著的影響。上述戴教授的專著即為研究史彌遠（1164-1233）家族，改寫自其博士論文，1986年出版，既探討史氏家族的延續，也討論這個家族與政治的互動。而韓明士（Robert P. Hymes）的Statesmen and Gentle- 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與這本專著同年出版，兩書對科舉造成社會流動情形的評價迥然不同。戴教授認為史氏家族的興盛，主要因為他們在科舉考試上取得巨大成功，並肯定考生的實力對中舉與否有很大的關係；韓明士則認為科舉只是被地方上的大家族所獨佔，藉在科舉中的特權綿延家族的地方勢力。 韓明士的著作引起熱烈討論，在美國學界有頗高的接受度，但在大陸和臺灣，卻可以找到不少從各個角度批評該書的文章，尤其是韓著在史料的運用和家族定義上存在不少問題。相較之下，戴教授嫻熟古文的優勢，使他對史料的解讀更為精確，對科舉本質的認識，也更為中國學者所接受。 此外，韓明士對南宋士人地方化、不關心中央政治的觀點，顯然也與戴教授所描述的史氏家族歷史相抵觸。如眾所皆知，明州史氏對政治的參與非常積極。在第一次座談時，我向戴教授請教這個問題，戴教授認為這或許是觀察視角不同所造成的。明州史氏畢竟是南宋家族參與政治最積極的代表，而明州士人在南宋中後期大量佔據政治資源，恐怕也壓縮了其他地方士人的政治空間。然而，對於中國傳統士大夫性質有所了解的學人，恐怕不能同意韓氏所謂的「南宋士人不再關心政治」的觀點，他們若退居於地方，大概不是因為主觀上不關心政治，而是客觀上士人數量大增，以致到中央謀職變得異常困難。 90年代，《劍橋中國史．宋史卷》開始編寫，戴教授負責南宋中後期，從光宗（1147-1200）到度宗（1240-1274）的撰寫工作，這本規模宏大的著作在2009年終於出版。 早在1996年，戴教授在撰寫《劍橋中國史》的過程中，便注意到南宋末年面對蒙古入侵，臣民表現出的忠義現象，而有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山下有風：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危機》）一書的出版。戴教授將南宋末士人自殺殉國的現象置於整體的政治文化中理解，他並不否定士人為國成仁的情操，但注意到在此同時其他複雜因素的作用。例如戴教授對朱熹（1130-1200）後代朱浚殉國的分析，指出他承受了比一般人更大的壓力，除了身為南宋末的官員，對南宋有一份責任感外；朱浚身為大儒之後，更被賦予相當多的道德期待，不論來自他人或自己加諸；並且，他娶了趙氏公主，對於趙宋還多了一份家庭責 任，種種因素促使他更易選擇自殺。但戴教授並未忽視個人在特定際遇中可能有多種選擇，同樣承受道德壓力的士大夫，有人可能選擇殉國，有人可能選擇生存。在中央高級官僚中，若假定他們因位居高職而具有較高的責任義務，卻發現雖有不少高官選擇殉國，但也有不少人逃之夭夭；相反地，地方低層官僚似乎沒有承受那麼大的殉國壓力或道德期望，但也有不少殉國者被記錄下來。總之，殉國的行為本身包含了多重的文化意涵，透露出人在面臨危機時，基於不同的價值觀考量，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而社會價值觀，包含殉國能表現高度的男性美德，對宋末士人顯然具有致命吸引力，成為決定他們行為的重要因子。《山下有風》是本深具啟發性的佳作，戴教授故事性的敘事手法，也使本書讀來十分有趣味。
除了有關南宋的研究，戴教授用力頗深的是五代。他花了多年時間，將歐陽修（1007-1072）的《新五代史》（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ive Dynasties）全書翻譯成英文。戴教授非常注重翻譯的信、達、雅，加上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的用心校對，使英文版的《新五代史》甚具可讀性。戴教授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們，《新五代史》英譯本出版後，銷售量頗令人滿意。 戴教授坦承自己被歐陽修高超的說故事能力深深吸引。事實上，他自己也是箇中高手，或許在說故事的興趣上，他在距離他已千年之久的歐陽修身上找到了共鳴。翻譯這樣一部史書，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若非對中國傳統史學和文化有著高度熱情與理解，大概無法完成。而從戴教授神采飛揚地向我們提及此書，可以想見，在著手翻譯的過程中，他並不感到疲憊枯燥，而是不斷受澎湃的熱情所激勵。 此外，戴教授對歐陽修的史學思想也有較為深刻的了解。他在1988年 “Sung Historiography: Empirical Ideals and Didac- tic Realities”（《中國文化》，29:4）一文中，即討論過歐陽修正統觀和天命觀與傳統觀點的歧異，並指出歐陽修向傳統正統觀提出挑戰，堅持正統應來自政權的取得。這個觀點影響到後來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鑑》。戴教授在為英文版《新五代史》寫的序言中，也對歐陽修的史學思想進行分析，他指出歐陽修的思想轉變，從儒家道德主義轉向現實經驗主義，以及從理性的懷疑論調轉向晚年的迷信形象。《新五代史》為歐陽修前期作品，後續他仍不斷進行修訂，惟儒家道德主義和理性思想，仍多體現在《新五代史》中。戴教授也注意到歐陽修所處的政治環境，例如朋黨問題，如何影響他的歷史寫作。對歐陽修深入的了解，無疑使戴教授的翻譯能更準確傳達歐陽修所欲表達的意念。 戴教授近作Lingren, Wushi, Lieshou: Hou Tang Zhuangzong Li Cunxu Zhuan完成於2006年，2009年出版中譯版──《伶人．武士．獵手──後唐莊宗李存勗傳》（北京：中華書局）。這本學術著作可視為他翻譯《新五代史》的副產品，書中以敘事手法再次展現戴教授說故事的魅力，令人讀來趣味盎然，又不減其學術價值。例如李存勗繼承父親李克用（856-908）之位時，戴教授敘述了權力交替之際，李存勗和叔叔李克寧之間的鬥爭： 許多養子，由於年齡上和李克用相近，因此在和李克用的繼任者李存勗──一個和他們相差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交往時，常常會有困惑矛盾的心理，甚至是不舒服的感覺，他們當然更願意和他們的養叔父李克寧融為一體，以此可以分享長期的生活體驗和經歷。於是，輩分混淆，彼此的關係由於含混的領養而產生衝突。……在許多人的眼裡，李克寧是李克用順理成章的繼承者，他和李克用的血緣關係以及豐富的閱歷，都是沙陀習慣用來衡量領導者的重要因素。……據史料記載，其實是李克寧那個蠻悍而貪婪的妻子孟氏推動他違背自己的本意採取行動，而這些行動轉而被孟氏形形色色的女友，包括那些有影響的繼子們所操縱。（頁39-40） 這段文字之所以生動，顯然因為作者對歷史人物施以設身處地的同情，在此敘述下，又包含了戴教授對叔姪鬥爭的解釋：沙陀的傳統習慣和五代流行的養子風俗，都導致李存勗無法順利繼承父位；而戴教授亦肯定個人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的影響，如果不是李克寧妻子的煽動，那些對李存勗繼位的不利因素，或許不會浮出檯面。而本書對沙陀文化和漢文化互動的述說，以及對五代軍人作風的描繪，都使讀者能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理解李存勗，同時也更能體會五代的時代特色。本書以傳記的形式，成功地以文學潤飾史學，展現了史學對「人」的關懷，可視為一部精彩的五代政治文化史。
2006年，戴教授寫完後唐莊宗傳不久，轉任香港嶺南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他與臺大學生交流時表示，多次往來臺灣和大陸，唯獨對同是華人世界的香港不熟悉，而這正是他選擇到香港任教的重要因素。戴教授說自己喜歡香港的大都會氣息，以及自由獨立的學術風氣，他甚至打算在此任教十年以上。不管人生經驗或史學研究，戴教授都有不凡的勇氣與熱情，他喜歡到陌生的地方落地生根，讓新的文化刺激自己的思考；就像他的學術研究從南宋轉向五代，對於學術的熱誠從不止歇！
張維玲（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