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彬事迹钩沉——一位被遗忘的元朝高官和他的悲剧命运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Shi Bin
毛海明 张帆
【内容提要】本文的研究对象史彬，是元朝前期政坛上一位有过短暂风光的人物。他出身于著名世侯家族真定史氏，父亲是元朝汉人中唯一官至中书右丞相高位的勋臣史天泽，本人在40岁前后就担任了御史中丞、中书左丞这样的朝廷要职，但却由于与“敛财”之臣卢世荣合作受到牵连，因惊惧忧郁而早逝。史彬不仅《元史》无传，在现存文献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碑铭、赠序、题记之类传记资料，致使学术界以往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本文钩稽零散材料，对史彬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初步考证，也间接讨论了元世祖至元中期朝廷政治斗争的若干细节问题。
【关键词】史彬、卢世荣、史天泽、阿合马
对古代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来说，“没世而名不称焉” 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本文研究对象史彬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尽管他出生在蒙元著名汉人世侯家族真定史氏，其父是“出入将相近五十年” 的勋臣史天泽，并且他本人在40岁前后就担任了御史中丞、中书左丞这样的高级重要职务（这对元朝普通汉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但史书和研究者竟然严重地忽视了他的存在，致使我们以往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 本文打算钩稽史料，对史彬的生平事迹进行简略考证，使大家重新了解这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对元朝前期政治史增添一些新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史彬其人
真定史氏发迹于蒙金战争期间，其地位在第二代成员史天泽（1202–1275）时达到顶峰。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前期，史天泽“历事四朝，恩遇眷倚始终不少衰，复能敛百战之威，雍容廊庙，以道事君，为时贤相” ，成为元朝唯一仕至中书右丞相高位的汉人。卒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加封镇阳王。天泽在世时，其子侄已经纷纷入仕，“布列中外” ，虽因声势过盛曾经遭遇一些压制，但史氏的总体地位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仍然是元朝前期“最重要的官僚家庭” 。史天泽死后的神道碑载其诸子姓名及散官、职事官如下：
子男八人：曰格，荣禄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顺天两路新军万户。曰棣，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曰杠，资德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右丞。曰杞，嘉议大夫、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曰梓，奉议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训大夫、南阳府同知。曰彬，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该碑由元初著名文士王磐（1202–1293）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奉旨撰写，距史天泽去世整整一年。 不过上面这段文字却非王磐原文。以其中提到的史格、史杠二人官职为例，史格（1234–1291）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 ，史杠（1237–1315）担任湖广行中书省右丞更晚至成宗大德六年（1302） ，并且这都是两人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可以推断，史天泽神道碑所载诸子官职都是他们历仕所至最后（实际上也是最高）的官职，是很晚才由史氏后人增补到碑文当中的。 从这份名单来看，天泽八子中官位最高的是长子史格，终任散官（荣禄大夫）、职事官（行省平章政事）均为从一品。其次为四子史杠和八子史彬，两人的终任散官（资德大夫）、职事官（行省右丞和都省左丞）均为正二品。但就任官时间而言，则史彬任正二品官要早于史杠。姚燧《江汉堂记》历数史天泽死后忽必烈对其子孙的提拔重用时是这样表述的：
又诏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继薨。又诏中子杠为中书左丞，行省湖广。
这篇记文撰写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此时“宅端揆于中”亦即担任中书左丞的史彬已经不在人世，而史杠方才被提拔为湖广行省左丞。 更重要的是，虽然同样为正二品官，但中书左丞位居朝廷执政之列 ，其实际地位当然要高于湖广行省左丞（或右丞）。即使是史格所任从一品的行省平章，在重要性上比中书左丞也有逊色。
大致在至元十八（1281）到十九年，与史天泽渊源颇深、以史氏门下之士自居的王恽（1227–1304）为其撰写了《家传》。 其中对当时天泽诸子的仕宦情况记载如下：
八子：格，中书右丞。樟，前新军万户。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卫辉路总管。梓，澧州路同知。楷，终南阳府同知。彬，御史中丞。
这八个职务还是以史格的中书右丞最高，但实际上史格所任并非中书省的右丞，而是“中书右丞行省湖广”，亦即湖广行省右丞。 真正在中央任职的仍然只有史彬，所任御史中丞是“非勋旧德望不轻授之” 的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副长官。 当然这是他担任中书左丞以前的事情。能够历任御史中丞、中书左丞两大要职，绝非一般人可以企及。大体可以说，就仕途显达而言，史天泽诸子中当推史彬为最。
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似乎很早。《大元官制杂记》载：
（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御万安阁。大司农、御史大夫孛罗，司农卿兼御史中丞张文谦，御史中丞木八剌、史某，御史斡失乃奏：“先中书省闻禀过，巡行劝农官数年已见次第，按察司所管地面宽阔，官吏数少，可将劝农官并入按察司，通管勾当。乞降圣旨，遍谕随路。”奉旨：“与圣旨者。”事上，中书省臣复禀。有旨，谕诸路大小州城达鲁花赤、管民官吏并诸衙门官吏人等：“……准禀，将巡行劝农官并入按察司，委大司农、御史大夫孛罗为头，管领大司农司、御史台勾当。”
按《大元官制杂记》内容出自元朝政书《经世大典》的“治典”部分，明初被抄入《永乐大典》，清末文廷式又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辗转抄录难免出现错误，上面这条文件的年代就被抄错了。文件中提到的孛罗，担任御史大夫是在至元十二年四月到十四年二月。 张文谦任御史中丞则在至元十三年，次年即调任他职。 余大钧先生据此指出：“此条系至元十三年之事，而非至元二十二年之事。” 其说甚是。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提到御史中丞“史某”。在与至元十三年接近的年份，除史彬外，史料中尚未发现还有其他姓史的御史中丞。可以推断，“史某”应当就是史彬。也就是说，史彬在至元十三年已经出任御史中丞。
史彬出任御史中丞，或许与其父史天泽的去世有关。至元十年，史天泽奉命与伯颜统军伐宋，到前线后因疾返回。忽必烈传旨安慰说：“画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诚有不讳，碑汝之勋，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与汝子孙耶？” 虽然只说“碑汝之勋，班汝之爵”，但给子孙授官也是蒙古统治者常用的酬功手段。至元十三年元朝已基本平定南宋，史彬恰在此时当上御史中丞，可能就是忽必烈对去世未久的史天泽论功行赏之举。
关于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一事，还可以查到其他一些零星的记载。胪举如下。
一条写作时间明确可考的资料是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
公之纯全，天实畀之，公之事业，人共识之。彬也不才，幸托姻娅，薫炙陶冶，日渐月化。始之未立，忧其弗充，既立而成，勉其所终。终始之德，欲报弗可，岂期一旦，遽而舍我！攀援輀车，长号吁天，天如不闻，庶达九泉。
题中的“副枢董公”系指董文忠。“史中丞”，根据文中“彬也不才”之句，无疑就是史彬。董文忠是史彬的岳父（关于这层姻亲关系，下文再述），官至佥书枢密院事，于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去世，十二月六日下葬。 “路祭”要在下葬当日进行，可知这篇祭文必然作于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前夕。作者刘敏中（1243–1318），至元十一年由中书省掾史出职为兵部主事，继而担任监察御史。 此时他应当正在监察御史任上，因而为上司史彬代撰祭文。 与这篇祭文时间相近的资料还有王恽《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
公讳楫……以至元九年二月遘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十有九……公薨之十年，嗣子煇、荧介公弟征东经略使枢、御史中丞彬，以神门之表来祷。
碑主史楫（1214–1272）是史天泽长兄天倪之子，卒于至元九年，其“薨之十年”，也是在至元十八年。史楫于史彬为从兄，故碑中称“公弟……御史中丞彬”。
有的资料仅言“史中丞”而不及其名，但根据时代和内容来看显系史彬。如王恽词《木兰花慢•寿史中丞》：
相门佳公子，都忘却，贵人骄。有万石忠勤，伯鱼诗礼，才气飘飘。风流谢家玉树，说妙龄英誉冠东朝。桂殿亲承弓研，豸冠高映金貂。
两台清议耸风标，睿眷见恩饶。要宝瑟朱弦，羹梅伊鼎，试手更调。凤凰池，还浴凤，看羽毛奕世动云霄。郑重识寒贞节，青松千尺难凋。
考虑到作者王恽与真定史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词中被誉为“相门佳公子”的“史中丞”只能是史彬。这首词使用了西汉“万石君”石氏家族和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典故，来称颂史彬的家世、人品、才华、风度，并且将史彬的学养与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相比拟，可谓阿谀备至。更重要的是，词中透露了有关史彬早年经历的重要信息，那就是他应当出身于皇后怯薛。“桂殿”，在古代诗词中往往比喻后妃居住的宫殿。 “东朝”，在元朝则有指代皇后的含义。 “亲承弓研”、“高映金貂”都表明了史彬的怯薛身份。忽必烈的皇后察必（？–1281）对当时朝政颇有影响，在她身边供职，“妙龄”时就“英誉冠东朝”，对于史彬进一步获取忽必烈的“睿眷”恩宠是十分关键的。这大概也正是史彬在仕途上超越诸位兄长的主要原因。
还有资料仅言“中丞”，既不及名，亦不及姓，仍然可以推断是史彬。这就是魏初的七言诗《寿御史中丞》：
丞相勋名纪太常，君侯忠鲠复腾光。青宫意注文贞笏，白简风生肃政堂。守道自当成豹变，击强初不待鹰扬。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
魏初（1232–1292），《元史》卷一六四有传，与王恽一样曾于忽必烈一朝长期在监察系统任职。在进行了本文前面的讨论后，则魏初诗中首联“丞相勋名纪太常，君侯忠鲠复腾光”，一看就知道是在说史天泽、史彬父子。“青宫”一词意同“东宫”，或许还是指皇后察必，也可能指皇太子真金。尾联“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表达了作者对史彬未来仕途和成就的期望。“黑头”系借用古代“黑头公”或“黑头三公”的典故 ，与上引王恽诗中“羹梅伊鼎，试手更调”，“凤凰池，还浴凤，看羽毛奕世动云霄”等句用意接近，皆勉励（或奉承）史彬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不远的将来官居宰辅，留名青史。从史彬的家世、出身及其在当时的年龄、官位来看，这种期待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此顺便补叙史彬的年龄问题。大蒙古国时期，史彬的祖父史秉直委托僚属崔铉为家族撰写《史氏庆源之碑》 ，于庚子年（窝阔台十二年，1240）九月十七日立石。据碑文所载，当时史天泽已有子五人，皆年幼尚未命名，仅存乳名。史彬为天泽第八子，则出生必晚于此时。如上文所述，他在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即使其出生于庚子年岁末（也就是说他与天泽六子史梓、七子史楷相继在庚子年最后的三个多月出生，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微弱的），出任中丞时也还不足三十七岁，称得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明乎此，才能充分理解“黑头事业磨崖颂，要共生平日月长”诗句的意义。
既然如此，这样一位翱翔宦海如鱼得水的人物，后来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曾受到时人高度期待和吹捧，却又因何长期被后人忽视呢？
二 《元史》纠谬
史彬担任御史中丞一事，曾有学者正面述及。 而对于他的中书左丞之职，却几乎无人注意，偶有注意者也未予重视。 这与《元史》记载的疏谬有很大关系。
《史天泽神道碑》所载史彬的“中书左丞”职务是否可信？现存史料中固然可以找到个别旁证（例如前引姚燧《江汉堂记》），但首要的验证办法应当是核查《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核查结果，表中所载元朝前、中期全部中书左丞名单，除文宗朝的史惟良外 ，只有至元二十二年（1285）栏中有一个“史”字，仅存姓而脱名。 关于这位至元二十二年的中书左丞史某究竟是何人，钱大昕较早提出：
以《本纪》考之，盖史枢也。
汪辉祖《元史本证》持相同看法。 可能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本《元史》均于此处“史”字之下径补“枢”字。魏源、屠寄、柯劭忞也都在各自新修元史的宰相年表至元二十二年中书左丞栏直书“史枢”。 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本卷校勘记在采纳钱大昕意见的同时，又新增《元史•卢世荣传》为证。 前人意见如此一致，似乎已无重新讨论的必要。下面就来看看相关的两条证据。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记载：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和礼霍孙、麦朮丁、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前右丞相安童复为右丞相，前江西榷茶运使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参议中书省事。
同书卷二○五《卢世荣传》亦载：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辨，论所当为之事。右丞相和礼霍孙等守正不挠，为强词所胜，与右丞麦朮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复起安童为右丞相，以世荣为右丞。而左丞史枢，参政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参议中书省事拜降，皆世荣所荐也。
两条资料所记为一事，互有详略。前者提到新宰执集团部分成员以前的职务，例如点明史枢是“前御史中丞”，后者则说明史枢以下诸人的任命出自卢世荣推荐，看上去彼此支持，凿凿有据。然而我们相信，其中提到史枢的名字是错误的。
史枢（1221–1288），字子明，也是真定史氏家族成员，与史彬行辈相同，系史天泽次兄天安之子，《元史》卷一四七有传。通过传文，可以扼要地了解史枢在忽必烈一朝的仕宦经历。忽必烈即位之初，史枢以征行万户之职参与讨伐阿里不哥、李璮等重要战役。至元四年，拜左壁总帅，抵御南宋在四川的进攻。七年，授凤州经略使，平定高丽金通精之乱。十二年，复以万户从伯颜伐宋，授安吉州安抚使。此后的情况则是：
十四年，移疾还。十九年，起为东京路总管，辞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治济南，后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
全传并无史枢担任中书左丞或御史中丞的记录。或许有人会将此归咎于《元史》叙事疏漏，可是，现今所见史枢另外的传记资料也都没有相关记载。
上世纪末，在石家庄市西北郊岳村发现了一份真定史氏家族的家谱残卷，其中存有以前未见文献收录的史枢神道碑碑文。这篇碑文尽管多处字句残缺，但看上去并没有大段的内容脱失。碑中所记史枢履历，较之《元史》本传细节虽详，而要点不出其外。惟言史枢拜山东宣慰使在至元二十二年，与《传》小异。 碑文将史枢一生仕途概括为“六拜军帅，三领州牧” ，也就是说，所历官职基本都是军官和地方行政长官。碑文还交待，史枢自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二年长期在家闲居，“以琴书自娱”，未言其曾于二十一年出任中书左丞，也没有提到他担任过御史中丞。这不禁要使我们从根本上怀疑《元史•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的相关记载。如果史枢确曾出任这两个要职，哪怕仅仅只有一天，其神道碑也断无不记之理！
史枢死后七年，友人王恽为他撰写了一份回忆性质的《哀辞》。文中仅称之为“宣慰使史公”、“故宣慰史侯”，仍然不见与中书左丞、御史中丞两职有关的任何信息。 王恽与史枢交谊甚厚，一度“时接燕谈”，梦中相见尚“恋恋不已”。 对于后者莅任省、台要职的显赫履历，追忆其生平时岂能无一言及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史枢其实并无这样的履历。
此外，时人诗文中提到史枢的零散材料还有一些。这些材料或称史枢为“总帅” ，或称其为“经略” ，或称其为“宣慰” ，但却没有称他为“左丞”或“中丞”的。也大体说明同样的问题。
总之，尽管有《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的支撑，但《元史•宰相年表》至元二十二年栏中的中书左丞史某并不能认定为史枢，钱大昕的考证结果是错误的。后人以讹传讹，均应改正。不是史枢会是谁呢？显然是史彬。首先，《史天泽神道碑》明确记载了史彬的“中书左丞”官衔，姚燧《江汉堂记》可为旁证。其次，《元史•世祖纪十》提到这位中书左丞的身份为“前御史中丞”，而史彬在此之前担任过御史中丞，有多条资料为证，可以确定无疑。再次，史彬与史枢出自同一家族，行辈相同，名字接近。史彬出任中书左丞时，史枢正在家闲居，并无现任官衔。因此史料将史彬的左丞身份误置于史枢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情有可原的。
《元史》谬误既明，致误原因尚可略赘数语。《世祖纪十》与《卢世荣传》的史源都是元成宗朝修纂的《世祖实录》 ，因此错误有可能在《实录》中即已出现。至于究竟是有意篡改，还是无心之失，颇难辨别。按说《实录》修纂时间与其所载时代相距甚近，人证犹存，档案具在，却将十几年前高级官员的名字草率写错，未免不尽符合情理，则似以有意篡改可能性稍大。但若系有意，又到底出自何种动机，有何具体背景，就更加不易判断了。另一方面，错误或许也会产生于《元史》成书期间。《世祖纪十》和《卢世荣传》先有一处不慎致误，统稿时再将另外一处据以误改，反使后人以为两者前后呼应，不知实则一错俱错，这种可能也是无法排除的。要之材料匮乏，暂时只能悬空揣测而已。
三 史彬之死
史彬荣任中书左丞的经历竟然被《元史》湮没，与其在任时间短暂有关。事实上，史彬不久以后就去世了。在此需要重复引用前引姚燧《江汉堂记》的一句关键记载：
又诏其（引者按：指史天泽）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继薨。
“皆相继薨”，意谓史格、史彬兄弟二人都在授官以后不久去世。我们知道史格于至元二十七年被任命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月份不详），其去世时间则是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距其升任行省平章长则一年有余，短则不足一年。史彬的去世，距其升任中书左丞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他的去世比较突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唯一线索的仍然是王恽。王恽著有《左丞史公哀辞》，是一首有序的悼亡诗，内容如下：
左丞史公之薨，客有云云者。余曰：事机之来，虽理有难处，度不违于义，其宠辱有不足惊者。当克明之无定力以顺受，轻则伊郁而自沮，重则至忧悸而殒越，正以不安而无定力故也。呜呼！史公不少隐忍以光先正之业，而至于斯，其命耶？抑以有未安于所受之正耶？于是作是诗哀之。
两鬓金貂汉九卿，大阶平自柏台清。尽将事业传钟鼓，不特家声藉父兄。自忖行藏无所慊，此生荣辱不须惊。辨奸听彻唐君说，泪洒春风满豸缨。
关于诗中的悼亡对象，前人或以为是史枢 ，或以为是史杠 ，显然都是不对的。 根据前文的讨论，相信读者也会同意，他只能是史彬。这首《哀辞》告诉我们，史彬之死，系因“伊郁而自沮”发展到“忧悸而殒越”，死于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不排除自杀的可能）。压力从何而来呢？诗序中“抑以有未安于所受之正耶”的感叹为我们提示了答案。史彬担任中书左丞是出自卢世荣推荐，而卢世荣却在不久之后垮台了——压力就来源于此。
卢世荣（？–1285），大名人，商人出身。至元中期，通过贿赂权臣阿合马被任命为江西道榷茶转运使，后因赃罪免职。阿合马死后，“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世荣被荐有理财之能，得到忽必烈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出任中书右丞。当时中书省的右丞相安童主要是以蒙古勋贵身份挂名首相，卢世荣位居其次，实际上主持中书日常政务，“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 。左丞史彬以下一干中书省要员，都出自他的推荐。 柄政期间，卢世荣推出一系列新的理财措施，但具体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就受到激烈弹劾，于至元二十二年四月撤职下狱，十一月被处死。关于卢世荣理财活动的始末，治元史者大都比较熟悉，但史天泽的幼子史彬也曾卷入其中，初则因以进拜执政，终则由之忧悸致死，却完全没有人注意过。
史彬受到卢世荣推荐并卷入其理财活动，其背景颇值得探讨。同时被卢世荣荐入中书省的另外几名官员，除拜降出身不明外 ，不鲁迷失海牙和撒的迷失都是与史彬身份相近的勋贵子弟。不鲁迷失海牙出身于畏兀儿廉氏家族，是名臣廉希宪之弟，汉名廉希恕。 撒的迷失则是世任怯薛的康里贵族。 卢世荣还曾打算举荐出身畏兀儿偰氏家族的都尔弥势为参知政事，但遭到拒绝。 这些情况都体现出卢世荣极力拉拢勋贵子弟与自己共事的企图。如我们所知，卢世荣拔起疏远，出身低微，“素无文艺，亦无武功” ，在重视“根脚” 的元朝统治集团当中，其基础之浅远过于忽必烈的另外两名理财大臣阿合马和桑哥。他对自己这方面的劣势显然有清醒认识，因此才会将史彬等有“根脚”的勋贵子弟拉入新一届执政集团。另一方面，尽管史无明文，但史彬诸人应当在政见上与卢世荣颇有一致之处，至少被后者视为有合作的基础或可能。否则，与他们一同“组阁”是没有意义的。
在《元史》中，阿合马、卢世荣、桑哥按时间次序相继被列入《奸臣传》。而当代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思想史专家，似乎倾向于将卢世荣与阿合马、桑哥区别对待，对卢氏的理财思想和措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不过，卢世荣毕竟是阿合马提拔起来的，其出任中书右丞又出于桑哥的推荐，三人先后理财，在政策和人事上还是会有较大的连续性。拜相次日，卢世荣即与安童联名上奏：“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 他引用的参议中书省事拜降，具有“前户部尚书”资历，很可能就是阿合马当政时期的户部尚书。史彬得到卢世荣举荐，或许也说明同样的问题。
与拜降类似，史彬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进入中书省时的身份是“前御史中丞”，亦即已经卸任的御史中丞。据本文第一节所引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直到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初，史彬还在御史中丞任上。那么他究竟卸任于何时？目前没有直接的材料回答这一问题，但大体可以判断，他是在阿合马死后卸任的。阿合马于至元十九年三月遇刺，随后罪状败露，被抄家戮尸。一时间“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穷治党与，纤悉无遗”，甚至有“守门卒隶，亦不可留”的提议。 御史台也因监察不力遭受整顿，“台臣以失言并逐”，只有一位治书侍御史杜思敬获特旨留任。 估计史彬就在此时被免去了御史中丞职务。
据前引《大元官制杂记》，史彬最晚在至元十三年六月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当时与史彬同居御史中丞之任的还有张文谦（兼司农卿）和木八剌。 元朝御史中丞大多数时候设二员，一员为蒙古或色目人，一员为汉人。至元十三年中丞达到三员，其中汉人中丞有两员，应当是一种特殊情况。次年张文谦离任，此后直到至元十九年，除史彬外，史料中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汉人担任御史中丞之职，表明他很可能是这段时间唯一的汉人中丞。 至元十九年，终于出现了一名新的汉人中丞崔彧。 我们相信，崔彧正是取代了史彬的位置。
由此可以对史彬和阿合马的关系稍加讨论。就目前所知，史彬任御史中丞为时大约六年，这段时间正是阿合马权势的鼎盛时期，史称其“在位日久，益肆贪横，……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作为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日常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史彬 ，对此不能不承担责任，免职势在必然。而如果换个角度看，史彬能够在阿合马专权时期长期稳居御史中丞要职，又似乎表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我们看到，在史彬担任中丞期间，御史台基本上没有对阿合马专权形成牵制和威胁。起初尚有个别监察御史对阿合马提出弹劾 ，后来连此类个别事例也见不到了。正如时人所批评：“台官以下，察院之属，闭口吞声，见如不见，宴居髙坐，闻若不闻” ，“迨其（引者按：指阿合马）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 。监察部门出现这种“不作为”状态，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信任、支持。 但就史彬个人而言，与阿合马能够共处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史彬出身于察必皇后怯薛，而阿合马原来恰好是察必皇后的从嫁奴仆 ，他们应当很早就彼此认识，或许还有一定的交往。其次，史彬大约不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人，原则性不强，缺乏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前引魏初《寿御史中丞》诗有句云“守道自当成豹变，击强初不待鹰扬”，就委婉地写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特征。 正因如此，以“沮抑台察” 著称的权相阿合马才能够容忍史彬在御史中丞位置上坐了六年之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识到，史彬获得卢世荣的荐举并非偶然。就必要性而言，拉他入伙对于树立并巩固卢氏执政集团的正面形象大有裨益。这不仅因为史彬具有显赫的家世、履历，更是因为史氏家族在汉族士大夫阶层当中具有巨大的人脉和影响，远非一般勋贵家族可比。况且他虽受阿合马牵连，却并非受人痛恨的阿合马死党，被起用不会受到舆论较大的非议。就可能性而言，史彬正处于政治生涯低谷，此时卢世荣施以援手，帮助他东山再起，显然更有可能获得感激和回报。 另外曾与阿合马默契共处的经历，也会使得史彬在情感上比较容易认同类似的理财政策，从而成为卢世荣新政的支持者。
卢世荣上台前后企图拉拢援引的人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邀请。例如他看上了在家“居闲养晦”的畏兀儿偰氏家族成员都尔弥势，“欲引为参知政事”。都尔弥势却认为他“不足与共事”，因而“辞不拜”。 有些巧合的是，撰写《哀辞》悼念史彬的王恽也曾受到卢世荣援引。其子王公孺撰写的《神道碑》记载：
（至元）二十二年，奏充中书省左司郎中，屡趣不应。时小臣卢以理财用事。或问其故，曰：“力小任重，剥众利已，未见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败，众服其识先而有守。
王恽被征召的具体时间是至元二十二年正月。正在卫州老家养病的他，“不旬时而被旌招者三” 。辞召之后，王恽专门著文进行解释。时卢世荣似尚未垮台，因此文中并未直言辞召原因，先说是“以事不果行”，又泛言“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无随”，“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而宁，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其咎即征”。文章以客主问答的形式，假设一名客人劝主人应召，主人则表示：“今吾子坚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洋径渉，趣入于无涯之渊。” 史载卢世荣柄政后，中书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于是臣僚震慑，无敢言者” 。王恽应当就是被召去接替周戭的。他与卢世荣素无交往，其被召或许正出自史彬推荐。果真如此的话，这篇文章即可以看作王恽对史彬的回复。另外，许衡的学生、元朝前期名臣、康里人不忽木（1255–1300）在卢世荣“组阁”之际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同样称病力辞。 上述诸人拒绝与卢世荣合作，显然是对他执政的前景并不看好。卢世荣尽管暂时得到忽必烈信任，但在朝中缺乏靠山，绝大多数蒙古、色目勋贵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况且经过阿合马长期当权，社会上下对“言利”之臣的抵制情绪十分强烈，皇太子真金将卢世荣斥为“国之大蠹” ，卢本人也对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 在这种情况下，投靠卢世荣无疑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那么史彬为什么会同意与其合作呢？从史彬的个人背景、经历来考虑，似乎又不无理由。如前文所述，史彬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人们普遍期待他实现所谓“黑头事业”，继父亲以后再居宰辅之位，完成“凤凰池，还浴凤”的佳话，而这一进程却因受阿合马牵连免职被打断了。卢世荣的荐举，重新为他提供了圆梦的机会，这样的诱惑使他无法保持像王恽那样的清醒头脑和冷静态度。
卢世荣的理财活动昙花一现即告失败。在这一届中书省成员当中（以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上任者为限），右丞相安童主要只是挂名，身为左丞的史彬地位仅次于右丞卢世荣，实属卢氏执政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他所面临的攻讦远非清算阿合马时可比。监察御史陈天祥在弹劾卢世荣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辈以同志合从，中间纵有一二善人，势亦安能与彼相抗？惟以一齐人之语，宁堪众楚人之咻？终恐事效无征，同归不胜其任。
陈天祥首先将身为蒙古勋贵的丞相安童与卢氏执政集团区别开来，其次又暗示卢氏执政集团当中有个别“善人”。我们怀疑这个“善人”是指撒的迷失。卢世荣接受审查后，负责将其口供奏禀忽必烈的官员就包括撒的迷失 ，似乎他较早与卢世荣划清了界限，并参加了对卢的审讯。史彬大概没有得到这样戴罪立功的机会，他显然属于陈天祥所说卢世荣的“同志”。
史彬无疑去世于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卢世荣倒台之后，但具体时间不详。如王恽所言，他的精神压力可能来自“忧悸”即恐惧。清算阿合马时，阿合马的两名主要助手——中书左丞郝祯和耿仁都受到了严厉惩罚，后者被处死，前者已死而剖棺戮尸。这不过是三年前的事。卢世荣在关押半年后也遭到诛杀，甚至还被“刲其肉以食禽獭” 。如果这时史彬仍然活着，恐惧情绪更会增加。不过，即使抛开恐惧情绪不谈，仅仅“伊郁而自沮”的挫折感，大概就足以摧垮史彬的意志。史彬加入卢氏执政集团时一定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此举很难为舆论所理解 ，还可能影响到与亲友的关系 ，对他来说是一场人生的赌博。赌博迅速惨败，应当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对于从小锦衣玉食、人生大部分时间一帆风顺的史彬来说，这个打击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颗曾被寄以厚望的政坛新星就这样陨落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的丧事一定是低调进行的 ，因此也未见留下行状碑铭等传记文字。
实际上，元廷对卢世荣同党处置的力度要明显低于阿合马同党。卢世荣撤职后，忽必烈下令：“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决。” 一开始就肯定卢世荣所用之人当中有“实无罪者”。卢世荣虽然被杀，但卢氏执政集团的其他要员并未受到严惩，有的后来仍然官居要职。例如与史彬同时被卢世荣荐用的参知政事不鲁迷失海牙（廉希恕），几年后又在江淮和湖广行省担任参知政事、右丞等职务，在湖广并兼任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卒封齐国公。 又如曾被卢世荣荐为浙西道宣慰使的王好礼 ，在卢氏倒台后仍然担任平江路总管，至元二十五年调任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 ，成宗时官居参知政事 。这种情况可能与卢世荣柄政时间过短、其集团成员的积怨尚不严重有关。不管怎样，大体可以推断，如果史彬没有去世，也未必会受到很重的处分，将来应当还有重新起用的机会。王恽在《左丞史公哀辞》中正是从这个角度表达了强烈的惋惜心情。在王恽看来，史彬出任中书左丞虽然在“所受之正”方面有缺憾，但其主要动机仍然“不违于义”。因此面临挫败时尽管“理有难处”，也还是需要“少隐忍以光先正之业”，不应该“无定力以顺受”，背上一时的个人荣辱包袱不能自拔。考虑到史彬死时最多只有46岁 ，不能不认为王恽的感慨很有道理。他本来是可以不被历史所遗忘的。
附带谈一个小问题。《左丞史公哀辞》中“当克明之无定力以顺受”一句，似乎有些难解 ，假如不将“当克明之”四字上属的话 ，就只有将“克明”理解为人名才能读通。我们知道史彬有好几位兄长的表字中都带有“明”字，包括其长兄史格字晋明，四兄史杠字柔明，堂兄史枢字子明。 因此“克明”有可能就是史彬的表字。
四 家人与轶事
在史彬的家人当中，父亲史天泽和诸位兄长是研究者比较熟悉的，此处不再赘言，只谈谈其他的家人。
史彬的生母是谁，史料乏载，只能进行一些推测。《史天泽神道碑》记载他有共有四位夫人，依次是石氏、李氏、纳合氏、抹撚氏。但撰写于1240年的崔铉《史氏庆源之碑》所载史天泽夫人却只有自李氏以下三位，并无石氏。这表明石夫人系史天泽此后新娶，而且地位重要，后来居上。 如前文所述，《史氏庆源之碑》树立时史天泽的后三子尚未出生，包括史彬在内。这样，史彬就有可能是石夫人所生。关于石夫人的身份，孙楷第先生曾怀疑她出自金蒙之际汉族军阀北京石氏家族 ，很有道理。北京石氏的核心人物石天应（？–1222），成吉思汗十年（1215）以兴中府（今辽宁朝阳）投降蒙古大将木华黎，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后随蒙古军南征，擢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战死。其子侄大都官于兴中府，子焕中任知兴中府事，受中任兴中府相副官，侄佐中任兴中府千户。 兴中府在金朝隶属于北京路（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而北京路恰好是“史氏发迹之地” 。木华黎进攻并招降北京时，史氏家族成员皆参与其役。天泽之父史秉直随后授北京路行六部尚书，主管军府后勤等事务，“盖首尾二十年”。叔父史进道授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治北京十有余年”。 史、石两家在这段时间互相交往，缔结姻缘，是很自然的。石氏家族在蒙金战争时期作为一支地方势力，地位与史氏接近，石天应更是早期降蒙军阀当中的重要人物。相比之下，史天泽早年三位夫人当中排在前面的李夫人，有可能出自李伯祐家族 ，伯祐则仅系史氏部将。这似乎可以解释石夫人后来居上的原因。进一步推论，史彬在诸兄弟中年龄最小，仕途却最为显达，或许也有“子以母贵”的因素。
史彬娶董文忠长女为妻。姚燧《牧庵集》卷十五《董文忠神道碑》：“女三人，长适太尉子中书左丞彬。”该碑也收录在《国朝文类》卷六一，题为《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本句作：“女三人，长适中书左丞史彬。”脱“太尉子”三字而增“史”字。 董文忠（1231–1281）出自蒙元另一家汉人世侯藁城董氏。藁城董氏早期的地位不及史氏，但在董文忠这一代，凭借忽必烈潜邸侍臣的身份一跃成为与史氏并列的显贵家族 ，直到元朝后期，董氏成员始终“为列圣信用，亲切不异于国人，任使无间于台省” 。董文忠长期供职怯薛，“于诛赏大政，往往预闻”，“能于大事多所建明” ，是忽必烈非常信任的近臣。与他结姻对于史彬在仕途上的发展大有帮助。据前引刘敏中《代史中丞路祭故副枢董公文》，董文忠对这位乘龙快婿十分关心，“始之未立，忧其弗充，既立而成，勉其所终”。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当会在史彬身陷困境时予以帮助，那样史彬或许就不会抑郁忧惧而死了。
就目前所知，史彬至少有一个儿子，名为史爕。史爕复娶董文忠孙女为妻。《董文忠神道碑》：“女孙六人，长由其姑归史氏，故又适左丞子某。”“其姑”指董文忠之女、史彬之妻，“左丞”即史彬。《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则载：“女孙六人，长适左藏库大使史爕”。两相参照，可知史爕为史彬之子，并且大约就是董夫人所生。董文忠这位孙女是其长子董士珍（1256–1314）的长女。士珍神道碑载：“女三人，长适镇阳王孙正议大夫、兴国路总管史爕。” 董士珍出身于皇太子真金怯薛，曾受学于名儒许衡，元朝中期历任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以其生年推算，史彬去世时他只有三十岁，则其女与史爕成婚更有可能是在史彬身后。如上文注释所言，《牧庵集》所收《董文忠神道碑》系作者姚燧的原稿，其定稿时间应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到八年。 其中称史爕为“左丞子某”，不书官位，可知此时史爕虽已成婚，尚未入仕。而《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是一个经过修改的版本，改动时间约在大德十一年（1307）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之间。 此时史爕已担任左藏库大使，估计这是他的初仕职务。左藏库为太府监下辖内府三库之一，“掌收支常课和买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绵、铺陈衣服诸物”，其大使正六品。 虽系钱谷之职，但初仕即为正六品官，仍非常人所及，还是得益于家族的“根脚”。至于董士珍的神道碑，据碑文交待，是在顺帝至正四年（1344）十二月奉旨撰写的。此时距史彬之死已近六十年，史爕即使在世，年龄也当逾古稀，因此该碑所记史爕的“兴国路总管”一职，似乎是他的终任职务。然方志又载史爕曾任澧州路总管。 澧州为上路，兴国为下路 ，正常情况下史爕应该先任兴国，再任澧州。其间详情，史料乏载，只能暂时存疑。
王恽还写过一篇《软背椅赞》 ，其中曾经提到史彬之子。文章描述了一种以绳网制作靠背、带有扶手的软椅，序称“故左丞史公之子假予是具，其安四体养老妙意，有不可胜言者”。从文中大赞这把软椅的“养老”功能来看，应当是在他晚年所写，亦可见王恽与史彬的友情影响到了下一代。这位“故左丞史公之子”或许就是史爕。
史彬家人情况可考者大体如上。关于其本人，文献中还存有一则轶事，在此一并述及。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张怡云”条：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阙，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定酬歌。席终，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
《青楼集》是一部记述元代戏曲演员事迹的著作，成书于元末。这条有关女伶张怡云的记载提到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姚牧庵、阎静轩分别是元朝前期著名文士姚燧和阎复，“史中丞”显然就是史彬。 本则轶事除反映史彬生活豪奢及其与文士的交谊外，也表明他是一个“赏音”即通晓音律的人。比《青楼集》成书稍早的钟嗣成《录鬼簿》，在开列“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名单时列入了“史中丞” ，可以为证。据此史彬还是散曲作家，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作品。不过，他的手迹似乎尚有留存。河北石家庄西南的封龙山上矗立着一块巨石，上书“试剑石”三大字，传说即系史彬手书。 综合上述零散材料来看，史彬尽管出身将门，但却较具文人气质。这种情况当非偶然。史天泽很注意对下一代的教育 ，真定史氏幕府中又延揽过许多名士，因此天泽诸子中颇有以文艺知名者。如其次子史樟“喜庄、列学，以散仙自号” ，并被《录鬼簿》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名单之中，有杂剧《花间四友庄周梦》传世。 四子史杠工于绘画，“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 。史彬的情况，大概也相类似。
五 余论：两个史彬？
最后还有一个与史彬有关的疑难问题，暂时无法解决，只能录以待考。这个问题就是，在真定史氏家族中竟然有两位名叫史彬的成员。另一位史彬的父亲史天祥（1191–1258），与史天泽为同高祖的族兄弟，官至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兼领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府事，《元史》卷一四七有传。传末云：
子彬，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槐，袭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
据此，史天祥的长子亦名史彬。两个史彬作为族兄弟已系五服之外，血缘关系疏远，但按理说仍不应该同名。这一情况给学者带来很大困惑。萧启庆先生指出“其中尚有待发之覆”，在具体论述中则似乎倾向于史彬系史天祥子而非天泽子，例如说“董文忠长女嫁与史天祥长子中书左丞史彬”。 《蒙兀儿史记》、《新元史》干脆将史天泽第八子史彬的名字改为史构。 对于两个史彬的疑问，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种推测，不过似乎都未必成立。
第一种推测，是两个史彬实为一人，因过继导致身份重叠。过继的情况在史氏家族中确实存在，史权（史天倪之子、史楫之弟）的长子史燿就过继给了史格。 然而，史格过继史燿是因为自己无子（过继之后才又生了儿子史荣），史天祥、史天泽的情况不同。在1240年，史天祥已经有了三个年幼的儿子 ，只有三子皆早死，才会过继后来出生的史天泽第八子，这种概率甚小。同样，史天泽在有了七个儿子的情况下，更没有必要过继第八个儿子。将史彬合二为一的推测不易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史天祥之子史彬的“江东提刑按察副使”官衔很难嵌入到史天泽之子史彬的经历当中。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是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的副长官，秩正四品。该按察司是至元十四年七月设立的 ，此时史天泽之子史彬已经担任御史中丞。假定他任中丞不久，即贬秩为江东提刑按察副使，后来再重新回到中丞岗位，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然终嫌迂远，史料中也没有旁证。
第二种推测，则是《元史•史天祥传》所载其长子之名不确。除该传外，目前尚未找到其他任何一条确实属于史天祥长子史彬的材料。或许史天祥的长子本来就不叫史彬，《元史》记载有误。然而，这也仅是假设而已，同样缺乏坚实的证据。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史氏家族成员还有其他重名之例。史楫有二十一个儿子，其中第三子名史煇，第二十子名史烜。 与此同时，史枢亦有一子名史煇 ，史权亦有一子名史烜 。两个史煇是同曾祖的再从兄弟，两个史烜甚至是同祖从兄弟，其血缘关系比两个史彬更近，同名现象更加难以理解。如果说他们也都是因过继造成身份重叠，或均为史料记载人名有误，似乎不尽合乎情理。总之，包括两个史彬在内的史氏家族成员重名现象，在发现新的材料之前，暂时还无法给出解释。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本文对史天泽第八子史彬的研究结论：他是确有其人的，而且当过御史中丞、中书左丞的要职，只是不幸被历史遗忘了而已。
（毛海明，197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帆，196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附图：史彬手书“试剑石”（图片来源：史氏春秋网）
（《中国史研究》二〇一四年一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