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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用余天锡是理宗之意，但由于余家与史门的朋亲渊源，加上余天锡从小跟着爷爷余涤在史家听课受教，他从小就成为寄附史门一个忠诚的影子，所以人们将他与史嵩之视为共列的确也在所难免。看来史嵩之让余天锡出任签密枢书院事确也非大错，郭磊卿、曹豳等人的弹劾也的确有点过分。 相传理宗为报答余天锡母亲的教习之恩，封朱氏为周楚国夫人，理宗还打算在朱氏寿过九十后，将拜花甲之年的余天锡为相，可惜余天锡没等到这一天。原因是理宗曾经当着余天锡的面为余家修家谱一事特颁诏书，却忘了盖皇印，当余天锡提醒理宗时，理宗就许他自己盖印。不料，这“私盖皇印”[1]罪莫大焉。曹豳等人就抓住这条小辫子拼命弹劾余天锡，在一片弹劾声中余天锡吞金自尽，他死后，其女儿余玉珍，气愤不过，拿着当年的诏书，在满朝文武面前，抓起皇印，又盖了二下，其中一下有半颗盖在了御案上，于是就有了盖有二颗半皇印的诏书，但曹豳并没有以“私盖皇印”罪莫大焉，去指责余玉珍，可见是对人不对事的，对的余天锡，冲的是史嵩之。 嘉熙三月，史嵩之被召回临安准备拜相。嘉熙四谏的王万便站出来论史嵩之，谓其“事体急迫，气象动摇，太学生都想很快回去，国家将衰败的迹象已经明显显露”。然而当时拜相之事已经决定，于是史嵩之拜右丞相，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并封公赏爵，实现了他多年振兴史氏的愿望。他《宴琼林苑》诗中说：“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应当说史嵩之拜相，并没有史弥远的直接关系，是史嵩之自身努力的结果。 在史嵩之拜相之日，王万就回到常熟老家去了，朝廷让他任太常少卿，差知宁国府，他都坚辞不受，同年十一月曹豳也被弹劾免职，不久方岳也被罢官，原因是端平元年，蒙古贵族灭金，并向宋朝进攻，当时担任京西、湖北制置使的史嵩之，准备在湖北和蒙古贵族议和，方岳代为赵葵写信责骂史嵩之，公论因此大伤。 史嵩之掌权后还是重视边防的，他精心筹划前哨江防，然而不顾一切，迫令征集渔舟。要知道渔舟是渔民的生命，史嵩之没有体察民情，自然引起民众愤恨，这还情有可愿，可当有提出来时，他仍只顾自己认定的目标，不体谅百姓的生命，这就不能不令众人怒了，当时出来反对的大臣就是康植。 康植是义乌县稠岩人，父亲康仲颖，和徐侨有同年之谊，又是淳熙十四年的同科进士，所以私交甚厚。徐侨讲学在东岩书舍，康植奉父命投师徐侨门下受教三年。康植聪明颖悟、学习刻苦用功，是徐侨颇为得意的门生，嘉定七年，康植进士及第。 史弥远与康仲颖、徐侨也同科，但政见不合，理宗亲政后，朝廷召徐侨任太常少卿，他为理宗侍讲经筵，而康植伴师同行，右丞相乔行简举荐康植在京任职，但康植辞谢而出任武安军节度掌书记。 面对征集渔舟一事，康植说：“下令调征渔民的船只，如果渔民船只被征就无以为生了，所以万万不可以这样做。”史嵩之当然听不进去，还竟然将康植贬为江陵酒官，史嵩之也因“专”而受到指责。 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为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当是人们称“滥”政。 所谓“滥”政源于各派势力的平衡。嘉熙政治失败在徇私情，庙堂之上多用私亲，所以朋党盘踞。徇情、私亲为使本派势力立于不败之地，也是滥政的原因。 嘉熙四年，理宗将年号改为淳祐，这一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不久乔行简辞朝，史嵩之独自柄国。 大臣高斯得马上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这本是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可史嵩之见了很恼怒，在这一点的确似史弥远，喜欢独相。为此，史嵩之硬着来做，他竟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在朝，于是将高斯得通判绍兴，免得他在朝堂上多嘴，高斯得当然不高兴，知情的人也都为高斯得愤然呜不平。 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企图改掉高斯得所草的《宁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高斯得竭力辩护，然而书已经被更改了，李心传只好将高斯得所草的藏起来，并写上：前史官高某撰[2]。史嵩之就将更改了的《四朝帝纪》进献，同时还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因此史嵩之又得以进升金紫光禄大夫，封永国公。 当时史嵩之在相位正十分过隐，他在《雪后》诗中这样写：“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枯涧忽鸣渊。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其所写雪融之景，描摹细微，视野开阔。 史嵩之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果断行事，不惜一切去加以除去。淮西制置使杜杲虽然在解庐州之围时为史嵩之争了荣誉，但由于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的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杜杲成了史嵩之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杜杲遂被夺去兵权，无意仕途，终老田园。 史嵩之在相时，曾召师雍（史弥远的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却不领情；史嵩之调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粮料院与相府关系密切……。”但师雍还是不领情。后来博士刘应起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他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这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3]。 史嵩之统治“专”，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而且在很多大臣眼里史嵩之独相期间也并无什么实绩，却自恃边功，骄狂日盛。于是许多老臣都来劝谏，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皇帝，揭露史嵩之。一开始，皇帝没有理会，李昴英表示“一身祸福所不暇计”，屡屡痛陈史嵩之。其实史弥远、史嵩之当权后，朝廷人事纠纷不断，朝中对立情势日益尖锐，也使四明士族卷入其中。导致人际关系转趋，彼此裂痕扩大。 淳祐四年九月，史弥忠病故，按照惯例，身为儿子的史嵩之应该请求辞去丞相职位，回家为其父守孝，但史嵩之却贪恋权位，企图援引战时特例，为自我的起复寻找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