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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嵩之力主和议，他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从而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也因此遭到了大臣李宗勉的批评，李宗勉说：“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交，史嵩之应当将督府设在淮西，这样脉络相连，可以应援，而远在鄂州，岂不是有鞭不及腹的忧虑吗。齐安与武昌相对，如果在齐安采取措施防扼，那样藩篱壮而江面安了。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应当另外再选择一位任鄂州太守，命令史嵩之将督府设移到齐安去。”“史嵩之的职责在督战，如收复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都是现在所应当做的。如果其所主在和，那么凡有机会可乘，没有不在想退缩，势必会虚捐岁月，坐失事功。”又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将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5]” 史、袁两家本是世交，其父辈之间关系更加密切，袁甫的父亲袁燮、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都是陆氏弟子，无论学术交流，还是人情往来都很频繁，袁燮的堂兄袁韶任安抚，史弥忠作《送安抚使袁彦淳之任》：雄心中夜岂难平，一队旌旗万里行。为国许身增慷慨，逢人说剑转平明。尊前白发怀南浦，马上青山过楚城。从此海邦多治略，好听歌诵快舆情。 而时起居舍人袁甫也出来批评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了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6]”监察御史王遂则说：“史嵩之本来就不知道军事，只会夸奖自己，自吹自擂。他行为诡秘，必欺君误国，留在襄阳一日，就有一日之忧。” 嘉熙二年，蒙古东路军的一支自光州(河南潢川)下复州(湖北沔阳)，又转而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的守臣都弃城逃走了。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刚回来，就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当时在黄州的史嵩之便下檄文让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孟珙就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循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来显示宋军的声势浩大。然后，孟珙率领军队出战，连破了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了被俘的二万人口，江陵之围就这样解住了。这里不可否认有史嵩之的功劳，更不可否认史嵩之当年经营襄阳的远见。 孟珙智勇善战，连胜两仗，使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一时朝野振奋。孟珙认为：“襄樊是朝廷的根本，应当加以管理。”这与史嵩之观点相同。史嵩之支持孟珙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朝廷就用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令他恢复郢州、荆门，以便巩固江陵的北面屏障。嘉熙三年三月，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这些仗虽然是孟珙率军打的，但史嵩之总指挥，功劳自然少不了他的一份。因此史嵩之被理宗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成为大宋前线的最高统帅。 不过史嵩之主张和议的初衷一直没有改变，在史嵩之的眼里，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这年九月，蒙军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而在真州却被宋军击退。不久，蒙军又动用了八十万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使蒙古兵无法进犯。于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州，蒙古军又转攻招信，也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降的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由于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宋军和民兵的还击，只好北还。这样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嵩之又一次得到了理宗的奖誉。 蒙古兵退后，即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用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史嵩之本主议和，自然更能吃透理宗的意图，于是竭力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出来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但史嵩之与理宗却观点一致，所以朝廷就派遣通好使，去与蒙军谈和。 和也罢，战也罢，这些年来，襄阳始终是南宋朝廷最关注的地方，因此史嵩之的大小作为，不但在众大臣的视野中，也有理宗的视野中，一方面是史嵩之在襄阳有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反对史嵩之的大臣们连续不断的上奏，竟然将史嵩之炒得火热，并为史嵩之进相奠定了基础。其实自从郑清之罢免后史嵩之就有意于相位了，他平时很少做诗，却有《中秋对月》中这样写道：“一片瑶光万里开，停杯追忆谪仙才。寻常明月不易见，如此中秋能几来。零落故人非白社，登临何地不瑶台。欲招黄鹤临风去，为问霓裳安在哉。”史嵩之企望史氏能重新得到宠爱，更企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人能将生命和国家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能将经营人生和经营事业统一在一起，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了。 反对“据关守河”的重大决策，是史嵩之能根据当时的形势，结合自身的利益作出的判断。宋师入洛，史嵩之见死不救，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性弱点也开始暴露。入洛兵虽败，但史嵩之的判断和谋略却取胜了。事后，史嵩之虽然暂遭免职，但几经曲折，仍以襄阳为营，最终反败为胜，最终以史嵩之拜相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使史嵩之占襄阳，经营人生取得完全的成功。史嵩之“将才”之称也因此被确认。 [1]《宋史 史嵩之传》 [2][3][4]《续资治通鉴》 [5]《宋史李宗勉传》 [6]《宋史.袁甫传》 （4）推向舆论火坑 嘉熙二年，史嵩之拜参知政事。又以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又兼督视淮南西路、光、蕲、黄、夔、施州军马。让参知政事主管武军事，二府官属共领一事，为史嵩之独揽大权奠定了基础。 被称为嘉熙四谏的王万、郭磊卿、徐清叟、曹豳立即站出来反对，当然他们所借乃是史嵩之求和误国，不当任用。 嘉熙四谏首先以余天锡为靶子，攻击史嵩之是余天锡的同列。余天锡当年奉史弥远之命，把赵与莒（即理宗）带进京诚，选入宫廷。理宗继位后，余天锡的官位自然就不断攀升。右正言郭磊卿（皇后之兄）站出来上疏弹劾他。内廷传话给郭磊卿：皇上刚亲政，至亲的人就不要先出难题了，而这个郭磊卿也真是的，坚持要弹劾余天锡，于是理宗不得不让皇后出面召见郭磊卿，劝说他不要动摇皇位的根基。郭磊卿听了心中懊恼，便提出归田的要求。这时恰好史嵩之任参知政事，他掌握了权柄，一方面将郭磊卿调任起居郎，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起复余天锡，让他出任签密枢书院事。这一来郭磊卿心中更是燃起怒火，便弃官出城，史嵩之又急告理宗，理宗遣中史召回，而且敕国门不得放出郭磊卿，如此郭磊卿悲愤交结，气血逆流，大叫一声，倒地身亡。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