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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勘释例

时间:2022-09-26 19:54来源:网络 作者:刘砚月 点击:
摘要:《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补《元史》的力作,但现有的标点本存在底本择取不当、未出校勘记等诸多问题。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及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方法进行理校,是校勘《氏族表》行之有效的方法;经校勘共得校勘记七十余条,有形近而误、声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勘释例

刘砚月

摘要:《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补《元史》的力作,但现有的标点本存在底本择取不当、未出校勘记等诸多问题。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及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方法进行理校,是校勘《氏族表》行之有效的方法;经校勘共得校勘记七十余条,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涉上下文而误、人名断句之误、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等讹误类型。

关键词: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勘;审音勘同

清儒钱大昕毕生致力于元史研究,《元史氏族表》(以下简称“《氏族表》”)是其代表性成果,也是首次全面整理元代蒙古、色目人物家族世系的汉文著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氏族表》首次由钱大昕弟子黄钟刊刻于嘉庆十一年(1806),收入《潜研堂全书》,今《续修四库全书》第293册(即“潜研堂本”,本文为方便与后世诸重刊本、整理本相区别,故称之为“初刊本”)所收即为此本。由于种种原因,初刊本中人名、地名颇多错漏。此后有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重刻《潜研堂全书》本(以下简称“龙氏本”),光绪二十年(1894)广东广雅书局据“潜研堂本”重新校刻(以下简称“广雅本”)。此外,江苏书局、山东书局也曾刊行该书,所据版本与刊行时间不明。龙氏、广雅二本除每页行数、字数与初刊本略有变动之外,俱与初刊本合;初刊本误者,龙氏、广雅二本俱误。
近代以来《氏族表》也出现过多部整理本,如1936年开明书店据潜研堂本排印的《二十五史补编》本,1991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嘉定钱大昕全集》标点本等。上述整理本的最大缺憾在于均未出校勘记,又有底本择取不当等问题。正如陈得芝先生在《〈嘉定钱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一文中所指出的,钱大昕的著作有不少是“人所难能”的专门学问,又由于元代汉文历史文献具有很突出的专业性,有大量来自多种民族语言和制度文化的词语译名问题,故点校整理工作难度极大。
《氏族表》在体例上取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内容上汇集蒙古、色目及部族无考的家族世系近三百个,涉及元朝特有的人名、族名、地名、职官名等多种民族语言汉语译名上千个;故对于校勘工作而言,既涉及表格行款的纠错,又有上述专有名词的订误,工作量大且十分繁琐。校勘《氏族表》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讹误,尽最大努力恢复《氏族表》文字的本来面貌;二是发现钱氏撰写《氏族表》所存在的失误。关于底本和校本的选择,由于初刊本字迹颇多漫失,故本文以字迹清晰的龙氏本为底本,以初刊本为校本。关于校勘方法,由于《氏族表》的传世刻本均源出嘉庆十一年初刊本,对校法则只能更正由于翻刻导致的文字讹误,而不能纠正其本身的错误;经考证,《氏族表》的内容源自《元史》《元朝秘史》《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雪楼集》《秋涧集》等数十种史料,结合《氏族表》体例和内容上的特殊之处,故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为主,即在确定钱大昕所据史源及其版本的基础上,用该版本与《氏族表》相关部分进行比对,在有必要时辅助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审音勘同进行理校。另外,王慎荣先生《元史探源》所指出钱氏《氏族表》的几处讹误,在校勘中也将逐一吸收。
 
一、《元史氏族表》校勘释例
《氏族表》经校勘共得校勘记七十余条,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涉上下文而误、人名断句之误、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等诸多讹误类型;囿于史料,也有个别讹误产生的原因尚不明晰。下面将有代表性的校勘成果分类予以介绍,以求教于方家。
(一)形近而误例
《氏族表》中涉形近而误者最多,计30余处。现将有代表性的讹误释例如下:
卷1札剌儿氏木华黎家族,拜住名下:“因牙纳硕理……太宗正府扎鲁忽赤,宣徽使,知枢密院事。”按,“太宗正府”为“大宗正府”之误。初刊本、龙氏本皆误。后文“许兀慎氏,马剌”,“兀良合氏,哈丹”,“月鲁哥”均有此误。大宗正府始设于金朝,蒙元时期掌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汉人所犯罪行;“太”、“大”形近而误,当据金元职官名称正之。
卷1八鲁剌䚟氏孛合出家族,表前小序记“哈木海,八剌忽䚟氏,疑即八鲁剌䚟氏。”表中又记“唵木海,随路炮手达鲁花赤,擢都元帅”,与小序记载相异。按,唵木海于《元史》卷122有传,传载“唵木海,蒙古八剌忽䚟氏”,是其证。表前小序中“哈”、“唵”形近而误,当据《唵木海传》正之。
卷1兀良合氏合赤温家族,合赤温六世孙名“金保化”,按,初刊本、龙氏本皆误。黄溍撰《安庆武襄王神道碑》载“孙男九人……金保也”,是其证。“化”、“也”形近而误,当据黄溍《碑》正之。
(二)声近而误例
元代名物制度等专有名词译音无定字,文献中大量存在同名异译的现象,需要进行审音勘同,已是学界之共识。钱大昕对同名异译多有留意,曾将不同文献中的不同译法加以收集,如“长孔温窟哇,一作古温兀阿,一作孔温兀答”,“秃土哈,一作脱脱哈”等。
虽然从译音无定字的角度允许音译非汉人名存在不同写法,但笔者更同意陈垣先生的看法,即“其他伪字,音韵相近,衡以译音无定字之说,本可无妨,然究失名从主人之义,不得谓之非误。”就文本校勘而言,以史源对照《氏族表》,仍能发现一些声近而误的例子,如卷1怯烈氏槊只腯鲁华家族,《元史·槊直腯鲁华传》是其史源,作“槊直腯鲁华”,“只”、“直”声近而误,当据《传》正之;卷2畏吾氏洁实弥尔家族,洁实弥尔之孙亦麻剌失里,吴澄《齐国文忠公神道碑》是该世系史源,作“亦马剌失里”,“麻”、“马”声近而误,当据《碑》正之。
(三)涉上下文而误例
卷1纯只海家族,纯只海子之名,世系作“昂阿秃”,据《元史·纯只海传》云“子昂阿剌嗣”,则世系有误。按,也蒲甘卜之孙、昂吉儿之子名“昂阿秃”,见《元史•也蒲甘卜传》;昂阿秃、昂阿剌具有相似性,又同在《元史》卷123之中,故可能因此致讹。
卷1怯烈氏镇海之孙塔哈察,世系作“塔哈赤”,按,《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载镇海之孙名“塔哈察”,世系疑从上文“贵赤千户”而误,当据《碑》正之。
卷2康里人虎秃思,世系作“虎里思”,按,程钜夫有《丞相脱脱故曾祖父虎秃思追封某王制》,世系疑从上文“康里氏”而误,当据《制》正之。
(四)人名断句之误例
钱大昕熟知元朝史事典章,又通晓蒙古语,故在蒙古、色目人名族名的断句上绝大多数准确,这一成就大大超越了同时期的史家,但仍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人名断句错误,其中有一些是《氏族表》刊刻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有一些则是钱氏原稿中即有的失误。释例如下。
卷1怯烈氏怀都家族,载怀都之孙、速哥之子名曰“玉吕忽都撒”、“合里都”,考《元史·速哥传》载“子六人……曰玉吕忽都,曰撒合里都”,钱氏根据《速哥传》作速哥家族世系,将人名断错的概率极小,应是《氏族表》刊刻所产生的讹误,当据《传》正之。
卷1瓮吉剌氏特薛禅家族,世系列唆儿火都诸孙有“孛罗沙、伯颜、蛮子、添寿、不花、火都不花、掌吉”共七人,将“添寿”、“不花”视作两人;而中华本《元史·特薛禅传》作“孛罗沙伯颜蛮子添寿不花大都不花掌吉等”,将“添寿不花”视作一人,其弟名为“大都不花”而非“火都不花”。“添寿不花”究竟是一人还是二人,“火都”是“大都”形近之误还是钱氏径改,囿于史料尚不能确定。
卷2阿速人口儿吉家族,世系将口儿吉之父写作“福得”,中华本《元史•口儿吉传》断句为“宪宗时,与父福得来赐俱直宿卫,领阿速军二十万户”,现今学界公认其名为“福得来赐”;笔者推测钱氏很可能将“来”字视为动词,句断为“与父福得来,赐俱直宿卫”。
卷2回回赡思丁家族,世系载赡思丁子“苫速丁,元默里建昌路总管”,考《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载“子五人……次苫速丁兀默里建昌路总管”,则世系既有人名断句之误,又有“兀”、“元”形近而误。钱大昕在舆地之学上颇有造诣,断句为“默里建昌路”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这一处讹误当是刊刻所致。
(五)衍文例
卷1斡罗纳氏,世系列有“斡剌纳儿儿”,考《元史·哈剌哈孙传》载“哈剌哈孙,斡剌纳儿氏”,则“斡剌纳儿儿”之“儿”为衍文,当刪。
卷2唐兀氏星吉家族,世系列星吉之子“答儿麻八□”,按,宋濂撰《星吉公神道碑》载“子男五人……答儿麻八,太中大夫、佥辽阳行枢密院事”是其史源,为《元史》所不载,则世系所列“答儿麻八□”之“□”符號为衍文,当刪。
(六)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例
表格文献在校勘中存在一定特殊性。陈垣先生有言,“表格之用,最重位置,位置一乱,则失其效用。”“横直线一失,而欲位置不乱,难矣。”在《氏族表》校勘中,具体有串行、整行脱漏、竖线缺失三种情況,笔者认为此类讹误均为刊刻所致,非钱氏本人之误。兹分别例举如下:
1.串行
首先是向上错置。《氏族表》卷2畏吾氏洁实弥尔家族,其史源为吴澄撰《齐国文忠公神道碑》,碑载“孙男五,阿难答失里、何育八剌、阿麻剌失里、亦马剌失里、阿育失里”;世系列“阿难答失里、阿麻剌失里、亦麻剌失里、阿育失里”四人,言“右五人,皆洁实弥尔之孙”,且将阿育八剌置于洁实弥尔之子一栏,初刊本不误,而龙氏本刊刻时将阿育八剌向上错置一行,当据初刊本和《碑》正之。
卷2康里氏虎秃思家族,其史源为黄溍撰《敕赐康里氏先茔碑》,碑载“忠献,子男九”,分别为霸都、铁木儿塔识、玉枢虎儿吐华、达识帖睦迩、哈答不花、阿鲁辉帖木儿、脱烈、哈达帖木儿与汪家闾,世系将哈达帖木儿及其子万、汪家闾及其子博罗帖木儿整体向上错置一行,初刊本、龙氏本皆有此误,当据《碑》正之。
其次是向下错置。《氏族表》卷2赛夷氏札八儿火者家族,其史源为《元史·札八儿火者传》,《传》载“哈只……生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养安、太府监丞阿思兰、太仆寺丞补孛”,世系将阿思兰、补孛二人向下错置一行,初刊本、龙氏本皆有此误,当据《传》正之。
2.整行脱漏例
《氏族表》中的个别世系存在最后一行整体脱漏的现象。如卷1燕只吉台氏徹里,《元史·徹里传》载“子朶儿只,江浙行省左丞”,此人不见于世系,《元史》又是钱大昕非常熟悉的史料,且南、北监本均有此记载,应是刊刻时朶儿只所在行脱漏所致。卷2康里氏斡罗思家族,《元史探源》指出该世系史源为《元史·斡罗思传》《庆童传》,钱《表》将博罗普化子察罕不花、庆童子刚僧“遗而未列入”;笔者认为这也是察罕不花、刚僧所在行脱漏所致。
3.竖线缺失
《氏族表》龙氏本与广雅本的卷3“部族无考者”中,原表竖线缺失,导致无法确认人物的血缘关系,而初刊本竖线完整,并无问题。由于本文选择龙氏本为底本,在卷3校注时依据初刊本表格所示竖线进行切割,同时以史源进行佐证。
(七)利用“审音勘同”辅助校订讹误例、
“审音勘同”是在蒙元史、民族史中有重要作用的研究方法。蒙元史泰斗韩儒林先生曾指出,研究民族史“需要在音韵训诂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将译名复原,弄清楚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资料并利用它来为研究服务”,在研究实践上要求研究者有一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素养。《氏族表》所收上千个多种民族语言汉语译名,其中有相当数量能在相应民族语言中找到原型词汇,故合理运用审音勘同能够为校勘提供有效依据,可将其视为“理校”证据的拓展,释例如下:
卷1怯烈氏孛鲁欢家族,世系载孛鲁欢之父名“普剌斡忽勒”,按,“普剌斡忽勒”当为“昔剌斡忽勒”之误,“普”、“昔”形近而误,可据史源《元史·也先不花传》所载“祖曰昔剌斡忽勒”正之。从审音勘同的角度来看,“昔剌”对应蒙古语šira,意为“黄色”;“斡忽勒”为突厥语öγul之音译,意为“儿子”;“昔剌斡忽勒”即为“黄小伙”之意。
卷1阔里吉思家族,世系载阔里吉思之父名“药失”,今中华本《元史·阔里吉思传》断句作“父药失谋,擢襄阳统军司经历,改宿州达鲁花赤,皆不拜。”按,“药失谋”对应的原名是Yašmut,文献中还译为“要束木”,“谋”、“木”皆是“mut”的对音,可利用审音勘同进行校订。
卷2迦叶弥儿铁哥家族,世系小序载“迦叶弥儿者,西域筑干国也。或作乞失迷儿,又作乞右弥,皆声之转也。”按,“乞右弥”为“乞石弥”之误。《秘书监志》卷10载“伯颜察儿,字文卿,乞石弥人,太傅帖哥之孙”,为“乞石弥”之史源,“石”、“右”形近而误,因钱氏已意识到“迦叶弥儿”、“乞失迷儿”、“乞石弥”在读音上有联系,“皆声之转也”,故此处讹误当为刊刻所致。从审音勘同的角度,上述诸词均为Kašmir之音译,只是“乞石弥”没有表现出词尾辅音-r而已。该地即今克什米尔地区。
 
二、关于元史文献校勘的一点思考
元史文献整理之难,是学界的共识。陈垣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指出,“元时蒙古、色目人名,与汉人绝不同,凡校元朝典籍,对元时人名,应有特别认识。”陈得芝先生在《〈嘉定钱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中也提到,“中华书局本《元史》点校工作的承担者、著名蒙古史学家亦邻真教授曾对笔者讲到点校《元史》的艰苦情况,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就是抓出一百处硬伤,我也不会脸红心跳。其意是说难度太大了,只要做到认真从事,出错不至于太离谱,就算尽心尽责了。”近年来出版的相关领域整理本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周清澍先生和刘晓先生对《全元文》的批评。抛开底本校本择取不当、标点不当、失校等古籍整理中的常见失误,如何正确处理多种民族语言汉语译名、减少点校成果中的硬伤,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借校勘《氏族表》之契机,略陈管见,望方家雅正。
陈垣先生曾校勘《元典章》,共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又精选约十分之一汇为《校勘学释例》,其中卷2第25“不谙元时译音用字而误例”、卷5第36“不谙元时部族而误例”和第38“不谙元代人名而误例”等章节对《元典章》翻刻者缺乏元代史事制度常识、妄改字词所产生的讹误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有很好的示范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钱大昕对元代名物制度非常熟悉,钱氏本人的致误因素大致有个别人名断句有误、部分人名用字采用同音字等,在《氏族表》讹误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尽管在刊刻时又有产生了不少新的讹误,但总体而言,二者产生讹误的原因是有本质区别的。陈垣等前辈学者之所以能够准确识读元史文献,靠的是深耕元史研究的功底。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要求完全由相关专业出身的学者来承担整理工作,或要求所有点校者都具备相关领域的深厚学养,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是否有权宜之法呢?今日元史学界已有的各类人名索引工具书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或可致用。
韩儒林先生曾在1982年的一次笔谈中,就古籍编制索引的问题提出,“日本学术界为辽、金、元史所作的索引或语汇集成,每个词条下都带有简要的原文,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中外学者手头必备的工具书。我们今天编这一类工具书,当然不能倒退到过去的水平之下,也不应该自甘落后于国际学术界同行已经达到的水平,应当采取语汇集成的方式,在词条之下注出扼要的原文”,并建议“通过分工合作、集体努力”尽快完成。几乎同时,台湾王德毅先生等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编《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澳洲国立大学罗依果教授编《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日本京都大学梅原郁教授等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等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中华书局1987年引进。该索引最大的优点在于网罗史料宏富,且对非汉语人名都注上了拉丁字母转写,如蒙古燕只吉台氏人名“别儿怯不花”,注“BerkeBuqa”,色目畏吾氏人名“阿礼海牙”,注“AliQaya”等,查找人名甚便。1985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元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非汉语词条同样附有拉丁字母转写,如蒙古部族“克烈”,注“Kereyid”,外国人名词条则附上原文,覆盖了元代历史的基本知识。此外,还有周良霄先生《元史北方部族表》一文,列蒙元时期在北方活动的诸部族205个,一一注明拉丁文转写、列出中外史料出处并稍加考证说明,是目前搜罗蒙元时期北方部族名称最全的研究成果。上述3种作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且便于利用,无疑能在元史专业研究者与古籍整理工作者之间搭建起桥梁,整理者如果能够予以充分重视,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减少点校硬伤的。
就《氏族表》的整理而言,虽然运用他校基本上能纠正讹误,但未来还会面临大量有待整理、也许使用传统校勘学方法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历史文献,笔者认为,目前已经考订出的民族语言的
原型词汇能够成为校勘的有效依据,可以视为“理校”证据的拓展,如《氏族表》校勘实践中出现的“药失谋”(Yašmut)、“乞石弥”(Kašmir)等。时至今日,前辈学者对元史名物制度词汇的原文考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进一步设想,未来若以现有工具书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搭建一个数据库,汇集元史及边疆民族汉文历史文献中的名物制度词汇及其民族语言原型,附上原文出处及考订依据,并随时追踪补充新的研究进展,这样既能为文献整理者提供方便,又能使相关领域研究者更加深入高效地利用一手史料,共同促进学术的进步。
 

(本文作者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史、文献学。文章原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刊,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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