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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学者论真定史氏

时间:2010-05-22 21:06来源:春秋 作者:史英豪 点击:
当代历史学者论真定史氏
撰写的神道碑文说:“公弱冠从军,年未三十已为大将,自太祖太宗睿宗宪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尝不在军中,身经百战,伟绩丰功不可胜纪。【黄宗健】
史天泽的权势至此达到顶峰,元朝尚右中书右丛相为中央最高官职。【李瑞杰】

逮今上御极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从容间暇不动声色,而纪纲法度粲然一新,……罢诸色占役五十余万户,均其赋税,以苏民力,天下欣然。” 【黄宗健】

天泽又历任中书左丞相、抠密副使等职。总的来看在忽必烈即位之后近年中,史天泽基本上一直在中央枢要机构任职。当时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开始逐步走上轨道。在这方面史天泽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史称他“在中书十余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弥缝扶持天下阴受其赐者不可胜计”。【李瑞杰】

至元七年,史天泽奉命董师襄阳,次年以疾还。八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大事商量小事不烦。【李瑞杰】
1262年,益都世侯李璮企图叛元归宋,发动变乱,不久被平息。由是,元太祖忽必烈对其它汉人世侯也产生了怀疑,决心削减世侯权势。史天泽身为宰相,极有谋略,深知元世祖心思,他先一步向元世祖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解符者十七人”。这正迎合了忽必烈的心愿,连续下旨,一步步剥夺世侯权力,先是军民分治,“不相统摄”,继而从万户中清除世侯子弟掌管军需的“奥鲁”职位。最后,于1264年四月,取消世侯的世袭法。至此,汉人世侯寿终正寝。【聂树锋 王秀珑】
元世祖削夺世侯权力和废除世侯的措施,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阻力就实现了,这与史天泽、张柔等世侯首领顾大局,识大体自动交出权力的行动是分不开的。避免了类似西汉削夺封国努力和唐朝与藩镇斗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聂树锋 王秀珑】
忽必烈询及伐宋之事,他要求以蒙古重臣统兵,自己仅任副将。甚至做到中书右丞相这样的高官,也仅以“通译”自任。所以评他“用心亦良苦矣 ”。他还有 “捷于应对” 的特点善于消除忽必烈的猜忌。【李瑞杰】

元军攻占襄阳。忽必烈以天泽与阿术、阿里海牙至襄阳行荆湖行省左垂相督师平宋。【李瑞杰】

据史书记载史天泽平居从不自矜其能,及临大节,论大事,却以天下之重为己任。更令人称道的是,年四十,始折节读书,精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正是由于读书明史,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其比于郭子仪、曹彬”。【耿光华】

史天泽家族是金元之际汉地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他本人也成为与蒙古统治者密切合作的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为蒙古统治者东征西讨身经百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以“把阿秃儿”勇士的美称。另一方面史天泽也是 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才干的绝非一般的纠纠武夫可比。仅从他对真定、河南的治理来看即可见其一斑。窦默说他“深识远虑有宰相才”。恐非过誉。他从中年起折节读书酷嗜 《通鉴》,又有“好贤乐善”之名金末名士王若虚、元好问、李治、徒单公履等多曾托庇于他。另外史天泽为人谦和“言貌循循和易,未尝有一毫骄矜之色见于颜间”。【李瑞杰】
早在宪宗时,天泽就奏请削减史家军政要职,宪宗不许。平李璮乱后,史天泽又向忽必烈恳请:“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解兵符者17人。自宰相家开头,这对稳定政局无疑是一项重大措施。【黄宗健】

曾有人向忽必烈告他“亲党布列中外,威权日盛,渐不可制。”未遂。但正因如此他在晚年愈加谨小慎微。平李璮后,首请解除子弟兵权。【李瑞杰】

史天泽能够成为元代唯一做到中书右丞相高官的汉人并不是偶然的。【李瑞杰】

史天泽六十九岁开始病弱,忽必烈遂谕:“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也。”但到73岁还是受命视师襄阳,与伯颜一起统领战舰万艘,蒙汉军数十万骑,水陆并进大举伐宋。进逼到武昌病发。忽必烈派侍臣赏赐慰问:“卿自联祖宗以来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之力也。忽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归善自调护”。他北返真定家中,忽必烈遣其子杠与太医驰往诊视。【黄宗健】

史天泽奏请忽必烈“渡江以杀掠为戒,言讫而薨,略不及家世”。忽必烈遂指令伯颜:“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联心,为吾曹彬可也。”【黄宗健】

“公初进大拜,制下之日。朝野交庆,公门阁萧然若无所事。有面说公以威权自能者,公举唐周樨为相问于韦澳……澳曰:爵禄刑赏与天下共之,何权之有?”【黄宗健】

王磐说“公以元勋硕德位兼将相,为邦家之柱石,为宗社之蓍(shi)龟,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尝有一毫骄矜之色见于颜间”。【黄宗健】

《元史》说他“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之比于郭子仪、曹彬”。【黄宗健】

史氏家族自1220年入真定,到1263年元世族剥夺世侯权力,凡40余年。【聂树锋 王秀珑】

史楫在真定,“所举州县佐吏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名”。保存在世侯幕府中的“秀民贤才”,很多人进入了忽必烈的王邸。忽必烈授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这些“秀民贤才”发挥了重大作用,时间不长,即扭转了“汉地不治”的局面,以后忽必烈的蒙哥争汗位,改蒙为元,行汉法,灭南宋,多出于这些人的谋略。【聂树锋 王秀珑】

对汉人世侯功过的总论,他们当中,良莠不一,史氏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形迹优于其它家族,这一点亦须引起读者注意。【聂树锋 王秀珑】

汉人世侯作为一种割据势力,它的最大弊端,不在于多大程度上保留或消弱了某种生产关系,而是它与中央集权的必然对抗。前有汉朝邦国,唐代藩镇,后有清代三藩。中央与割据势力的斗争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乱。而元代汉人世侯的消除,比较顺利和平静。除了历史的必然原因之外,得益于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一是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摆脱蒙古守旧贵族的羁绊,果断地“行汉法”,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赢得了汉族官僚,包括世侯的支持。二是史天泽,他身为宰相,在大势面前,审时度势,主动地交出家族的割据权力,其眼界已超脱了世侯一已的利益范围。故《元史》赞为“及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当不是过谀之词。【聂树锋 王秀珑】

宣德初,史昭“以卫军守御,不暇屯种,其家属愿力田者七百七十余人,请俾耕芸,收其赋以足军食,从之”。【刘锦 王继光】

史昭在征得政府同意后,“征进屯军家属自愿力田者七百七十余人,乞令如旧耕种,依例收其子粒”。【刘锦 王继光】

青海军屯除军士屯田外,军士家眷也入屯垦种。宣德六年(1431年),西宁又拔“军余”即军士家眷2150人“屯田纳粮”。军士家眷屯垦,政府可收其赋以足军食,这样,不仅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军粮供给,还使驻军安心边疆、扎根边疆。此外,史昭还组织闲散劳动力开垦了大片荒地。史昭因军屯缺少劳力,为解决军粮问题,让军士家眷加入屯垦。这不仅缓解了军粮短缺,而且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同时,这些官兵及其家眷的长期屯戍,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刘锦 王继光】

史昭在明初对西北边政建设的贡献,首推纳马中盐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榷盐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通常用于支付官俸、贴助军饷以及赈济灾荒等方面,而明朝将榷盐收入专门用于采办官用马匹,即推行所谓中盐马制度,这是一个特例。这一制度从史昭开始。【刘锦 王继光】

正统三年(1438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他建议朝廷“宜出榜招之,令将马匹赴官中盐,验马以定引数”,以此来解决官军缺马骑操问题,加强边镇的防边备御能力。明朝廷对史昭的建议非常重视,很快就批复下来,并做出了中盐纳马的具体措施。【刘锦 王继光】


民生
史氏家族自史伦以来还是河朔民间组织“清乐社”的首领在地方上势力颇大。【李瑞杰】
史秉直,受木华黎之命,“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秉直抚循有方,远近闻而附者十余万家”。【聂树锋 王秀珑】
在平定真定武仙叛乱后,蒙将笑乃台“怒忿民之从贼,驱万余人将杀之,天泽曰:‘彼皆吾民,但为贼所胁耳,杀之何罪?’力争得释’。【聂树锋 王秀珑】
史天泽开府真定,采取了一系列勤政安民的措施,为真定创造丁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具体事迹之一是他再克真定后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王盘所作《中书右承相史公神遭碑》载:“哈喇丹怒(真定)民之从贼也,驱万余人将杀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为贼驱胁,何罪而杀之?’不听,公力争甚久,竞争全活。”事迹之二是他积极整修城市,招抚流散,稳定了社会秩序。纳新的《河朔访古记》中所载《史丞相遗爱碑》云:“初,公之治真定也,披荆棘,驱狐狸,开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事迹之三是抑制元朝统治者和贵族地主阶级对人民的过分剥削,使真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史天泽在真定创造的这种安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对元杂剧的创作和表演无疑是有利的。【郭开兴】
史天泽十分注意对真定的经营……在当时汉地诸军阀中他是比较能注意民政的。金亡窝阔台于中原地区编籍户口“政烦赋重急于星火 ”。地方官多借西域商人的高利贷缴纳赋税,届期按羊羔利迫百姓偿还,“民至卖田业禽妻子有不能给者。”。天泽乃奏请欠款由官府偿还一本一息。又奏定中户为军户免赋上下等户则按贫富分别定赋额,均获准并“布告诸路,永为定制 ”。【李瑞杰】
戊戌已亥间 一年连岁蝗灾官府又被迫借债充贡赋,积银三万挺,天泽主动率领族属、官吏按照家资摊派代偿 。【李瑞杰】
攻下归德,见蒙古军官“驱俘获数人出城将杀之。内一人气貌异常。公问汝为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识李正臣乎? 曰我即是也。公出囊中金赎之,遣骑送归真定。军回署为万户府参谋,幕府留务无大小一以委之”。【黄宗健】
围蔡灭金之役后,他将十多万乱离中的百姓北迁安顿于真定。“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黄宗健】
灭金之后,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请以天泽为经略使。至则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诛郡邑长二之尤贪横者二人,境内大治”。【黄宗健】
当时,“兵火之余民间生理贫弱,往往从西北贾人借贷,周岁辄出倍息,谓之羊羔利。稍积数年则鬻妻卖子不能尽偿。公奏乞令民间负债出息至倍则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资,率族属官吏代偿之”。蒙军“监郡”忙哥撒儿以蒙兵数万散驻直定各府州郡间,“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腾奏太后,悉徙居岭北。由是军民肩息田里,遂有生之乐,迄今真定兵甲民数胜于他郡,由公牧养其根本故也”。【黄宗健】
“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州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独一切莫与之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宁”。史天泽竭力排除蒙古人的破坏干扰,保护百姓,涵养民力。达鲁花赤等太上皇式的“监临官”也因他功高威重,手握精兵又深得皇帝信赖而奈何他不得。【黄宗健】
    史天泽不赞成蒙古贵族杀人掠货废田为牧等催残经济文化、伤害百姓的野蛮做法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在他的治理下,饱经战乱之苦的真定府,很快并且持久地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商业繁盛,人才聚集的中心城市。《河朔访古记》曾描述:“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其门颇完固……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富丽者。” 【黄宗健】
 史楫在真定,总管军政民事,所属州县30余处,“生杀进退,咸倚专决。揖谨身率先,明政化,信赏罚,任贤良,汰贪墨,恤孑独,民咸德之”。【聂树锋 王秀珑】
太宗窝阔台时,对汉民征收赋役实行包银制,赋役名目极多,而且只收银子,不收实物。其办法是,首先由西域商人承包代纳,然后由这些商人再向民间加利征收。一年内本利相平,第二年利息转本再生息,称为“羊羔儿利”,是一种沉重的高利贷,人民负担往往要加重二三倍。史楫奏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诏从之,着为令”。这样,诸税合并,银物各半,人民负担大大减轻。【聂树锋 王秀珑】
真定百姓所欠西域商人包银已有1万3千锭(每锭50两)。史天泽又奏请“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而且“倾家货,率族属官吏代偿之”。【聂树锋 王秀珑】
    邢州、真定,京兆一带,分别印造纸币,供商人交易和输官府贡赋用。纸币只能在当地使用,二三年才能向官府兑换成银两。时间一长,人们手中存有大量纸币不能兑换,而经商的本钱却大量减少,使商旅感到极大不便。史楫又奏请立“银钞相权法”,从此银与钞可按规定比值随时兑换,大大方便了本地的商业发展和人民生活。【聂树锋 王秀珑】
    有人奏请由官府垄断盐业,“按籍计口给民以食”。这样做,官府虽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剥夺了靠盐业经商者的生计,人民也要受到配给制的限制。史楫于是上表力争,结果使这一动议流产。【聂树锋 王秀珑】
    史楫及其家族确实在封地内做了一些善事,给战乱中的汉族人民以微弱的保护,被一些人誉为“独为乐土”。【聂树锋 王秀珑】
汉人世侯迫于身家性命和前途关系归降蒙古,并不赞成把自己的同族抢尽杀光,把自己的家乡变为牧场,自己蜕变为封建游牧领主。所以史天倪在1220年就向木华黎进言:“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而在汉人世侯的领地内,更是力图保持中原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封建生产关系。他们原有一批亦兵亦农的依附人口,在形成势力范围后,又进一步招致战乱中的流散人口,分给土地、房屋、耕牛和农具,恢复境内的生产。【聂树锋 王秀珑】
直到天泽死后,数年真定人还为他建祠堂以为纪念。【李瑞杰】
元人纳新在《河朔访古记》一书中说:“初,公之治真定也,披荆棘驱狐狸,开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武仙之乱,公兄元帅史天倪遇害,王将欲尽诛郡人以雪其恨,公恐失协从罔治之义,思忿含垢,亟谏数回,乃得全活。”【黄宗健】
真定百姓在阳和门外建立一座高40尺的“史丞相遗爱碑”。河北赵州等州县,河南太康等县,皆修造史公祠堂,碑铭有:“吾侪小人乐有家室得至今日者,可不知其所自?斯皆忠武公恩造骨而肉之之德也”,感激史天泽“扩仁心而敛兵锋”、“临危脱难”之恩德。【黄宗健】
元蒙初期,真定地区在史天泽这个强有力的政治保护伞下,野蛮行径和民族歧视、轻贱知识分子等现象都较少,这是真定府政治平稳、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气氛浓郁的重要原因,这在元蒙初期是非常难得的。【黄宗健】
他廉政恤民,切切实实地减轻百姓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奚海】
他爱惜人才,保护人才,或招集,或重用,使真定一时间人才荟萃,成了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无所顾虑地笔耕著述。浩歌抒怀的一块理想绿洲。也是在史天泽本传中,曾载有这样的史实:“当金未,名士流寓失所,悉为治其生理而宾理之,后多致显达”,并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盛称史天泽的知人之明和用人之专,“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例如,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王若虚等人,就是这样投归真定的。【奚海】
    对已攻占的地方,史格都蠲免当地三年的田赋,并开官仓发放粮食以赈济贫民。【康忠慧】
当元军自北而南向静江府进军时,左、右江地区不少土官已经投靠了云南行中书省。史格认为,左、右江地区与邕州(今南宁)等地关系密切,犹如一个人的手足和身体的关系一样。各土官归附云南,势必藐视广西,认为广西无法控制他们,因而可能经常骚扰。而广西当然会出兵抵御和驻兵警戒,这样,两边经常对垒,地方将永无宁日。因此,史格派官员向左、右江地区土官进行劝诫,陈说归附云南之弊以及归附广西之利:归附广西,各土官统治地方如有缓急事宜,容易得到救援,归附云南,因路途遥远难以济急;归附广西,各土官到京师朝贡,路较近易通达,归附云南,因路远而增加困难;归附广西,左、右江地区与广西其他地方通商贸易较便利,归附云南,通商贸易将更加困难。经过劝说,由归附云南转而归附广西的州峒达50处之多。为此,云南行省平章赛典赤投书斥责史格,仍然要史格让出左、右江地方交给他继续统治。史格坚决不退让,双方发生争执,都向元朝廷要求取得左、右江地区的统治权。结果,朝廷同意了史格的要求,并升史格为广西宣抚使,后晋升为镇国上将军、广南西道宣慰使。【康忠慧】
左、右江土官统治区回归广西,对广西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对加强壮族内部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有利于稳定元朝在广西的统治。【康忠慧】
史格执掌广西的军政大权后,便着手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经过三个月战争的摧毁,加上元军屠城,静江城内官署民舍毁坏严重。史格命令部属,在空旷的地方修建住宅,在原来做买卖的地方修建商店,学校和庙宇要比制度规定的标准建得大。尽管如此,城内还是有许多空旷的地方,于是他又命令城外四郊乡村的世家大族分家析户搬到城内居住。【康忠慧】
当元军攻掠广西各地时,有的将领曾经掳掠人口为自己的私家奴婢。等部分元军北撤,被掳的男女也被迫跟随他们的主人北去。其中有不少人被掳后,因思念家乡,又逃跑回来;被官府拘捕而又有籍贯可查的就有三千人。湖广行省曾命令广西,把这批逃跑回来的人遣送回北方。史格认为如果照此办理,他们将沦为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家奴婢,而且派人押送北上的途中,一定会发生逃亡或叛乱的事情,不如把他们年龄相当的都婚配成夫妇,列入民籍,就地安置。因此,这些从北方逃回来的人们,避免了再次颠沛流离的痛苦。【康忠慧】
岭南地方政局基本平定后,湖广行省决定民户要按户征收醋税和酒税。史格反对行省的意见,他认为岭南地区地势险要而地面狭窄,居民稀少而民风强悍,物产贫乏,民财匮竭,征收醋税和酒税会增加人民负担,势必促使百姓走上“为盗”的道路。湖广行省最终接受了史格的意见,两广人民得以免去一些苛捐杂税。【康忠慧】

文化
史天泽即其子侄经营真定一带不下60年,为真定元杂剧的崛起创造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充分条件,吸引和促进了众多的青年文人投身杂剧创作,并且成为他们难得的知己和坚强的后盾。【黄宗健】

    元蒙初期,真定一批文人才子率先投身戏曲创作,对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大甚或是关键性作用。真定作为元杂剧的摇篮之一,其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让大都。从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也可以看到治理一方卓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史天泽的贡献。他不仅是元蒙初期统一中国的元勋,治国安邦的贤相,因而享名青史;而且,作为一代天骄的元杂剧能早期在真定崛起,并对元杂剧的发展成熟发生巨大影响,史天泽是不应忽略的功臣。【黄宗健】

通过考证史天泽父子的生平事迹及思想性格,进一步了解史氏父子继往开来,秉承先祖兼济天下的大志和优秀品格,他们不仅智信仁勇,更兼喜爱填词作曲,文武兼备,与众多曲作家以上乘的经典之作,奠定了真定成为元杂剧中心和摇篮的历史地位。【耿光华】

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和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和给予的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史天泽开府真定对元杂剧在真定的兴盛影响至深。【郭开兴】

    他利用自己在元朝的权贵地位,保护了一大批宋金文人,使他们在科举废止、种族歧视严重的恶劣形势下得以安身立命,并有所成就。【郭开兴】

    我们从《元史•张德辉侍》、王盘所作《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以及苏大爵所作《志学斋记》等多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这样的事例.元杂剧作家白朴的父亲白华就是因依附史天泽而卜居真定的.史天泽很器重白朴的才气,曾多次举荐白朴做官,只是白朴因国破失母的遭遇,早已绝意仕途,才不得已而离家南游.元杂剧作家侯克中和史天泽的关系也很融洽,他的不少诗是为史天泽而作的,其中的《史丞相拜开府》一诗对史天泽保护宋金文人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郭开兴】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宽松、思想解放的人文环境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真定最高长官史天泽,首先就接受了“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戾,武夫马上之歌”的北曲,被钟嗣成推崇为第一代元曲作家。【奚海】

【曹楝亭本《录鬼簿》在“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栏中,列名有“史中丞”;天一阁本《录鬼簿》则明确指名为“史中书丞相天泽”。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传世,但在他的倡导下,不少沉抑下僚,或无由入仕宦之途,或根本无意于功名的文人儒士,翕然从风,并且向着元曲的最高样式杂剧艺术奋力攀登,创作出了一大批哙炙人口、名动北国的经典力作。这样,真定和大都、平阳一样,成为当时元曲的三大主要发祥地和活动中心之一。【奚海】

     大都外就数真定了。有白朴、侯正卿、史九散仙、李文蔚、汪(江)泽民、尚仲贤、戴善夫等七人。其中不仅有的是成就辉煌的元曲名家,而且至少白、李、侯、史四位在“第一期”元杂剧作家中是年辈较高的。【黄宗健】
    真定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重要摇篮,我认为是由于这个唐宋以来的北方重要城市,元蒙初期具备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有利条件。而这些,又与当时驻真定的“河北兵马都元帅行真定府事”、“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史天泽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宗健】
   
《元史新编•史天泽传》称:“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宾礼而荐拔之。”与史天泽同时的王恽在《史公家传》中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徙单里页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陈之纲、杨西庵、张条山、孙议事,擢府荐达,至光显云。”于是,真定聚集了大批文士名流。【黄宗健】

天泽本人喜爱文学,对元杂剧的创作演出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天泽没有作过杂剧.但他善作乐府,常和词曲杂剧作家相互吟咏酬答.正因为如此,王恽在天泽死去五年后,还在梦中想见他朗诵乐府的情景。【郭开兴】

天泽不但和词曲杂剧作家交往密切.和表演艺人也过往频繁。《青楼集》“张怡云”条中记:“一日,(姚牧庵、阎静轩)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面向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阙。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锭酬歌.席终,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天泽的爱好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子史樟,使之成长为一名杂剧作家。《录鬼簿》录其《庄周梦》一剧。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赞誉“此剧曲文特佳,通本俊语,不胜枚举。”【郭开兴】

史天泽造成了真定一带几十年安定繁荣的局面,又有作为北宋和金代官本杂剧曲艺、院本演出中心的汴京的数万群众定居真定,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和民间文艺人才,这就为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史天泽本人又是一位颇擅辞章的散曲作家。《录鬼簿》卷首“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就列有“史中书丞相天泽”。【黄宗健】

文学史中父子并称的作家为数不少,元曲作家中的史天泽和他的九公子史樟即是一例。【耿光华】

史天泽不仅结交了许多文人学者,而且与元杂剧初创期真定的重要作家,也有着密切关系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黄宗健】

金亡后归依史天泽的名土颇多,如元遗山、王滹南、李敬斋、白枢判(白朴之父白华)等皆来依附,遂使战乱岁月,真定文学蔚然。【耿光华】

大量遗民向北迁移居真定,其中不乏乐舞和杂剧艺人,加快了真定元杂剧的兴盛。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真定,看到了这里保存的北宋大曲歌舞的演出,不禁感慨道:“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史天泽“开府真定”时,不丢儒教传统,勤政爱士,保护了一大批宋金文人名士,加之他本人喜爱填词作曲,对元曲杂剧的创作给予了直接的支持。【耿光华】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当权者对文人宽容的态度,加之众多文人艺术家的聚集,真定成为元杂剧的中心和摇篮,孕育出了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齐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以及李文蔚、尚仲贤、侯克中、戴善甫、史樟等剧作家,诞生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乘的经典之作,如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等均为中国戏剧史上久负盛名的传统剧目,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耿光华】

史天泽本人即是散曲作家,《录鬼簿》曾将其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史天泽当与元代诗人曲家有切磋唱和之作,可惜其作品多流失极少保存下来。《元诗选癸集乙卷》仅存录其诗一首《巡历太康》:“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冽咧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诗中表现了一代良将的雄姿与气魄。【耿光华】

王恽曾作《水龙吟》词赞美史天泽云:“汉坛千古风流,笑谈自是诗书将。两淮草木,一门忠孝,先声远畅。奕世金貂,雄边韬略,三军独张。道十年汗水,旌旗动色,春都在,投壶唱。一点德星回照,光浮动,太山千丈。戟门春静,人安事简,提封保障。汉相规随,益公安靖,平生心赏。见筹毫不远,凤池消息,醉仙家酿。”另有《满江红》词赞史天泽之功云:“柱石中朝,还不减,汾阳勋考。人尽道、今年相府,南衙春早。肘后不知金印大,书中渐觉群疑少。问南枝、消息几多春,调羹了……”从这些词中可领略古代良将的堂堂风采。【耿光华】

身为良将的史天泽对杂剧创作也颇感兴趣,他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与他的支持密切相关。“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即白华之子。白朴幼时鞠育于元好问家中,10多岁即随父投靠史天泽,受到史的器重,二人结为忘年交,在其词集《天籁集》中曾多次提及自己与史天泽“欢游如平生”的深厚情谊。而史天泽本人与次子史樟,也是颇擅辞章的曲作家,对此《录鬼簿》中均有记载。【耿光华】

王滹南(王若虚)为当时文坛领袖,元遗山(元好问)与白华(即白枢判,为金枢密院判官,元曲大家白朴之父)号称当世“元白”,著名诗人。元遗山最后老死真定获鹿“鹿泉新居”。真定文人荟萃,成了北方的一个文化中心。【黄宗健】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自幼受到大诗人元好问的教养熏陶,十二、三岁就同父亲白华投靠史天泽。聪慧过人的白朴辞章乐府很快就名擅一时,“号后进之翘楚者”,为史天泽所器重。年长25岁的史天泽居然与子侄辈的白朴成了忘年交,虽然他们在人生追求上并不一致。“中统初,开府史公将所业力荐于朝,再三逊谢,接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白朴在《天籁集》中不只一处提到他与史天泽的情谊:“至元四年恭遇圣节,真定总府请作寿词”;“送史总帅镇西川,时方混一”;直到史天泽逝世多年,白朴已届61岁,还在《水调歌头》序中说到“丙戌夏四月八日夜梦,……从相国史公欢游如平生,俾赋乐章,“不知秘字何意,公曰秘即封也”。【黄宗健】

盲诗人、真定杂剧作家侯克中(正卿)与白朴为总角交。侯氏《艮斋诗集》《答白仁甫》谓:“别后人空老,书来慰所思。溪堂连辔日,风雨对床时。我爱香山曲,居奇石鼎诗。何当湖上路,同赋鹧鸪词。”可见情谊之深。《录鬼簿》贾仲明吊词云:“史侯心友艮先生,诗酒相酬老正卿。挽丝缰,味裹雕鞍凭,随王孙并马行。”这里的“史侯”、“王孙”大约是指史天泽的子侄。《艮斋诗集》有《史丞相拜开府》和《挽史丞相开府》二诗,说明他对史天泽很崇敬,也有来往。但年辈关系,与其子侄交往则更密。《艮斋诗集》中《史右丞退居吴山读书》、《同史右丞游白石洞天留别杜南谷》二诗应指史天泽第四子史杠,杠任过湖广行省右丞。江苏吴县吴山,广西郁林白石洞天,也都属湖广行省范围。这是侯正卿在一统后游历南方时,与史杠一起活动的记载。【黄宗健】

真定杂剧家“史九散仙”(也作“史九散人”、“史九敬仙”)即史樟,为史天泽次子。王盘说他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年岁略长又与史樟有交往的翰林学士王恽,有赠、挽“史九万户”的诗篇。在《九公子画像赞》小序中说:“史开府子名樟,喜庄列学。屡为万夫长,有时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号”。【黄宗健】

   《录鬼簿》则说史九散仙做过“武昌万户”。《寒山曲谱》引录戏文《东墙记》,题为“九山书会捷机史九敬仙着”;《西池宴王母蟠桃会》则注云:“前明官钞本也,原题敬仙书会合呈。”当时还有以“敬仙”作为书会名称的,可见他在戏曲界的影响。这也反映了史天泽对杂剧戏曲不但没有偏见,相反竟是积极支持赞赏的,所以堂堂相国、总帅公子,又担任军中“万户”等要职的史樟能成为有名的杂剧家。《寒山曲谱》《风风雨雨莺燕争春》戏文注云:“刘一棒着,史九敬仙婿”。《寒山谱》是明代张大复编着,其说未知所据。如果史樟的女婿也是一位戏曲家,那就更说明史家与杂剧戏曲的关系了。【黄宗健】

据《录鬼簿》贾仲明吊词,尚仲贤、戴善夫他们同时在江浙行省做提举官,“同里同僚”。到江浙行省做官应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后。其时,白朴已届花甲,史天泽已作古人。尚、戴年纪可能小于白朴二十岁左右。他们在真定的青年时期,白朴或已拒史天泽举荐弃家南下浪游,史天泽也赴中书丞相之任了。史天泽不在真定任职,史家总府仍在真定,史天泽侄儿史楫仍然是真定地带军政首脑—“中统元年,授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真定表山带河,连属三十余城,生杀进退,咸倚专决。楫谨身率先,明政化,信赏罚,任贤良,汰贪墨,恤茕独,民咸德之。所举州县佐史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名。史楫仍然承袭史天泽的风范,保持了真定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名城的地位。史樟也担任“真定顺天(保定)新军万户”,所以史家在真定的影响和作用是显然的。尚仲贤、戴善夫略晚于白、李、侯、史诸家,但他们生长在真定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又热心于杂剧创作,与史家有相当关系也是必然的,甚至去江南做提举官出自史家举荐,也在情理之中。【黄宗健】

白仁甫南北奔走,都与史天泽家族的人员有关系。如他到燕京时,正值史天泽入觐;他到河南等地,又是在史天泽任中书右丞相,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和史格任亳州万户等职之时。【李修生】

史天泽还爱贤乐善,王恽就曾记载:“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指史天泽)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 【耿光华】

史樟(1240-1288),系史天泽之次子,因大排行第九,人皆称其九公子,或史九,其字敬先。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金吾元帅等职。王恽在《挽九万户》诗中说他“半生稀古振长缨,隐隐心中富甲兵”。但这位武人却喜庄、列之学,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号,称史九散仙。虽出纨绮之间却无豪贵之习,又尝混迹于书会才人、优伶娼妓间。王恽的《九公子画像赞》曾这样描绘他:“抱夷惠之志,蔚雄豹之姿,齐物我于一致,感盛衰之无时。其或戴远游之冠,甘元气之委;骑将军之马,扫干将之霓。欻坐皋比玄谈四弛,提笔挥洒,以遨以嬉。敛凌云之剑气,等尺鷃而蓬飞,耻以艺进,与时推移。希达人之大观每先事于几微。与其身外之乐,何若心之内怡,是则散之为仙,见于丹青者如是。”王恽又在《赠九万户》诗中称赞史樟飘然物外而又才华横溢:“昂藏野鹤谁能驯,泽雉虽美终无神。一篇秋水海疆阔,两袖醉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密,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耿光华】

史樟,永清(今属河北)人,为元初名臣史天泽之子,曾任真定、顺天新军万户。王恽《挽九万户》诗中说他“半生稀古振长缨,隐隐心中富甲兵。”但这位武人却喜庄、列之学,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号,称史九散仙(一作史九敬先,或误),作杂剧《庄周梦》一种。本剧为神怪戏,写庄周本是大罗神仙,谪降尘世,迷恋花酒,后由太白金星等引他证果还元。内容荒诞而关目繁胜,剧中有太白金星、蓬壶仙和东华仙等诸多神仙出场,又先后穿插风、花、雪、月四仙女弹唱,莺、燕、蜂、蝶四仙女劝酒,春、夏、秋、冬四仙女炼丹,还有太白金星当场变相,表现栽花结果魔术,山中道士表现鹤舞,“骑鹤上升”等,热闹非凡,在演出中,观客当会感到眼花缭乱。【邓绍基】

  前人称赞本剧曲文多俊语,今例举第二折前楔子中所写山中道士所唱一支曲文如下:
(仙吕赏花时)剩水残云四五塌,野杏天桃无数花。淡隐隐卧残霞,疏林直下,掩映着茅舍两三家。【邓绍基】

《太和正音谱》将史樟列于词林英杰之中。【耿光华】

据清人张大复《寒山堂曲谱》记载,史樟还作有南戏《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并在九山书会任捷讥,相当今天的编导与舞台监督之职。有的论者对此有所质疑,认为史樟身为万户,不可能是捷讥,其人为杂剧家,不可能作南戏。其实,史樟早已看破功名富贵,辞去万户之职,与尺鷃等飞,嬉戏自娱,如此作为何不可投身杂剧创作以求精神之享乐呢?再者当时杂剧兼作南戏之作家岂止一人,为何史樟只能作杂剧而不能兼作南戏呢?史樟不仅只此一出杂剧,他还与马致远合作写了《风流李勉三负心记》南戏。史樟可谓早期南戏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中散曲、杂剧、南戏无所不有,是元代曲坛一位奇才。【耿光华】

元蒙初期真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特别是院本杂剧曲艺演出盛行,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对民间通俗艺术少有偏见的青年文人活跃于此,白朴、李文蔚、侯正卿、史樟以及年岁略小的尚仲贤、戴善夫等,开始探索和涉足杂剧剧本创作,应该说顺理成章。其后,一直到元贞大德元杂剧极盛时期,他们“老来愈觉才情富”,仍有佳作名篇问世。加上其它元杂剧中心的发展,大批元曲家涌现,使元杂剧成熟完美、绚烂多姿,这可能是元杂剧发展的基本轨迹。【黄宗健】

早期杂剧作家石子章虽非真定人,但曾在真定活动过。所以有元好问、李显卿送石子章西行、北上诗。石子章赵州石桥诗刻石后有张萧跋文,提到他与“真定史公”的关系。可见石子章不只一次到真定,且与史天泽有来往。孙楷的《元曲家考略》疑石子章为名将石天应侄,与史天泽夫人石氏或同家族。【黄宗健】

元杂剧史家都认为白朴

是士大夫望族文人从事杂剧创作的第一人。实际上,真定杂剧作家群如李文蔚、侯正卿、尚仲贤、戴善夫等,也应属士族门第或富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史樟是相国之子了。列入大都的十几位作家,除梁进之〔如果确即杜善夫妹婿)等个别人可能年辈稍高外,其它未能与白朴、侯正卿、史樟、李文蔚等相比。真定能在元杂剧发展早期就产生这样一批成就辉煌的剧作家,可以认为:早在13世纪中前期,真定就已经开了文人参与杂剧创作的风气之先了。因而对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中国戏剧史谱写了最重要的篇章,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一切,与史天泽的作为又是密不可分的。【黄宗健】

从史天泽以及史家与杂剧表演艺人的交往关系,也能看出史家与杂剧艺术关系的不一般。《青楼集》载“才艺尤度超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的天然秀,“母刘,尝侍史开府”,而天然秀本人又与“尤为白仁甫、李溉之所爱赏”。显然,天然秀曾经活跃于真定杂剧舞台,并且与史开府有密切关系。《青楼集》还记述了名重京师的艺人张怡云与“中丞史公子”的联系。【黄宗健】
  
1274年,史天泽随元军伐南宋,因病退至真定休养,第二年去世。其后裔遂定居于此。
二子史樟,官至武昌万户,史氏解职后居于真定,经常穿着麻布衣服和草鞋出入于市,以“散仙”自号,喜欢读《庄子》,编有杂剧《庄周梦》。【聂树锋 王秀珑】

总之,史氏父子继往开来,秉承先祖兼济天下的大志和优秀品格,既是蒙古灭金的英雄,又是亡南宋的功臣,堪称元朝名副其实之开国元勋。他们既智信仁勇,多谋善战,又喜填词作曲,有创作之功。这种文武兼备的良将风采,是任何其他家族或集团难以比拟的,也是文学史上一对精彩的父子兵,河北真定当应有此父子曲家而引以自豪! 【耿光华】

儒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历代推崇倍至。在边疆办儒学并不是史昭首创,而在西宁兴教办学,史昭是第一人。【刘锦 王继光】
   
宣德三年(1428年),都督史昭“上言西宁风俗鄙悍,请设学校如中土,报可”,根据西宁镇守官都督佥事史昭和西宁卫的奏请,遂于西宁卫创设西宁卫学,设儒学教授一员、训导一员。学校设在卫城东北角,建有殿庑、斋堂及射圃,备有礼器、图书。【刘锦 王继光】

本文辑录的历史研究文章及作者:
《元代父子曲家史天泽和他的九公子——河北真定元曲作家探析》作者:耿光华女,生于1953年,河北阜平县人。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教授。荣获学院优秀教师;学院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张家口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三等奖;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史氏家族在真定——金元之交的汉人世侯剖析》作者:聂树锋 王秀珑,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教授。
《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与史天泽》作者:黄宗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教授。
《文武兼备的元代汉族重臣——史格》作者:康忠慧 广西师大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
《试论元杂剧在真定兴盛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者:郭开兴,河北文化研究学者。
《燕赵元曲艺术》作者:奚海,1941年生,上海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元曲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元曲研究中心主任,合作主编了12卷本《全元曲》、《元曲三百首赏析》,点校了《元诗别裁集》(作为《五朝诗别裁集》之一出版)等书。
《史昭事辑》作者:刘锦,江西于都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民族史;王继光,甘肃临洮人,教授,主要从事明请历史文化的研究。
《元朝唯一的汉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作者:李瑞杰,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教授。
《关王马白创曲坛千古风流》作者:李修生,193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长。现为古籍所教授、中国散曲学会副理事长、着有《元杂剧史》等。
《元代文学史》作者:邓绍基,江苏省常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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