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经济学教授的“道与术” 要同时在截然不同的两个舞台唱戏，弄不好就会两头不着调，史正富却做得津津有味。 他是学者。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考上复旦，成为“一代宗师”蒋学模的得意弟子，最早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中国经济研究；转战商海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期间，还创办了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自己带队伍、搞研究。 他是商人。移植改进西方股权投资模式，十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亿资本，玩转20余家企业的股权魔方；几度名列富豪榜前列，人称“最富教授”。 抛开外界对他的看法，史正富自己说，做学问是个人兴趣，从商是机缘巧合。“我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成功，只是随缘。还有认真，干一行就努力干好。” 幸运的是，“投资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两样都是我的爱好。”从事这两项事业的过程令他愉悦，富有激情，至于结果，史正富笑言：“倒成了副产品了。” 读名校、去留学、师从大家。潜心向学的他曾经每天想的事儿，就是“拿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了海、经历挫折、触底反弹。如今名列百富榜前列的他会说，“只要你学会把苦难乃至不幸转变为成长的养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史正富，横跨学界、商界。身怀独门财技，不忘道心惟微，他的另类存在赋予“士与商”别样的时代内涵。 “我现在才知道，在学校里，作为一个文人去讲理想、谈放下，是不难的。但到滚滚红尘中走一趟，还能保持初心，保持出道时候的赤子之心，那才是真的福气。” 到了60岁，放下，拿起，再上路。这段感言，或许是史正富所有经历的最佳注脚。 初出茅庐 跨界高材生 史正富说，自己是被时代的大潮推着，出的国，下了海。 在此之前，他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读完本科、研究生，留校任教。 高考恢复第一年，史正富24岁，从军队考上复旦大学。他表现出经济学研究的天赋，大二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受到了后来成为其导师的蒋学模的关注。研究生时期就有多篇论文被国家一流期刊发表，还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这个令周围师生赞叹在经济学领域有“特异功能”的高材生，最初的理想就是做学问。 “毕业之后就是想和一帮同学一起，研究中国经济变革的现实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达到世界级水平。”因此，赴美求学时，他选择了同时攻读经济学与社会学博士学位，以适应回国后跨学科研究之需。 然而，命运却被历史的力量，推向不同的方向。 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春风让在大洋彼岸的史正富也感到丝丝暖意。在朋友的鼓励及帮助下，他踏上了经商的征途。这一走就是20年。 隔行如隔山。谈及刚出道的日子，史正富的最大感触是，“做企业和做研究完全是两码事。”做研究只要把思想搞清楚就可以了。而对企业家来说，大事小事都要想。 刚回国，史正富便加入北京一家公司担任高管，负责旗下两家控股企业的管理工作。一家是建材公司，他当董事长；一家是信托公司，他任总经理。 带着北京公司里10来号人，史正富一头扎进了位于茅山脚下的建材企业之中。审计、管理……他和同事们从头做起。 在信托公司，他则大胆创新，说服当地监管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代客理财的信托产品，还使用了今天已广为流行的优先-劣后分级设计。 然而，形势强于人意。时值1994-1999年宏观调控时期，建材行业全行业亏损。虽然经过近5年努力后企业已扭亏为盈，但史正富的公司还是决定将建材厂出售给当地一家企业。而发展势头良好的信托公司，则因行业整顿被并入了省一级的信托公司。 回忆那5年，史正富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搞懂了企业运作流程、读懂了报表“背后的事情”，并锻炼出和企业家打成一片的能力。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投资传奇 困境练就真性情 “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进行股权投资。当配角！”在学术象牙塔中深耕多年，又经过实业经营的历练，史正富深感这才是自己的优势所在。2000年初，他和同是海归的合伙人一起，从北京转战上海，开始自主创业之路，成立了如今被称为同华投资集团的创投企业。 那一年，史正富已46岁。 起初，他投过几个互联网IT公司。那时互联网正热，但史正富已看到这个行业是要“烧钱”才有机会，于是不到半年就卖掉所有股权。 有了第一桶金，他开始琢磨长远大计。“当时中国经济正进入快速发展期，我的判断是有技术又有制造的行业将极具优势。”史正富的投资主题就此成型：参与到这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成长中去。 2000年至2008年，他先后投资了中轩生物、华菱汽车、奇瑞汽车、南大光电等项目。之后，这些企业均出现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2009年，同华尝试进入消费品行业，投资了古井集团，古井旗下上市公司此后连续四年业绩大涨近7倍。 从头开始，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史正富掌门的同华投资集团先后完成30多亿投资，推动多家企业成了行业传奇。 功成身就，经济学者史正富也以数十亿身家进入富豪榜。 然而万事都并非一帆风顺。搞投资，当配角，靠的是与企业家合作。史正富一直在学习如何当好股东，如何处理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磨合，甚至是磨难。”史正富坦言。 2008年金融风暴横扫全球。正在上市进程中的山东中轩只好作罢。而在企业上市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得同华与企业管理人之间的矛盾凸显，再加上新竞争者的进入，这个史正富投了十几亿的企业，业绩出现大幅滑坡。 同时，其他项目也大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华菱汽车出现亏损；拟定上市的奇瑞也因故推迟。 一系列变局加剧着资金压力。“投奇瑞的资金来自项目融资，我们对合作出资者有担保，如果奇瑞不上市，同华要负责回购出资人的股份。这一回购，就要花七、八个亿出去。2009年哪有那么多钱？” 面对一连串的危局，史正富和同事们有过短暂的困扰与起伏，但很快就化为平静的应对与坚韧的努力。 他和其时已担任中轩董事长的夫人翟立带领同华的骨干力量，举家迁往中轩，一住就是两年多，与员工朝夕相处，直面市场竞争。从而重组形成了团结有力的管理团队，制定出“二次创业”战略，筹集数亿资本到内蒙新造大型生产基地。 诚意赢得人心，实干赢得主动。随着内蒙基地建成投产，企业经营渐入佳境，地方政府更多关心，在多方努力下，最终解决了内部矛盾。 经历冬天的人更知春天的可贵。走出磨难，中轩员工人心更齐了。“这才是最大收获，”忆及过往，史正富感慨道，“队伍练出来了。增加了好几位核心成员，特别是我们的总裁（指翟立）是真的总裁了，她的中轩董事长也名至实归了。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真是至理。” 至于奇瑞项目的回购资金之困，最后应了“善有善报”。了解同华当时的困难后，奇瑞领导层有感于2007年同华及时投资的巨大信任，决定提前还款，让史正富松了一口气。 “每个企业都有最难的时候，生死之间就差着一口气。”经历过这些起起伏伏，史正富对市场充满敬畏感。 挺过来了，就是财富。此后随着经济复苏，华菱与南大光电先后上市，中轩恢复高速成长，奇瑞的内在价值也持续上升。他和同华人的矢志坚守带来了巨大回报。 尼采说，“没有杀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大。”这句经典名言，在史正富身上得到印证。史正富说，“只要你学会把苦难乃至不幸转变为成长的养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特立独行 当有企业家素质的投资家 这些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锻造了史正富独特的投资路子：投资的企业个数不多，但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大，持股比例高，投资年限长…… “我不是一个太拘泥于理论或门派的人。”史正富说。也有人问他，同华的投资是PE、VC还是产业投资，但他认为这都不是关键。 “价值投资归根到底都是赚企业成长的钱，只要这个根本点找对了，叫什么投资方式没那么重要。条条道路通北京嘛！” 在史正富看来，每家公司投注较重，能够把行业、公司吃透，介入更深。事实上，除了初始投资下重手外，有些企业二次增资时，史正富还敢于加注。 这种大胆来源于他对产业和公司的理解，而这种能力与其出道头五年担任企业高管不无关系。 “那五年确实都把企业的流程搞透弄熟了，只要看看报表，我就能联想到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史正富笑言，同华的投资很少聘用外部中介机构做尽调，决策时间很短，介入企业较深，这些确实有些“另类”。 “史总的投资模式核心是少而精。项目少，投资大，介入深，周期长。投对了，回报很高。好是好，可我们一般投资公司学不了。”对同华熟悉的多位同行如是说。 谈到同华投资模式的特点，同华“老人”——现主管投资业务的副总裁黄志坚有自己的理解：“关键在于选企业的眼光和投后服务的能力。目前较多的还是有点广种薄收的投资方法。同华是‘少而精’的路子，就必须有高的成功率。选对企业是前提；但企业发展中出问题也难免，因此要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要有足够时间去等，资金自有度高也是必要的。”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企业在史正富投资时都处于困境之中。有些是亏损状态，有些甚至“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华菱汽车，这家日后的重卡行业知名企业，在史正富投资的时候，还是个没有客户、没有品牌、甚至没有牌照的“三无企业”。但史正富认准了企业家刘汉如的个人素质和华菱的综合优势，快速决策，重金下注，并在二次增资时率先加码。日后华菱的成功发展与上市证明了史正富的眼光。 南大光电，这家同华投资担任大股东、2012年上市的企业，在史正富投资时还处在亏损中。他当时的判断是，行业未来会有一个爆发期，两、三年要赚钱不可能，但三年五年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大有收获。 “我认为投资家分两种，一种是高买低卖追求财务增值的，还有一种是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创造企业价值的。”史正富顿了顿，“我喜欢后一种。” 另类财技 同华故事值得深思 除了基于价值发现的“押宝”外，史式投资的另一大特点是自有资金居多，善用股权合作与项目融资。这也与其价值投资理念，项目投资期较长，需要资金较为独立有关。 中轩生物、华菱星马、南大光电……这些从发展初期同华就介入的公司，其至今仍是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持有期已在10年以上。 “想打造一家企业好不容易，我们是价值投资者，在意的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创造价值，分享价值。” 这种重“产出”、淡“退出”的态度，要求资金相对自主。据了解，同华投资运用股权合作与项目融资的方式筹措资金，较少走私募基金的路子。 所谓股权合作与项目融资是指：在获得企业股权之后进行股权运作获取现金流。简单做法是，如果企业股权出现较大升值，可找合作方转让一部分出去。复杂些的，可成立SPV。在注入项目股权，形成SPV的资产负债表后，一是可以经过资产价值评估，由SPV向海外银行贷款；二是向专业机构发行可转换为项目股权的SPV权证。这样的融资资金属于SPV债务，出资人不太干预项目企业运行；而对项目企业则是股权。 这样的好处是，“项目运作比较从容，不太受制于财务投资人，可以专注于企业经营本身。”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很难实现。“我这个很复杂，一般人弄不了。”史正富快人快语，爽朗一笑。 和大多数投资公司“广种薄收”的撒网式投资相比，同华这种“少而精”的价值共创型投资也使其逐渐走出了产融结合的独特路子。 在目前仍继续持有十几家企业中，同华已经是四家新材料公司的大股东，并几乎接近自己经营。史正富的打算是，把几家公司打造成为一个新材料企业集团，然后运作上市。因此，同华投资从去年起更名为同华控股，一边经营新材料产业实体，一边做股权投资。 “讲白了这个模式就像缩小版的柳传志模式。他的弘毅投资发展这么快，为什么？正是因为有联想做后盾，品牌效应大，投后运营能力强。”史正富说，“我们虽然企业小，但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出去谈项目，不用跟其他人PK出钱多少，很多时候也更受欢迎。一是因为大家可以互助合作，二是企业家认为大家都在经营企业，更有共同语言。”主管投资的副总裁黄志坚说。 对于从商20年来，从经营企业到股权投资再到两者兼营的转变，史正富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是为了双轮驱动，实业与投资互为促进。 在普遍心浮气躁的PE行业，同华人的这个转型值得深思。  ■人物侧记 史正富论 “超常增长” 3月20日，富城路99号震旦大厦5楼会议大厅里座无虚席。台上，史正富正用略带安徽腔的普通话，就他所著写的《超常增长》中的原创观点侃侃而谈。 在对中国经济唱衰声不止的当下，史正富的声音独树一帜：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至少还可以持续三十年。在他看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内在逻辑，优势已然形成；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但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路子。 在《超常增长》一书中，史正富认为，当前瓶颈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与基本要素资源短缺的并存，是储蓄过剩与“钱荒”的并存。一方面大量储蓄沉睡在金融体系内，另一方面，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需求还未满足。 由此，他给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增长开出了“药方”：通过建立国家战略型发展基金，把过剩储蓄引导到对战略性基础要素和资源的投资中去，从而一举同时解决需求不足与要素短缺的问题。 “这些战略基金进入的是非竞争性行业，其产品是国家长期需要的基本资源。因此长期投资回报没有问题。”史正富举例说，中国缺水，但整个西南，每年流入印度洋的水相当于一条黄河十年的流量。如能‘西水东调’，增加一小部分的淡水供应，就能改善整个大西北的生态，整个华北平原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 “对于类似这种行业，光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国家引导与信用支持。” 对于目前极为流行的中国即将步入经济危机的观点，史正富始终不以为然。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次‘唱衰中国’的论调，我做了企业才知道，中国这30年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了不得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如此短时间里经历这么深刻、广阔的制度变革，同时又实现连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有它内在的逻辑和生命力，长期增长正未有穷期。” 【不忘初心 一个人的朝圣路】 或许是神秘的命运使然，或许来自个人经历与平常心。60岁的史正富，没有像多数财务自由的人士一样，解甲归田享受生活，而是重新拿起书本，进行他的经济理论研究。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最多的场景转换，除了个人的努力，还要感谢碰上了好时代。”谈及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史正富充满感恩。 1954年，史正富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普通人家。12岁母亲过世，父亲和奶奶拉扯他和四个弟妹长大。早年生活艰苦，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天灾人祸。 高中时，史正富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表现活跃，被前来招兵的教官相中，破格带入部队。在此后五年的军旅生涯中，成长、提干，成为最初级的军官。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留学期间担任过马里兰大学学生会主席，对美国政商两界有相当的观察。之后再回国从商，股权投资做得像模像样。2011年还曾出任过上海股权投资协会首任理事长。 兜兜转转二十余载，史正富心里最初做学问的想法未被浇灭，反而在时光流转中，变得愈发明亮。 史正富说，目前公司已经过了创业期，步入平稳发展的阶段，未来他本人会更多担当教练的角色，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了。 “这些年在企业工作的够久了，该学的学了，该经历的经历了。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对我而言，幸福是熬出来的。起起落落之后，看尽了世界的复杂与丑陋，但我还是个乐天派，还是个性情中人。我想我应该把我在企业界认识到的很多事拿来和社会科学界交流。” “我当然可以把企业做大，后面加个零，但有什么意义呢？比我做得好的企业家多了去了。我对搞学术兴趣更高，幸福感更强，可能也更有社会价值。我是站在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谈学术，视角不同，问题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 在史正富内心，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始终在召唤他：做新派学术，影响一批有经历，有余力的人回过头来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纯学者互动，推动中国学术的升华。 “这比单纯做企业，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喜悦。” 史正富说，现在才知道，在学校里，作为一个文人去讲理想、谈放下，是不难的。但到滚滚红尘中走一趟，还能保持初心，保持出道时候的赤子之心，那才是真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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