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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部分支系史氏祖源再认识

时间:2014-04-29 00:01来源:春秋 作者:史洪桥 点击:
贵州史氏基本上没有原始的古谱,各支系现存的纸谱多是迁入以后修撰,并且大多数纸谱认为自己的祖上来源于江南溧阳侯,但2012年11月以来5个县(市、区)的6名史氏到上海复旦大学作DNA检测,结果显示不是来源于江南溧阳侯,

史洪桥
 
关键词:贵州;史氏;祖源
摘  要:贵州史氏迁入时间最早始于明朝前期的1392年,迄今己有622年的历史。新添卫史氏(即现在贵定县史家城史氏)迁入最早,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地有史氏陆续迁入贵州。贵州史氏基本上没有原始的古谱,各支系现存的纸谱多是迁入以后修撰,并且大多数纸谱认为自己的祖上来源于江南溧阳侯,但2012年11月以来5个县(市、区)的6名史氏到上海复旦大学作DNA检测,结果显示不是来源于江南溧阳侯,而是来自4个不同的地方,原因是为了急溯本源而凭传说记载,或攀附大族并抄录其世系以移花接木所造成。这对后来人修谱以及对祖源的认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根据目前调查了解掌握的情况,贵州史氏分布在全省48个以上县(市、区),占了全省县(市、区)总数的54.5%。从时间上看:最早迁到贵州的是明代龙骧卫指挥佥事史鉴之子史富。史鉴明初自凤阳从龙,因功封龙骧卫(驻南京)指挥佥事,后调镇蜀龙骧卫于1371年正月在绵州(今四川绵阳)阵亡,1384年追封为镇国将军。史富于明洪武六年(1373)承袭龙骧卫指挥佥事;洪武七年(1374)调除(晋升)广西龙骧卫指挥;洪武二十四年(1391)任云南临安卫(今建水县城)总兵,官封西平侯;二十五年(1392)除授(改任)云南右卫,同年十月钦调贵州新添卫(今贵定史家城)任指挥同知(同级指挥使的副职),始迁贵定1。之后就有全国各地史氏陆续迁入贵州,至今贵州史氏己不下4万人,约占全国史氏的1.33%。贵州史氏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虽然较低,但祖上来源却比较广泛,目前所见谱册、碑文记载的来源有:安徽凤阳,江苏溧阳下庄,河南洛阳、开封,江西临江、泰和、丰城,四川简阳、宜宾,重庆渝中、垫江,云南曲靖,山东和山西等省(市)。这里仅以到上海复旦大学作过DNA检测的5个县(市、区)内的5支史氏为例,探讨其血缘关系祖源及今后寻根应遵循的准则。
 
一、贵州5个县(市、区)居住的5个支系史氏纸谱记载的祖源均为江南溧阳侯
 
贵州的贵定县史家城有史氏1394人2,七星关区有史氏6624人(仅是参加过DNA检测的这一支人口,不包括其他人口较少的支系),清镇市有史氏500余人(其中参加DNA检测的这一支有100余人——即卫城支系),纳雍县有史氏7188人(仅是参加过DNA检测的这一支)、织金县有史氏1502人(其中参加DNA检测这一支有近50人——即猫场支系),以上5个县(市、区)中参加DNA检测的5个支系史氏人口15356人,约占贵州全省史氏人口的38.4 % 。本文将通过纸谱和血谱对比探讨5个支系史氏的祖源,目的是为其他支系史氏重新认识血缘先祖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贵定县史家城史氏纸谱中最早的一篇序文3记录始迁祖史鉴是从安徽凤阳入黔,凤阳之前是什么地方并没有记载,但1936年以后所修之谱则将祖源改记为江西4,溯而上至四明、至江南溧阳侯;七星关区史氏原谱失于清朝康熙末年(1662—1722),清嘉庆甲戌年(1814)重新编撰,将始迁祖史铉之父——西蜀指挥史天衢记载为一世祖,并误记为明初最早迁到贵定的史鉴裔孙,1984年续修《史氏族谱》则将天衢记为史鉴五世孙5,往上与贵定的记述一致,并追溯到江南溧阳侯;清镇卫城支系史氏谱记是从七星关区迁出,其上世的记载与七星关区史氏相同;纳雍史氏的始迁祖史题迁到纳雍时没有家谱,直到第4代才开始寻根修谱,所序辈份与七星关区史氏一致,1984年续修《史氏族谱》记为与七星关区史氏同祖,往上自然也就接到了江南溧阳侯;织金猫场支系史氏2007年参与续修《贵州史氏族谱》时认为迁自纳雍,祖源自然与纳雍序为一致,也追溯到了江南溧阳侯。因此,上述5个县(市、区)居住的5支史氏,纸谱记述的祖源均为江南溧阳侯。
 
二、DNA检测的结果5个县(市、区)居住的5支史氏祖源来自4个不同的地方
 
2012年11月、2013年8月、2014年3月,上述5个县(市、区)内5支史氏中先后有6人到上海复旦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DNA鉴定,单倍群和SNP结果为:贵定县盘江镇1人(属于贵定史家城支系)基因类型(即遗传标记,下同)为N1—LLY226。与江西南昌城南史氏的DNA鉴定结果接近,祖上可能源于中亚偏北;七星关区2人和清镇卫城支系1人,基因类型为C3*—M217+7。与河南北部地区迁徙山东成武、单县等地史氏的DNA鉴定结果接近,祖源应是河南北部(成武谱记载的始祖是唐末五代时居住在河南荥阳的后晋中书令史弘肇?);纳雍县1人基因类型为O3a2b—M7+8。与湖南郴州史氏DNA结果接近,祖上可能为春秋战略国时代的楚国史氏,根据大清同治十二年(1873)仲春(指二月)初六日谷旦所立《皇清香诰故远祖妣曾氏老人之墓碑》记载:“始祖公题、曾氏自江西宁(应为‘临’)江府(今樟树)以来,乞(应为‘迄’)今二百余年,自于贵州所属大定府(今大方县)。”这段碑文明确地说明纳雍史氏祖源是临江府,临江府西邻湖南郴州,都属于古代楚国,楚国在中国历史上存续的时间有800余年,范围较广;织金猫场支系1人基因类型为O3a1c—002611+9。与山西阳泉、湖南永州等地史氏的DNA鉴定结果接近。各支按分化的时间先后排序,依次为:七星关区史氏(含清镇卫城支系史氏)、贵定史家城史氏、织金猫场支系史氏、纳雍史氏。
5个县(市、区)内6名史氏的DNA检测结果除3人相同外,其余均不同。遗传基因相同的3人分别是七星关区2人和清镇卫城支系1人,证明清镇卫城支系史氏谱记迁于七星关区是正确的;遗传标记互不相同的是纳雍史氏、织金猫场支系史氏、贵定史家城史氏。检测结果证明七星关区史氏(包含清镇卫城史氏)、纳雍史氏、织金猫场史氏祖源均不同,并且都不是分迁于贵定史家城,即5支(因为清镇卫城史氏的检测结果与纸谱记载迁自七星关区一致,所以实际为4大支)的祖源来自4个不同的地方。再就是上述5支史氏的DNA检测结果与四明史氏的基因类型(O1a1—P20310)和溧阳史氏可能的基因类型(O3a2c1a—M117+11)也不一致,同样证明了5支史氏既不是分迁于四明,也不是分迁于溧阳,这个结果应该是肯定的,因为DNA检测结果是科学的,所以只能证明原纸谱记录的祖源存在错误。
为了让更多的史姓人对DNA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对DNA作一简要介绍:
DNA是细胞核中有储存遗传信息的物质【12】。信息需要物质做载体,遗传信息的载体就是叫做DNA的有机物,其分子很长,由许多小片断组成,每一个片断就叫基因(gene),具有特定的遗传信息。
瑞士生物学家米舍尔(J.F.ⅡMiescher,1844—1895)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核中有一种含磷量极高的物质,最先将其命名为“核质”,20年后这种化学成分被定名为“核酸”。核酸的作用后来被其他科学家所证实。核酸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于细胞核里的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DNA,和蛋白质一起组成染色体(即将正在分裂的细胞用碱性染料染色后,再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就会发现细胞核中有许多染成深色的物质——染色体)。每一种生物的细胞内,染色体的数量是恒定的,控制生物传宗接代过程中性状得以保持。染色体与存在于细胞质里的核糖核酸(简称RNA)一起组成核酸,即是遗传物质。也就是说,细胞核中有染色体,染色体中有DNA,具有储存和传递信息的功能。DNA上带有许多遗传基因信息,这些信息是指导和控制细胞中物质和能量变化的指令,其包含关系如下:
 
核酸——(细胞核)——DNA————包含带有遗传信息的若干个基因片断,
                      —蛋白质—   每个基因片断又由23对染色体组成。
        —(细胞质)RNA
 
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它控制生物遗传性状,使生物上一代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代。
DNA的特点是:相对稳定,能够自我复制,前后代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同时也能产生可遗传的变异。
遗传变异有三种类型:基因重组、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
基因突变就是DNA在复制过程中发生“差错”,使碱基的排列顺序发生局部改变,从而改变遗传信息。人类即使发生新的基因突变,祖先发生的突变也不会因此丢失,基因记录了人类演变的全过程。
人类的体细胞内含有23对染色体,大约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其中1对染色体决定性别,男性为XY,女性为XX。可见Y染色体只能在男性中遗传,父传子,子传孙,世代遗传决定血缘关系。由于人类大多以父系为纽带,而Y染色体只能父子相传且无重组,所以根据Y染色体,就可以绘出人类的每次分化演变。Y染色体中单核苷酸多肽(简称SNP)是指一个碱基排列顺序发生突变的结果,突变率为3千万分之一(也就是说要传3000万代才有可能突变1次,因此突变的几率极低),这些突变构成的组合叫做单倍群,也就是说细胞中只含有正常体细胞(zn)的一半染色体数(n)的个体,称为遗传标记。
目前DNA检测己经广泛运用于遗传研究、亲子鉴定、案件侦破、古尸鉴定等诸多领域。据上海学者康栋东介绍:“古DNA考古己基本在学界得到认可。早在1981年中国科学家对马王堆汉墓古尸进行了核酸分离与鉴定,就发表了首篇有关古DNA的研究报告。”【13】因此DNA结果应该是可信的、可靠的。由此基本可以断定:5个县(市、区)中的4个支系(由于清镇卫城支系属于七星关区支系,因而实际只有4个支系)史氏原纸谱记录的祖源存在错误。也就是说,原纸谱记录的只是具有姓缘关系的文化祖源,而不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祖源。
 
三、5个县(市、区)的4支史氏祖源与科学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一是为了急溯本源,凭祖辈口传而错误接述。5个县(市、区)的4支史氏都没有始迁祖带来的老谱被保存下来。贵定县史家城、纳雍县支系、织金猫场支系是自始迁祖以来就没有真正的老谱,七星关区(包含清镇卫城支系)的老谱则于清朝康熙末年落入外戚之手而被隐匿失传,也就是说,4个支系史氏现存的谱书都是各支始迁祖的后人于明末至清代以后根据祖辈的口述而撰。正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所言:“现在看到的族谱都是明代以后的,之前的族谱找不到,就形成几百年的断档。后来修的族谱靠家族回忆,这是不可靠的,不可靠得出结论不行。”同时,还存在臆断的情况。如谱记与七星关区史氏同源的黔西史氏的家谱中就有以下记载:“迄今贵定相传为黔西之祖者,亦略有据也,而黔西之为裔者,此又不可不知也,然先祖之乃祖、乃父竟无可察,或自先祖、或自先世、或由贵定、或由溧阳而入黔西之籍者,均未可知。谱载史无二姓……则今日黔西、毕节以及各处,派虽莫考,当知一脉以流传。”【14】这一论断,明显有臆想的成份,认为“史无二姓……派虽莫考,当知一脉以流传”或者认为只要姓史,就应该同源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史”姓也像中华民族的形成一样,来源是多样的,这在《史华姓氏谱.史姓卷》中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当然,我们对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古人的良苦用心,毕竟他们也是为了家族尽快找到本源,只是由于在当时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全力去考证,而不得不走了文化认祖之路,这也正如人们常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
二是相互抄录而移花接木。贵定史家城史氏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撰有《入黔祖鉴公世次》,该世次中以史鉴为一世,记录至第十世,史鉴之上只记录源于安徽凤阳,凤阳之前为断代,但后来的修谱者不仅抄录了浙江四明到绍兴的世系,还抄录了四明到广东再到江西的史氏世系,把断代续上了,弄巧成拙,造成错误;七星关区史氏(包含清镇卫城支系)老谱在康熙间被外戚隐匿后,直到100多年后的嘉庆间才修撰,不过此时所谓的修撰就是抄录了溧阳史夔和四明支迁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史在矿(又名史璞庵)编撰的《溧阳侯世系》,以及新添卫(贵定)史氏世系,而没有认真寻找并核对有关的记载,如与七星关区史氏始迁祖铉为兄弟的安顺旧州史氏始迁祖锟(又名春保)的墓碑上就有“祖源豫(即河南)”的记载,遗憾的是当时的修撰者未能到安顺旧州查对核实,却到江南和贵定抄录了溧阳侯世系和新添卫世系;纳雍史氏始迁祖母的碑记为“江西临江府人”,非常明确地说明是来自江西,可其后人在找不到上承世系接续的情况下,受“史无二姓”的影响,将七星关区史氏抄录的世系也当成了本支的世系,甚至连字辈都基本上与七星关区史氏一致。贵定史氏谱中至今还保留着绍兴人史在鑛清代康熙年间所修《会稽谱》中的2篇序文【15】和史在鑛所记录的四明史家的有关情况;七星关区史氏1814年谱中亦有1篇康熙年间《会稽谱》中的序文,这些都是抄录别支系谱而留下的痕迹,是最好的例证。由于前人有了记载,后世修谱者又进一步予以坐实,便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纸谱,以讹传讹。
三是攀附大族以壮声势。各姓氏、各家族在封建社会都十分重视门阀,讲究门当户对,史氏当然也不会例外。史氏先人在古代等级森严、上品无寒门的社会环境中为了不被其他姓氏歧视而生活得好一些、体面一点、荣耀一点,能够找出几个在别姓面前骄傲的显赫人物,帮助自身出人头地,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攀高门结权贵,借助虽然不同血缘但都姓“史”的一些名人来为自己壮声势。并为此编造了“史无二姓”、“一笔难写两个史”等观点来帮助掩盖造假。正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所言:“过去家族修族谱,往往对自己的先人往皇室、皇族的背景上靠。靠的后果,是许多东西打折扣了。” 更何况从时代背景上看:在清朝乾隆年间还有溧阳史氏拿着皇上颁布的诏书(犹如今天的中央或国务院文件)到全国各地宣传,要求史姓联谱,影响了像贵州上述支系这样一些原来不知道上承世系的史氏把祖源记成了溧阳侯,形成了“天下史姓出溧阳”的结果。
 
四、5个县(市、区)内史氏族谱记载的错误祖源对当地族人的影响
 
上述5个县(市、区)内的4支史氏族人自清代以来的数百年间被灌输的就是“史姓是江南贵胄”、“天下史姓是一家”等族谱文化,受到的教育就是“史”以官为姓,历代人才辈出,因此绝大多数的史姓人都不会怀疑祖辈传说、抄录下来的祖源。如今要是有人“胆敢”站出来否定以往形成的“历史”结论,谈论以前家谱的错误,不仅难以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相反还会被反唇相讥,甚至受到群起而攻之。为此,可以说族人受到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错误的祖源被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在明清以来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上述4支史氏有文化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民国以前,贵定史家城出过1个进士16、7个举人,七星关区史氏(含清镇卫城支系)出过2个举人、几个秀才,纳雍和织金猫场支系史氏连秀才也少见,绝大多数的史氏族人是没有文化知识的,他们世代过着“口啃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还会听到一些人说“只有锅里煮米汤,哪有锅里煮文章”之类的话,贫穷和知识的缺乏是可想而知的。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就生老病死在小山村,连离山村仅一、二十公里的县城都没有去过。许多事情都是人云亦云,很少有人去辨别真伪。如清朝道光年间七星关区史氏中考取了一个举人,周围十里八乡的本来不是举人后裔的许多史姓人,就把自己称为举人的后人,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是错误的祖源在许多史姓人心目中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目前许多史姓人己认同文化认祖,认为既然祖先都选择了同一个姓——史,就应该是一种缘份,赞同“天下史姓一家亲”!因此,要想这些人的思想认识得以转变,认同血缘认祖并相信科学,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宣传工作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改正家族历史中的血缘关系错误任重而道远。
三是错误的祖源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目前,虽然国内17个省(市、区)的近120名史氏的DNA检测结果己陆续出炉,正在向建立全国史氏寻根数据库的目标迈进,史姓人寻根的方式也正由寻找纸谱向寻找具有科学根据的血谱方面逐步转变,但是120名史氏相对于全国300多万史氏而言是非常少的,况且在目前的背景下仍然还有一些作了DNA检测的史姓人也不认可,特别是被DNA鉴定结果排除在外者则愤愤不平,有人甚至还在执迷不悟、表示异议:“老辈人都说我们是某某的后代,传了多少代了,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结果就把我们的祖先否定了?这不公正。”他们不承认原纸谱的错误,也不愿别人去改正,这正是我们中华史姓研究会面临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像当年天文学家哥白尼发现“日心说”一时难以得到保守的“地心说”学者认可一样。要想说服人数众多而又思想较保守的史姓人,难度非同一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四是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祖宗数百年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顶礼膜拜,到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别支的所谓的同姓祖宗享尽了无穷的香火。由于以往修谱过程中有的支系因找不到真正的祖源而随意联谱造成的错误,使许许多多善良的史姓人认祖归宗的良好愿望被忽悠,甚至不知不觉中被别的无血缘关系的家族所利用——捐资献力立碑、修墓、修谱、修祠等。可到头来捐资献力所立的碑、所修的墓是别支系祖宗的墓,出资所修和所购的谱是记录别支系祖宗的谱,所修之祠是别支系祖宗之祠,真正的自己家的祖宗确因原谱失传或失记之故被长期冷落在一边,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顶礼膜拜别支系的祖宗甘受侮辱,这是一件十分悲哀而自欺欺人之事。
综上所述:第一、4个支系史氏纸谱所记的祖源基本可以肯定是错误的。由于错误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境,所以我们对于纠正那些错误的世系记载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坚冰,需要假以时日。目前而言可以采取文化认祖与血缘认祖并存的方式,待大多数人的认知度提高以后,再逐步推行血谱世系模式。同时,对待家史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辩证的分析判断,而不能全盘否定,例如,除世系以外的好的成分就该继承。第二、不忘根本,开辟未来。宗谱文化要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发展。对于宗谱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家规家范等好的成分,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于错误的世系,则应逐步还原历史真实,否则尽信谱则不如无谱。第三、科学的结果迟早会被史姓人接受。虽然目前每个支系作DNA检测的人还较少,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极个别参与DNA检测之人可能还存在改姓、过继、收养等情况,不一定有真正的代表性,但特殊性中往往仓含着普遍性,普遍性往往寓于特殊性之中。我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知识的不断普及,随着史姓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将会逐步接受科学的检测方法得出的结果,将会慢慢改变错误的认识,慢慢地接受并努力去寻找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真祖宗。这件事情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突然知道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而是养父母一样,一时难以接受亲生父母,要转变观念,既不离开养父母,又同时接受亲生父母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4个支系史氏祖源错误的形成时间比这个18年后才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要漫长得多。
国无德不兴、族无德不旺、人无德不立。我们必须坚持以德立族、以德为人,而不能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准确的纸谱世系听之任之。为此建议史姓人今后寻根修谱遵循以下准则:①以DNA检测得到的血源关系结果,去对照纸谱记录的祖源,如果二者结果相一致,就说明纸谱世系记录真实、准确、可信,可以继续把纸谱世系作为底本续修家谱;如果二者结果不一致,就说明纸谱记录的世系可能存在错误、不一定可信,就应当认真分析查明原因,并以本支系始迁祖以来居住地内血缘关系准确的人员的DNA检测结果为依据,比对国内其他地方史姓的DNA检测结果,找到祖源接近的支系,弄清世系和祖源,再行续修家谱。②在修谱过程中尽量做到详近而略远,千万不要一味的往上接。
 
(说明:本文2014年2月28日写于六盘水观云居,是3月2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中华史姓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实践历史人类学研讨会”的交流材料,4月26日第七次修改定稿)
 
 
 
 
注     释
【1】 《史氏族谱》(卷一)63~66页《入黔祖鉴公世次》.史如望.明天启六年(1626).1984,(1)
【2】 《贵州史氏族谱》(下卷)1257页《贵州史氏入谱人口及学历统计表》.2007,(1)
【3】 《史氏族谱》(卷一)73页《贵定支序》史可阅.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初十日.1984,(1)
【4】 《史氏族谱》(卷一)42~43页《贵定支序》.1984,(1)
【5】 《史氏族谱》(卷三.上)1页《天衢祖位下齿录》.1984,(1)
【6】 【7】 【8】 【9】 【10】 【11】上海复旦大学《史姓——Y染色体结果》. 2012.11~2013.8
【12】 《生物学》(七年级.上).贵州新华书店发行.56~58页《细胞核中有储存遗传信息的物质》.朱正威,赵占良主编. 2001.6,(1)
【13】 《每周文摘大象》总第121期. 13页《曹操DNA研究争议背后》.2013.11.28出版.
【14】 《史氏族谱》(卷一)50~52页《黔西支志》.史宣斌.1984,(1)
【15】 《史氏族谱》(卷一)44~46页《贵定谱序》.1984,(1)
【16】 《贵州史氏族谱》(上卷)119~132页《隋唐至清代508名进士录》.2007,(1)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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