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璟卿谏伯父嵩之书”是《宋史》中的一篇名文。初读他这篇文章的人，无不对璟卿“刚直不阿、大胆直言”的精神“悚然起敬”，而对史嵩之的为人则“嗤之从鼻”，认为这种人“不为人齿”。然而细考宋史，则知璟卿这篇文章根本不是“刚直不阿”的“衷言”，而是一篇心术极其不正的诽谤文章。
       第一：嘉熙年间，史嵩之是不是像谏书上所说的当时已“秉天下之大政”、“膺天下之大任”？即《鄞县志》所讲的璟卿 “年十八，适伯父当国，纷乱政事”？
      事实是：理宗在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出兵三京失败后，该年并没有召回因反对出兵而辞职回家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在端平二年（1235）十月才被召回、任命为江西安抚使的；端平三年（1236）二月因战争需要调任淮西（今安徽省江北部分）制置使。因赵范失襄阳（1236年3月），嘉熙元年（1237年）三月史嵩之再次被调任京湖（今湖北与河南西南部分地区）制置使。嘉熙二年（1238年）二月因功晋升为参知政事，开督府于鄂州。嘉熙三年（1239年）一月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在督府都督军马抗蒙。嘉熙四年（1240年）二月撤都督府回朝。
       从这五年的历史可见，史嵩之在前三年一直是个“省级干部”，而且走马灯似地调动了三个省（从江西到淮西、从淮西到京湖。）；后两年虽然一年任参加政事（副相），一年任右丞相，但他的权限只是在前线指挥作战，朝中的分工只是挂名的“提举”国史院、国史编修，“当国的”政治、经济、人事等大权都在左丞相李宗勉之手，不在史嵩之手里，更谈不上只有皇帝才有的“起复”之权，何来的“秉天下之大政”？何来的“当国”？所以璟卿开头那段讲“伯父秉天下之大政”、“膺天下之大任”这些话与事实根本不符。他是用极高明的手法，一开篇就把史嵩之描绘成不但掌控着“天下之大政”，而且掌控着皇权（“丁艰（亲丧守孝）未几而旋被起复者有之）的“权奸”。
      第二，嘉熙年间，史嵩之在“用人”的问题上是不是像谏书上讲的“苞苴公行”、“便嬖昵私”、破坏“祖宗格法”？
      一般说来，“苞苴公行”、“便嬖昵私”（即贿赂公行、营私舞弊）是封建官场的通病，这话具有极大的普适性，也是璟卿这篇文章能激起一切仁人志士的义愤之精髓所在。问题是：具体到嘉熙年间这一具体的战争年代、身处战争前线的淮西、京湖这一具体的战区，史嵩之在用人问题上，能不能“苞苴公行”、“便嬖昵私”？有谁愿意用钱去买官、买一个刀头舔血、朝夕有生命危险的差使？
     事实是，面对蒙军的大举南下、宋军兵败如山倒的形势，地处战争前沿的京湖、两淮和四川地区的官员，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躲的躲，该时该地的“官”可不是什么美差。据史载：面对战争，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没、利州统制曹友闻战死、文州守臣刘锐、通判赵汝乡和鄂州长寿县李良没于阵；弃军或弃城逃跑的有唐州守将全子才和刘子澄、随州守张龟寿、荆门守朱扬祖、鄂州守乔士安、蔪州守张可大、舒州守李士达，投降的有光州守董堯臣，有的人甚至叫他去当“省长”他都不愿去，如李寿朋，嘉熙元年三月，理宗任命他为淮西安抚使、知黄州，他就是怕死躲到家里去避不赴任，最后只好将他削职三秩，送建昌军居住。（上述材料见《宋史•理宗纪》、《宋史•孟珙传》。）
       史嵩之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任“参加政事”（一年）和右丞相（一年）的。为了阻遏这种严峻的态势，他去都督府上任时，头一件事就是严厉惩处这些贪生怕死的官吏，奏诛张可大、董堯臣，发配李士达、卢普、光州司户柳臣举等等，煞住这股逃跑之风；同时对在战争中为国捐躯与立功的将士奏请朝廷予以重奖、破格提拔，如淮西将陆旺、李威因战功与官三转，孟珙升四川宣抚使等。所有这些都是有史为据、有案可稽的，怎能用“苞苴公行”、“便嬖昵私”、“狼狈万状，祖宗格法怀于今日也”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呢？面对如此严峻的战势，请求理宗允许某某官员“移孝作忠”、进行“起复”，即不要在家守孝，而是奔赴前线、共赴国难，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第三，“督府”是不是像谏书中所讲的“不知督府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
      事实是：史嵩之在督府任都督的二年内（嘉熙二年二月至四年二月），守住了黄州、光复了光州、滁州、郢州、荆门军、樊城、光化军、虁州、襄阳、信阳，降息州、蔡州，奏五十六捷，淮右诸郡肃清。论功劳朝中诸臣无出其右，无愧为理宗的长城之倚。
      这就是当年真实的历史。璟卿这篇“谏书”，根本不是什么善意的“忠言”，更不是“刚正不阿”、“铁肩担道义”，而是一篇恶意的以谎言为基础的诽谤。
      至于为什么家族内部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我们需深入研究的另一问题。

本文作者《中华史姓谱》2002年版编者 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2013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