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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权相史弥远及其家族研究

时间:2011-05-20 21:30来源:网辑 作者:huangbo 点击:
南宋权相史弥远及其家族研究

作者:huangbo

家族与政治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两把钥匙,明州史氏是中国古代通过科举白手起家的显贵家族的典范。这个家族在南宋兴起之后,出了28个进士,3个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超过200人朝廷内外担任官职。如此显赫一时而又对南宋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家族在现代历史研究中却罕有人涉及,到目前为止,关于史浩的研究文章只有2篇(史美珩:《评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载《浙江师大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何忠礼:《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论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而关于史弥远的则一篇也没有,关于史嵩之的有1篇(史美珩:《史嵩之起复问题探》,载《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这样少的研究成果与宋史界成果累累的现状相比,实在是太奇怪了。在该家族掌握朝政的半个世纪里,他们拥有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地位和权势,但在这空前的辉煌之后,史氏家族迅速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怎么判定一个时代是否适宜地方精英的成长这在历史上很难判定。一般而言统一王朝时代是不利于地方精英的权势扩展的。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地方精英在乱世就是英雄,三国的英雄的起初多是争雄一方的豪强和侠客,最后才发展成为区域性的英雄和全国性的英雄的。秦末是贵族竞起,汉末是豪强迸发,豪强就是中世中国地方精英的典型代表。由于大一统帝国从秦以后建立起来,中央政治在事实上不可能深入到地方社会的每个方面,地方精英把持当地政治成为主流的地方政治形式。魏晋南北朝中国出现大分裂,地方精英则是在政治上大分裂时期维持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隋唐的统一则要求削弱地方力量以增强中央的凝聚力。科举制度的出现使豪强式的地方精英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科举以考试选才的方式把地方人才吸引到国家政权中参与政治工作,地方政治在唐代发生重大变化,地方精英从此被迫接受朝廷的体制,大部分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成为体制内力量,从此地方大族想要保持其地位就必须与朝廷权力结合,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那种地方豪强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从宋代开始,地方豪强消声匿迹,其原因过去被认为是唐代长期压抑豪强和五代军阀混战的结果,事实上这两点原因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五代的军阀割据下的地方政治新形态或许才是地方豪强受到沉重打击的真正原因。军阀代替之前远在天边的皇帝执掌地方政权,使得以前长期存在权力空白被军阀们填上了,地方豪强没有发挥政治力量的空间,军阀们为加强本区域内的控制也不充许地方豪强继续把持政方政治。随后宋代重用文官,扩大科举考试,将大批地方人才吸收到国家政权中,地方精英大多被抽离其本乡本土,地方人才日益匮乏,从此不成气候了。
在宋代,显贵家族与前代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科举发家,权力致富,其兴也速,其亡也速。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能力和皇帝的喜好成为中国家族发达的两个必备条件,皇权从中获得了无限的好处,君权至上的观念只有到了这时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从宋代开始,一个家族的兴亡不再系于家族实力本身而是系于皇权的好恶,科举考试事实上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是代皇帝选择一部分人听话的人先发家罢了。这样,家族发展实现了由中世中国的富而贵到近世中国的贵而富的可怕转变,追求权力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读书求学为的是这个,求神拜佛为的也是这个。其影响是深远的,看看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火热到什么程度就会明白这种转变起到了什么样的恶劣后果。

一、宋代政治与明州社会
    宋代推行了一套十分严密和成功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一个身处州县的士人想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取得进士的功名就更加不易了。但是科举一旦成功,荣华富贵随之而来,不过由于科举考试的难度太高,一个家族通过科举成功之后取得富贵很难保证其后人能够继续成功,家族繁荣在科举制下是颇难持续的。于是宋代在推行科举的同时又推行荫补制度,让考中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员的人才的子弟有机会直接进入仕途,在中国只要能够掌握或者接近权力就有发家致富的可能。宋代国家政权一方面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吸引人才,另一方面又用荫补制度来保证科举成功者家族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持续下去。荫补制是科举制的有效补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科举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不说,士大夫阶层的权益也得到有效维护。但是由于荫补出身的官员起点低,升迁慢,政治前途有限,所以荫补官不会冲击到科举官的利益,荫补制也只能减慢士大夫家族的衰落,一个家族如果不能在科举上连续成功的话,像前代那样的世代官宦之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地方精英家族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明州在唐代以前经济发展程度并不高,直到738年,明州地区才首次成为单独的行政单元。明州在唐代得到初步的发展,唐末五代中原混战,但是江南却得到局部的安宁,明州经济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进入宋代明州经济实力更是迅速膨胀,唐代中期年国家统计的明州人口为4万户,到北宋末年则高达12万户。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南宋初年由于金人南侵而受到相当大的阻碍,据有关统计,1130年金兵攻陷明州至少造成本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许多家族遭到灭顶之灾。但是随即而来的新的政治地理格局又使明州迎来发展的黄金期。由于南宋定都杭州,毗邻杭州的明州的政治重要性突现出来,明州尽管在北宋时经济尚算发达,但是政治地位不高,离政治中心相当遥远。到南宋,明州成为京畿之地,在政治上拥有有利地位使本地精英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大增。尽管明州在北宋时已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教育,地方精英也逐渐形成,但是在南宋以前,明州地区并未产生过著名的文人和学者,宋孝宗时期(1162—1189)史浩和楼钥的崛起是明州文化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到孝宗后期(1180—1190),明州在学术上出现繁荣局面,慈溪人杨简和鄞县人袁燮追随陆九渊研习心学,形成学术史上著名的四明学派,陆九渊的心学一度在明州取得主流地位,学术的繁荣使明州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到南宋,明州在科举考试上得显著提升和巨大成就。在北宋,明州的进士比率不超过全国总数的1%,而到了南宋,一次科举考试明州的进士人数就要占到全国的10%左右,考虑到明州人口只占到南宋总人口的1.5%,这一比率足以表明明州在南宋的科举考试中具有何等显著的地位了。随着科举的成绩的增长,明州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迅速上升。在北宋,明州没人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而到了南宋,明州先后出了5个宰相和10个副相。同时地方精英家族也开始形成,除了史氏家族之外,尚有定居明州的宋代宗室集团和北方移民楼氏家族。明州赵氏在南宋先后有140人考中进士,而明州楼氏在北宋出了7个进士,到南宋则有30人考中进士,其中楼钥官至副相,成为是全国知名的文学家。可见,到了南宋,明州已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政治地位重要的地方政治单元,史氏家族从这里发迹并非偶然。


二、史才与明州史氏的兴起
    明州史氏兴起以前在当地只是一般家族,要追溯其前代的情况是比较困难的。明州史氏在发达以后自称出自栗阳史氏,栗阳史氏在历史上是名门大族,明州史氏是这一名门的史惟则之后。史惟则在唐代做过翰林学士,不少学者认为明州史氏的说法不可靠,极有可能是想攀附名人。由于唐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像明州这样的地方是很难形成地方精英集团的。据现代学者的推测,明州史可能是栗阳史中的破落户或支系后裔迁居而形成的,绝不可能是名人史惟则的直系或旁系后代。明州史氏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可靠的祖先是史成。史成是当地的一个毫无影响的小人物,根本没有史料可以说明他的情况。史成的儿子史简开始与文化发生关系。史简(1034—1058)只活了二十岁,生前只是乡间政府的衙役,读过一点书,但文化水平是很低的。史简英年早逝,他的妻子叶氏独立扶养儿子史诏(1058—1130)成人,史简家境贫寒,死后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全靠妻子叶氏(1033—1118)支撑家庭的生活,叶氏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他不但将儿子史诏培养成才,而且还使史家一度达到小康水平。史诏在叶氏的教育下进入当地学校学习,成为具有一定文化的文人,不过他只能算是一个具有中等水平文化人,史诏不愿离开母亲,所以长期从事的都是临时性的地方文化工作,干过政府的抄写员、祭文的写手和乡间的教书先生。史诏的孝行得到当地政府的赏识,使他成为地方名人,1107年被地方官推荐进入太学,人称“八行先生”。史诏本人没能成为政府官员,但是已经开始接近政府权力了。真正使史家开始发迹的是史诏的儿子史才(?—1162)。
    史才是史诏的次子,1118年考中进士,成为明州史氏第一个取得进士功名的人,也是该家族第一个做官的人。史才考中进士后担任处州的县尉,北宋灭亡时调任余姚县尉。1130年明州被金兵攻陷,境内大乱,这时史才不在家乡,他的兄弟史木成功地组织家族成员和乡民逃难海上,成为民间地方领导人。由于史才入仕,史家地位提升。加上史诏生的五个儿子逐渐成人,史家人丁兴旺,除了史才之外,还有史师仲、史木、史禾和史光。因此,这时的史家在地方上已有了一定的号召力了。
战后史家回到明州重建家园,史诏在回到明州后不久就病死了,其幼子史木不久也病死了。史诏的病逝使史才不得不暂时停职回家守孝。服丧完毕后史才重新回到官场,先后担任过永嘉和余杭的知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杭州知州李光,李光是当时的名士,后来做过副宰相。由于李光反对秦桧对金投降,在党争中被迫害罢官,史才因此受到牵连而丢了官。这一打击大约使史才的性格大变,为了能够再回官场,他开始向权相秦桧献媚,这样在1151年左右得到国子监主簿的职位。国子监主簿只是小官,史才是不满足,他进一步投靠秦桧,得到秦的信任,推荐他出任右正言,不久又晋升为右谏议大夫,充当秦桧在朝中的打手,专门攻讦秦桧不满意的人。1153年10月,史才的无耻行为得到回报,他被秦桧推荐出任副相,尽管对秦桧很忠心,但他之前与李光关系成为他政治上的污点,他在副相上的只干了10个月就被罢免了,1154年6月罢职提举洞霄宫,之后他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史才在宋代政治史上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帮凶,尽管他做到副相的高位,但是《宋史》却没有为他立传,他的事迹在史籍中也少得可怜,《宋史》上只有一条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他要求整治太湖水利的事情。
    尽管史才的政治名声不佳,但是他却使明州史氏挤身官宦之家的行列。明州史氏初登官场就取得了副相的成绩让该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史才的成功使史家有了荫补入官的特权,在社会生活上史家更成为拥有特权的官户而高人一等,自然在当地成为大族。史才的成功还为史家进一步的发达创造了条件,史才以牺牲自己的名誉换来了明州史氏的兴旺发达。

三、史浩与明州史氏的发达

    明州史氏的真正的发达是由史才的侄子史浩开创的。史浩(1106—1194)是史才的长兄史师仲的长子。史师仲死后史浩由他的三叔史木教导和培养。从史木在1130年金兵入侵明州中的表现来看,史木是一个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尽展所长。1145年史浩考中进士,成为明州史氏的第二个进士。史浩中进士后先是担任余姚县尉,后来转任温州教授,都是些州县小官。很明显史浩不愿意像他的叔父史才那样通过投靠秦桧而升官发财,在他的叔父史才官运亨通之际,他甘愿在地方上做小官。1157年史浩结束地方小官的生涯进入朝廷但任太学正,稍后转任国子博士,尽管官职低微,但能在国家高等学府任职却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1159年史浩获得觐见宋高宗的机会,他大胆地向皇帝提出确立继承人的问题,得到高宗的赞赏。由于高宗无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政治上的禁区,史浩的行为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忠诚。事后他被高宗选中出任高宗的养子普安郡王的老师,普安郡王就是后的孝宗。此一事件彻底改变了明州史氏的命运,从此史氏与南宋皇室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关系,与皇权结成亲密关系是宋代以后世家大族得以发达的惟一力量,史浩通过担任普安郡王的老师这一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官而开创了明州史氏的数繁荣。1160年高宗正式册封普安郡王为皇子,并进封为建王,史浩出任建王府教授,由于建王并非高宗亲生,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在这段时间中,史浩发挥出他过人的政治才干,帮助建王树立形象,排除政治困难,赢得了高宗的好感和朝中大臣的支持。比如1161年金军再次南侵,建王一时冲动提议带兵迎敌,这使得猜忌心极重的高宗大为不满,幸得史浩急时提醒建王收回此说,才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皇位继承危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身为皇位继承人的孝宗,日子是不好过的,史浩陪伴着这位“皇子”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建立起情如父子的深厚感情,这是史浩,也是明州史氏将来最为宝贵的政治资本。1162年高宗正式册立建王为太子,史浩升任太子右庶子,不久建王即位为皇帝,是为孝宗,孝宗即位后立即提升史浩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7月,晋升为副相。1163年1月,晋升为宰相。史浩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州县小官到位极人臣只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这此期间他并无政绩经历的积累,也无赫赫之功的表现,所靠的就是和皇权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使他迅速成为新皇的心腹。
    孝宗初年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金军南侵虽然失败,但战争并未结束,孝宗与高宗不同,高宗只求苟安,孝宗却一心相收复中原。孝宗即位后起用主战派的张浚,准备对金宣战。史浩在政治上虽然并无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但他的长处却是拥用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在做建王府教授时是如此,做宰相后仍然如此。史浩虽然主张恢复中原却反对张浚孤注一掷的战争投机,史浩清醒地看到南宋国力在高宗及秦桧投降路线的统治之下国力衰弱的实际,主张内修政治,提升实力之后再图恢复。这与孝宗的热情相左,双方产生严重分岐,从中可以看出,史浩虽是孝宗的心腹,却不是孝宗的侫臣,不是靠投其所好获得皇帝的信任。1163年5月,孝宗在张浚的支持下不经宰相直接发布对金宣战令,致使史浩愤然辞职。他在宰相任上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孝宗北伐的结果不幸被史浩言中,北伐不久即在符离大溃,这一结果使史浩的地位在孝宗心中更为崇高。
史浩反对北伐,事实上既是政治上的清醒认识,同时也是身为南方地方利益代表的表现。他不愿意以南方的有限力量去跟金人拼消耗,更不愿意战争损害南方本地的安定环境。在是否允许金国境内义投奔南宋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更为明显。南宋招收这些义军后称之为归正人,归正人的存在是南宋皇权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又是南宋地方的巨大负担。史浩认为召降纳叛不但激化与金国的矛盾,而且也不利于南宋的稳定,同时大量北方义军进入南宋也给南宋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史浩的辞职举动表明他为人忠直,但也说明这尽管他为人清醒,但在权力关系中却不成熟。他的冲动使得孝宗在战败后无法让主和派史浩来主持对金和约,只好起用投降派汤思退来主持议和工作,使南宋蒙受更大的损失。史浩罢相后,主战派授意御史王十朋弹劾史浩“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和讪上”八大罪,孝宗不得不让他暂时退休。之后史浩回到家乡明州闲居了五年,1168年得到重新起用,出知绍兴府,后调知福州。尽管史浩不在朝廷,但是他与孝宗建立起来的深厚关系使孝宗一直对他念念不忘。1178年3月孝宗再次任命史浩为宰相,史浩二度入相的时间也很短暂,只干了不到9个月。史浩为相后碰到了殿前司扩充军队,到处抓壮丁,引起京城骚乱,士兵趁机在街道上抢掠市民财物,造成部分市民与军队发生冲突。事后孝宗将闹事的士民与发生冲突的市民一同治罪,史浩认为市民反抗是合理自卫,不该治罪,因此与孝宗产生对立,最终再次辞职。史浩两次罢相都是自己主动辞职,都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坚持原则不肯苟同皇帝。这些举动为他树立起了相当崇高的形象。
史浩二次罢相后仍然得到孝宗的信任和尊敬,始终对他礼待有加。1189年光宗即位后,加封史浩为太师,尽管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但却是具有无上的荣誉。史浩同时还是江浙学术界的支持者,他先后向孝宗推荐过陆九渊、朱熹、薛叔似、杨简、袁燮等学者,使他在朝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崇高的威望。1194年史浩以88岁高龄病逝,在官场经营了将近50年,凭着他与孝宗的特殊关系,在政界与学界打下坚实的根基,作为帝师和宰相,他拥有巨大的政治潜能,给明州史氏的普遍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他这一代,以前名不见经传的明州史氏成为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名门望族。
史浩一共有五个兄弟,他本人居长。史浩官至宰相,他的兄弟都有荫补做官的特权。但是官职都不显赫,二弟史渊官至知江阴军,三弟史溥官至湖州通判,四弟史源和五弟史涓则官职更低,只在州政府里做幕佐官。而在史浩的堂兄弟中,
只有他的堂弟史浚(1129—1203)的做过官,1160年史浚依靠父亲史才的荫补权入仕,监潭州南岳庙,1170年获得实职出任古田尉,最后官至婺州通判。由于荫补入官起点低,升迁有限,史浚与史浩的最终成就也就天差地别。史浩的另一位堂弟史渐(1124—1194)虽然没有做官,但是长期在太学读书,颇具社会影响力。40岁后回家教导诸子,八个儿子中有五个考中进士。在史浩时期,此时的明州史氏已有多人身在官场,成为典型的仕宦家族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财产丰富和人丁兴旺已经不再是一个家族发达的必备条件了,获得权力才是家族发达的唯一力量。

四、史弥远与明州史氏的繁荣
    经过史浩这一辈的发展,到了史浩的下一代,明州史氏已经人口众多,人才济济。从史氏家族的名字上看,这时史家已经成为真正的文化士大夫家族。史浩以前史氏家族命名是没有规律的,到史浩这一辈开始都带有“氵”,已有初步的规律。史浩的下一辈整个家族开始有统一的字辈“弥”,表明其大家长已有相当的文化意识。史浩的第三子史弥远是史氏弥字辈中最杰出的人才,他在宁宗和理宗年间做了二十多年的宰相,权倾朝野,明州史氏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家族,该家族在这一代可谓盛极一时。
    史弥远(1164—1233)在历史上是以权相和奸臣的称号著称于世,事实上这是当时和后世的反对派给他加上的恶名。史弥远是一个聪明而有政治才干的人,从小得到父亲史浩的教育,后来又得到明州心学学派大学者杨简和袁燮的教导,1179年刚刚15岁的史弥远靠父亲史浩的荫补权得到承事朗的官阶,1181年他参加朝廷为荫补官举行的考试,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从此获得实际官职,先后出任监建康府粮料院、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地方政府的幕佐官。1187年23岁的史弥远考中进士,中进士后初期,他一直担任的是一些没有实际事情可干的低级京官,比如太常司祠、太社令、太常寺主簿等。1194年其父史浩病逝,按例停职回乡守孝三年。1196年他回到朝廷,先后出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太常丞等职,1200年出知池州,1204年提举浙西常平,仕途并不顺利。直到1206年再次回朝出任刑部,侍郎兼资善堂直讲,他的政治前途从此才大有可为。
    资善堂直讲是个给皇室子弟讲书的小官,但这个职位跟其父史浩当年做孝宗王府教授一样,是一个充满机会接近皇权的官职。在此职位上他借讲书之机发表政见,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声望,针对当时的权臣韩侘胄发动想通过对金战争,搞军事投机活动,他表示了坚决反对。同时通过在宫廷活动的机会,他与宁宗的养子赵询搭上关系,并且得到宁宗皇后杨氏亲睐。1207年11月韩侘胄北伐大败,国内形势危急之际,史弥远成为杨后和赵询在外廷的代表,联合韩侘胄的亲信钱象祖和李壁,取得宫廷禁怀军统领夏震的支持,杀死专权10年的韩侘胄。政变结束后赵询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皇位继承人。政变后作为皇后和皇太子的代理人,史弥远不断升职,先任礼部尚书,1207年12月,晋升同知枢密院事,进入中枢权力系统。1208年1月晋升为知枢密院事,10月正式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从此执掌朝政,位极人臣达25年之久。
    史弥远上台之后首先实现了对金的和平,由于求和心切,史弥远在对金和约中让步太多,使南宋处于十分屈辱的地位,这也是他后来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和平的实现有利内政的稳定,对于史弥远新政府而言是必要的。为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史弥远上台后支持理学,提拔了一批理学名臣,如真德秀、魏了翁等,但由于史弥远的专权政治的建立,理学家大多不肯与他合作。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上台不久,就将有可能与自己竞争的对手排斥出朝廷,钱象祖和张镃都与了一起参与政变,钱的资历比他还深,结果都在1208年被罢职外任。面对其他反对者,比如礼部尚书倪思批评他想做第二个韩侘胄,结果被史弥远罢官。此后无人再能挑战史弥远在外朝的地位。史弥远专权政治的出现实际上是皇权发生变异的结果,由于宁宗“不慧”,不能直接行使皇权,皇权部分地转移到颇有政治活动能力的皇后杨氏和作为法定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赵询手上,皇权出现转移和分割,这是以前所未出现的新形势。在宋代制度下,后妃和太子都不能直接出面主政,他们只有找史弥远作为代理人,以外朝领袖的身份建立专权政治。史弥远曾经作过赵询的老师和属官,在政变中与赵询结成深厚的战斗情谊,并与杨后结成联盟,加上他本人是名臣史浩的儿子,拥有一定政治声誉,成为当时最合适的外朝代理人。
    史弥远上台后,为维持专权政治,力求对外和平,这时的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已经十分衰弱,但史弥远仍然坚持对金的屈辱外交政策,致使南宋坐失良机,引起国内不少政治势力的不满。加上他长期专权,积累了许多矛盾,他上台初期的名臣之后的形象已经消失殆尽,他变成了权臣加奸臣的典型。1220年皇太子赵询病死,史弥远与皇权的关系出现危机,宁宗最后选定侄子赵竑为皇位继承人。这一变化使史弥远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赵竑与史弥远在历史上没有联系,而赵竑经常半公开地表示对史专权的不满,使史弥远不得不另谋出路。赵询的死使史与皇权的亲密关系中断,只有重新建立起与皇权的亲密关系才能化解危机,由于史竑反史弥远的立场明显,史最后开始自己制造与皇权的关系,就是暗中选择取代赵竑的皇位继承人。史最后通过其门客余天锡选中远房宗室赵贵诚,带进宫中扶植赵贵诚取得皇侄身份。1224年9月,宁宗崩,史弥远联合杨后拥立赵贵诚为帝,是为理宗。这是史弥远发动的第二场政变,拥立理宗的这次政府使他成为新皇帝的保护人,从此他成为皇权的合法性来源,继续担任首相,在理宗初年史专权时期,史弥远错误估计形势,利用金国境内的起义军李全集团企图收复山东,结果引狼入室,差点引起大乱。1230年李全事件平息之后,史的威望大受打击,加上他已年过六旬,开始淡出政治前台,提拔亲信郑清之代替他主持日常政务。1233年11月史弥远在临安相府病逝,终年69岁。理宗在他死后给他最崇重的礼节,追封他为卫王,授予他的两个儿子进士身份,缀朝三日以示悼念。
    南宋是一个权臣辈出的时代,在史弥远之前有秦桧和韩侘胄,之后有贾似道,他们尽管掌权长久,但都结局不好,秦桧的权势及身而止,他死后秦氏迅速衰落;韩和贾更糟,最后都不得好死。史弥远是他们当中惟一一个死后没有被朝廷否定的权臣,在他死后他的家族仍然得到朝廷的保护和照顾,明州史氏也没有因为史弥远的死而迅速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作为史弥远第二次政变的产物,对理宗而言,史弥远即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皇位合法性的来源,他不可能否定史弥远。同时,史弥远与秦、韩、贾不同,前三者都是政治投机分子,而史弥远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政治家,他17岁铨试第一,23岁中进士,应该是有很高的文学天赋的,但他一生在诗文上却没有兴趣,他也没有其它生活上的嗜好,他一辈子的兴趣都在政治上。因此他的专权手段更高明,对于反对派,他既没有像秦桧那样制造冤狱将对手大规模地置之死地,也没有像韩侘胄那样发动全国性的党禁迫害和打击对手,这样反对他专权的人虽多,却没有形成集团势力。在经营亲信集团上,他比秦、韩就更高明,秦、韩的亲信都是小人加走狗型的奴才,秦为了巩固权位,不准亲信们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其政治集团内部不稳定,除秦之外其它人没有影响力,秦一死自然树倒猢狲散;韩则大量引用政治投机份子,结果正是他的亲信出卖了他,致之于死地。史弥远的亲信都是一定政治才干的人,史弥远则力图培养亲信为政治家而不是鹰犬畜之。史与他的亲信形成牢固的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除史之外,其它人也可以拥有政治影响力。史在晚年更是大力扶植心腹郑清之接班。其结果就是史的亲信在史死后仍能长期执政,从而在政治上保持史的地位不动摇。
    史弥远长达25年的专权政治,使明州史氏声威大振,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除史弥远外,明州史氏这一辈中也人才济济,呈现出该家族的极盛时代。史浩一共生有四个儿子,除史弥远外,其他三子都有官位。长子史弥大,1169年考中进士,历任秘书省正字、提举浙西常平、宗正少卿、知宁国府、太子詹事等职,一度与孝宗的太子建立起良好关系,不过由于他在1185年左右英年早逝,致使他没能像他的父亲史浩那样有机会利有与皇权的关系成为朝中新贵。次子史弥正,以荫补入仕,历直秘阁、浙东提刑、知台州等职,他为人有文采,以道德高尚著称于世。幼子史弥坚(1164—1232),是史弥远的双胞胎兄弟。他也没有考中进士,以荫补入仕,但却颇有政治才能,先后担任过两浙转运判官、通判处州、知临安府等,史弥远上台后为避嫌外任湖南安抚使,在任内成功平定了土匪罗孟传之乱,其后历知镇江府、知江宁府等,1218年因反对史弥远长期专权而退休。除亲兄弟外,史弥远的堂兄弟中也有多人为官,不过全都是些地方小官。史弥高(史浩二弟史渊之子)以荫补入仕,只做过县尉之类的低级地方官。史弥宁(史浩的四弟史源之子),以荫补入仕,官至淮东转运使,他是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并与宗室联姻。史弥林(史浩五弟史涓之子),以荫补得到州县监酒税的监当官职位,是最低级的地方官位,不过他在学术上颇有影响,他是明州心学学派大师杨简和袁燮的高徒。史弥林的弟弟史弥厚也以荫补入仕,官至通判镇江府。
    明州史氏从史浩的父亲这一代起人丁开始增加,分成五房,史浩的父亲史师仲是长房始祖,二房始祖就是史家第一个高官,做过副相的史才。史才的孙子史弥逊(史浚之子)在1196年考中进士,不过他终身只好过县尉一级的地方小官。他的二弟史弥迥则以荫补入仕,做过知州。三弟史弥逮曾经在太学读过书,不过他没能通过科举,没有官位。这一房虽然兴起最早,但也衰落得最早,在明州史氏最盛时代,他们已呈衰落之势。
三房始祖为明州民间地方领导人史木,史木为人精明,他这一房在史弥远时代是明州史氏中实力仅次于长房的一支。史木的次子史渐在太学读书多年,是典型的文人。他回乡后闲居教子,有五个儿子考中进士,取得科举上的大丰收。史渐的长子史弥忠(?—1244),在1187年中进士,历任鄂州附近的县尉、知吉州和福建转运使等职,他在政治上反对史弥远专权,为人正直有声誉,在士大夫舆论中颇得好评。次子史弥鞏,1193年进入太学读书,但迟至1217才考中进士,历官监都进奏院、知婺州和处州等,他跟其兄一样强烈反对史弥远专权,因此仕途并不畅顺。三子史弥悆,1187年与其长兄史弥忠一起考中进士,累官通判江州、知常州等。四子史弥忞,1214年中进士,官至知瑞安府。幼字史弥应,也在1214年考中进士,历知连州、真州。史渐的另外两个儿子史弥恕以荫补为官,至江州通判,史弥愿以荫补为国子监生。史渐一系是史家的后起之秀,由于他们大多不肯和史弥远合作,因此官位都不高,但胜在进士人数多,中级官员也多。史木的长子史若冲的儿子却无一人考中进士,他们都靠荫补权得到官的身份,不过都没有实际职位。史木的幼字史湛有五个儿子,都无官职,其中长子史弥文为太学生,次子史弥彰为国子监生,都有一定的名气。
四房始祖史禾本人默默无闻,他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名声。他的孙子中只有史弥谨在1199年考中进士,做过州通判。另一个孙子史弥茂以荫补为得到最低的官阶,无实职。不过史弥茂是史氏家族中跟史弥远关系最好的,是史弥远的心腹,经常能够在幕后参与日常政务的决策。
五房史始祖史光,也是默默无闻之人。他的孙子辈中只有史弥炳以国子监生入仕,官至知武冈军。
尽管史弥远的专权给史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名声,但是在家族内部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重用亲属。史氏在史弥远在位期间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他们荫补权是制度规定的特权,跟史弥远的专权无关。史家在这一时期繁荣主要还是由于自身的科举考试的杰出能力所致。史弥远这一辈人中,有9人考中进士,通过荫补权总共有34人取得官位。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自然也为该家族取得了巨大的家族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除史弥远外,其他人都没有进入权力中枢,对于史家其它人而言,史弥远的专权事实上是他们升迁的阻碍,史弥远为了避免为反对派所攻击,通常对他的亲属的升迁都予以压抑而不是照顾。荫补权尽管能让史家大多数人做官,但都是低级官位,明州史氏这一时期的虽然盛极一时,从家族利益上讲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虚假繁荣,隐藏着衰落的因子。家族内部的政治立场不一致也严重削弱了家族的力量,不过可以证明,宋代政治已不再是家族政治了。

五、史嵩之与明州史氏的最后辉煌
    史弥远的下一代,在史弥远死后由于理宗的照顾仍然有大批人获得官位,明州史氏炽手可热的权势虽然不再,但其世家大族的地位仍然得以维持。史弥远死后,他的儿子都得到皇权的照顾。长子史宽之早死。次子史宅之(1205—1249)
以荫补入仕,少年时代进出宫廷,与同龄的理宗关系成为少年好友。史弥远死后,理宗破例授予他进士身份,先后知嘉兴府、平江府、绍兴府等重要地方,1248年晋升为副相,1249年12月,病死在任上。他与理宗关系良好,本来有希望继其父当上宰相,不过由于史氏专权的阴影对朝臣影响太大,大多数人都反对他为相,加上他当副相后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其结果也就到此为止了。史弥远的幼子史宇之(1215—1293),也是以荫补入仕,早年担任枢密都承旨,史弥远死后得到进士头衔,出知处州、温州、绍兴府等地,1254年晋升为兵部尚书,不久退休回到明州居住。宋亡之后他又过了十多年隐居生活。
    史弥远的侄子辈中,大多数也拥有官位。他的长兄史弥大之子史守之,为人正直,反对史弥远专权,追随楼钥、杨简、袁燮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史弥远颇为害怕他,进行政治阴谋之时常常对亲信说不要让十一郎(史守之排行十一)知道。史弥远的二弟史弥坚的史宜之和史定之都做到中高级官位,史宜之官至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史定之历知吉州、饶州,他还是易学专家,著有多本易学专著,在饶州为官时主持了饶州地方志的编写,在当时的学界颇有名声。史弥远的四弟史弥坚有三个儿子,都做做过中高级官职,其中最成就最大的是史宾之,官至户部侍郎。
    史浩的兄弟史渊和史涓的孙子一辈,也就是史弥远的从子辈中,虽然大多数得到官位,但是都只能担任低级官职。只有史渊的孙子史抑之和史挺之做过知州,另外史涓的孙子中出了这一辈明州史氏长房中惟一的进士——史佺之,1229年佺之考中进士,不过他也在低级职位上结束了其仕途。
    到史弥远的子侄辈,明州史氏的长房经过长期繁荣后出现衰败之象,长房在这一代中仅有一人考中进士,大多数以荫补入官,只有少数人做到知州以上的官位,大多数都只是拥有官阶,享受着比布衣优越的待遇罢了,在政治上已经失去进取之心。由于长房的长期繁荣,使得史浩的孙子辈大多失去进取心,明州史氏家族的内部在这一代发生新的权势转移,强势集团转移到三房史木一系的后代手中。史木一系由于最初史木早死,起步受挫,但史木之子史渐以太学生读书京城多年,这一系后来发展成为典型的书香世家,史渐有五个儿子考中进士,成为宦官大族并兼做学问。明州史氏最后的辉煌就是由史渐的孙子史嵩之创造的。
    史嵩之(1189—1257),是史渐的长子史弥忠的长子。1220年他考取进士,开始到南宋中部最重要的荆湖战区从事军事辅助工作,先后担任光化军司户参军、知枣阳军、通判襄阳府等职,其间他因负责军队屯田工作而受到嘉奖。1232年由于他在荆湖地区的出色表现,加上作为首相史弥远的从子,理宗提拔他为刑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成为南宋中部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襄阳地处对金防御的前线,有许多展示才干的机会。他上任后主持与蒙古组成宋蒙联军共同对付金国的谈判,1234年在他的领导下南宋荆湖战区部队与蒙军一起攻下金国的临时首都蔡州,消灭了南宋的宿敌金国,使他名声大振。金国灭亡后,接替史弥远的宰相郑清之采取积极对外政策,出兵攻占开封,结果被蒙古军队击溃,在这一事件中,史嵩之坚持其家族一直奉行的稳健外交政策,反对郑清之的军事冒险行动,事后得到理宗的赏识。之后他主持荆湖战区工作,逐步收复了之前丢失掉的黄州和滁州,尤其是在1239年收复中部军事重镇襄阳,成为最受理宗倚重的封疆大吏之一。同年5年,理宗下诏任命他为右丞相,都督两淮、四川、荆湖军马,事实上是将南宋三大战场的军事指挥权都交给了他,足见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史嵩之入朝主政后,边境形势得到好转,但是他本人独断专行的作风,缺乏有力的执政团队,使他在政治上缺乏同盟者。长期战争使南宋财政困难,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社会不满情绪很大,加上他本人与权相史弥远的亲戚关系,使他成为国内舆论攻击的焦点。1244年反对派利用其父史弥忠的逝世制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终于使他在政治上被完全打倒。1244年史弥忠病逝,按例身为宰相的史嵩之必须立即停职回家守孝,这时理宗下诏让他提前回朝主政,反对派趁机挑动京城学生起来举行大规模的集体抗议,指责他不顾孝道,贪恋权位,有144位太学生、67位武学生、94位临安府学生和34位宗室学校学生联名上书指控他,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名声和政治声望上受到两重沉重打击,理宗起初支持他,最后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得于1246年12月下令他退休,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由于学生运动的影响,史嵩之成为史氏宰相中名声最差的一个,事实上他也许是史氏家族宰相中最有才干的一个。他的倒台表明经过史弥远的长期专权之后,舆论对史氏执政非常反感,士大夫群体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不惜与皇权相抗,这使得理宗不得不从此放弃了重用史氏的念头。从此之后,明州史氏家族再无人能进入中枢权力系统。这一结果对通过权力发家而盛极一时的史氏家族而言是致命的。
    史嵩之可以说是明州史氏的回光返照,但是对于史木一系而言,史嵩之这一辈却是相当成功。史嵩之的弟弟史岩之,1217年考中进士,之后历任知真州、军器监、太府卿等职,1230年受命知临安府,1238年升任刑部尚书。史嵩之垮台后,他先后担任过绍兴、福州等地的封疆大吏,1259年出任沿江制置副使,奉命率军救援鄂州,由于他在此战中观望不前,结果被荆湖战场主帅、南宋的下一位权相贾似道弹劾,被迫退休。史渐一系在这一代中仍保持着较强劲的科举考度能力,史嵩之的堂兄弟史能之、史有之、史胄之(史弥鞏的儿子)分别在1237的、1253年和1241年考中进士,另外一个堂弟史望之也在1229年考中进士,他们大多只做到知州一级的中级职位就结束了仕途生涯。不过通过荫补权,史渐的孙子辈大多拥有官阶并成为低级地方官吏。史嵩之时代由于史渐一系子孙多人考中进士,史嵩之更是成为宰相,明州史氏的三房史木一系在声势上超过了长房史浩、史弥远一系了。但是由于史弥远专权20多年,使史氏在政治上名声大坏,史嵩之也虽终受其影响而结束了政治生命,从此史氏退出权力中心,到南宋灭亡前30年,史氏开始迅速衰落。南宋灭亡后,三代宰相之家的史氏家族拒绝与蒙古统治者合作,大多数人选择过隐居生活,从此与皇权完全疏离,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史氏家族优越的社会地位迅速消失,大多沦为平民。史氏成员大量迁居外地,分散在各地,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不再存在,力量的分散也加剧了史氏家族的衰落。元代后期,史浩的七世孙史懋祖的祖传产业被恶霸强占,他本人因贫困而被卖给大户人家做仆役,史氏可谓彻底衰败了。

    科举成功是明州史氏发家的起步因素,该家族在南宋共产生了26个进士,使得这个家族的成员可以大量进入官僚系统,成为高人一等官员。官僚身份使史氏家族得到更大的社会财富和更优越的发展条件,荫补权使20%的进士成员带动了70%家族成员成为官员,使史氏的实力迅速膨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史氏家族拥用良好的身体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史家大部分人都活得很长,尤其是拉动家族发展的重要人物都是长寿型的,史才的寿命超过70岁,史浩活了88岁,史弥远活了69岁,史嵩之活了68岁,这在古代政治家中都是长寿的,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官场经营。从宋代开始,财雄并不意味着势大,人多也不再等于势众。史氏家族发家之时是他们最财产最少,人丁单薄之时,而在史衰落之时,恰恰是史氏拥有巨大财富和人丁最兴旺的时候。明州史氏家族的兴衰史表明皇权不但支配着中国近世的政治和社会,也支配着中国家族的命运。与皇权建立起特殊关系是史氏杰出人物的共同点,也是史氏发家的关键。失去这种联系,最终使得史氏家族一蹶不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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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文忠集》,四库全书珍本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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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钥:《攻愧集》,四部丛刊
杜范:《清献集》,四库全书珍本丛刊
袁桷:《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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