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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宰相——南宋史氏家族传(3)(13)

时间:2009-02-13 19:22来源:春秋 作者:郑传杰 点击:
大臣们一直都在极力阻挠史嵩之的每一次升迁。为阻止史嵩之晋升,他们想尽办法消解史嵩之的功勋与声誉,史嵩之除刑部尚书时,洪咨夔就不起草诏而去。吴昌裔则上奏说:史嵩之原本就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完全是凭着他的

大臣们一直都在极力阻挠史嵩之的每一次升迁。为阻止史嵩之晋升,他们想尽办法消解史嵩之的功勋与声誉,史嵩之除刑部尚书时,洪咨夔就不起草诏而去。吴昌裔则上奏说:“史嵩之原本就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完全是凭着他的叔父史弥远之声势,才升上来的。”吴泳也见皇上就论奏史嵩之,他说:“只有陛下和二三大臣说史嵩之这人有才能,能办事,而天下的人都说他轻嚣寡谋,希望陛下特赐睿断,罢免史嵩之刑部尚书一职。”
继而,大臣们极力驱逐史嵩之出朝,屡次瓦解理宗起复史嵩之的努力。
“关于起复,圣人经书中没有记载,只是随时应变的礼节,是社会衰败时代出现的。我朝大臣,如富弼,是真正的国家重臣,他的进退关系到天下命运,国家安危不可一天没有他。但朝廷起复命令接连下达五次,他都以国家处和平时代不肯应命起复。所以天下人至今赞颂不绝。至于郑居中、王黼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是不知羞耻,是为了贪图钱财,才甘心起复的,如此绝灭天理,所以终于酿成靖康灾祸。无独有偶,往事现在又在重现,史嵩之是什么样人?他心术不正,行动诡秘。从前在督府掌权时,与敌国签订不平等和议,使将士都灰心丧气。后靠重金贿赂,才得以窃取宰相的位置;在职时又网罗天下小人,结为私党,企图夺取天下大权,劫掠天下财富,他的险恶用心不可测知。所以如果史嵩之在朝一日,便必然给朝廷留下一日的祸害。百姓万众一口只有一句话:‘将史嵩之尽快驱出朝廷。’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陛下能借他守丧这一机会,将他驱逐出朝堂,并永不任用。陛下可能会说:这样做,有伤君臣的恩义。但这可是史嵩之罪有应得的呀。他听到自己父亲死亡的消息,不是马上回家守孝送葬;而是频繁在朝中奔走,在要害部门安插奸邪小人。史嵩之结交贵戚,收买宦官,多方刺探皇上心意,直到断定能得到起复的诏命,这才离官而去。如此心机,斥之有什么可惜?”“陛下起复史嵩之,是因为他有扭转乾坤守御边疆的才能吗?没有。他只有控制朝廷的手段。蒙古因内乱、骨肉相残而撤兵,史嵩之却欺骗陛下说,是他打退了蒙古军的侵略,吹嘘只有他自己能抗击蒙古。并以此挟制陛下,服从他的摆布。陛下起复史嵩之,是因为他有经理财政的能力吗?他也没这个能力,他只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国家财源,以盐粮为最重要,但利归国家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其余都归了个人。国家的土地天天在减少,而史嵩之个人田宅却天天扩大;国家的财政日日见困难,而史嵩之的钱袋天天增多。现在陛下眷留史嵩之,必将给国家带来更无穷的害处。史嵩之不顾一切地活动起复,说有史弥远的先例可以效仿。然而当年史弥远死的是庶母不是嫡亲;史嵩之死的却是亲生父亲。史弥远先奔丧而后起复的;史嵩之是先谋起复而后才去奔丧。史弥远虽然不愿离职,但还能顾及人之常情,在嘉定元年十一月为庶母守丧,到二年五月才得以起复;史嵩之对父亲的死亡,却是欺上瞒下,丧尽天良,不愿尽一日之孝!”
大臣们纷纷上奏,王迈极言嵩之奸憸刻薄,不可用。轮对时说:“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权臣而薄同气,此欺天之大者。”理宗为动容。
徐元杰轮对时说:“大臣读圣贤书,畏天命,畏人言。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尤当身任道揆,扶翼纲常者也。自闻起复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者也。[6]”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孤忠,起复之命遂寝。
第二年,徐元杰因暴疾去世。有人以为是史嵩之毒杀的,于是太学生相继讼冤,台谏交疏论奏。史嵩之又一次被舆论推向火坑。
[1]《宋史 余天锡传》
[2]《宋史 高斯得传》
[3]《宋史黄师雍传》
[4]《宋史 康植传》
[5]《宋史 史嵩之传》
[6]《宋史 徐元杰传》
(5)闲废三谋复起
史嵩之失舆论,根源在失人和,所以朝野利用“起复”一事,做足了文章,如果辟开“起复”一事不谈,实事求是地说,史嵩之在职的确做出了许多贡献。解光、黄围,渝州战场上取胜,不都是史嵩之善用将士(此指孟珙与余玠)的功劳吗?史嵩之所立的战功很多,其中最显著的无疑是联蒙灭金的蔡州之役,这一战可以说是刷了会稽之耻,复了齐襄之仇。史嵩之的相业,的确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史嵩之广泛收揽人才,为朝廷所用,他推荐士人三十二名,其中董槐、吴潜后来都是贤相。这一点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反映出来:“淳祐初年史嵩之任用的人混殽,薰莸同器,于是使贤惠的大臣都耻与同群。史嵩之总是先博得陛下的欢心,再博得士大夫的欢心,更厉害的是他还能博得豪杰的欢心,现在有许多士大夫的心都被史嵩之收摄了[1]。”可见在史嵩之的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显然有利于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嵩之执政时,废十六界,行十七界,以二准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十八界值二百五十文,从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二十五年中,百姓颇为安顿。他还采用专卖政策,增收财富,拨赴边州。他任职期间边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特别是余玠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划以及孟珙对襄樊的建设,这些都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嵩之的才能非凡而功勋显赫。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刘仕龙又是一个例子。淳祐元年,刘仕龙中进士后,就在史嵩之手下做事。当时史嵩之任京湖制置使,掌管京湖路军事,官署设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刘仕龙即驻守鄂州。不久,刘仕龙被任命为江陵府御前诸军统制,任期届满后又改任京西路副兵马都监,负责驻守军事重镇郢州。嘉熙二年,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责成他收复荆襄地区,孟珙在荆襄地区兴置屯田,以供军需。刘仕龙积极响应,并且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割草开荒,锄地种粮,为长期抗战作准备。理宗接受了太傅的推荐,召刘仕龙进京,授予阁门舍人职务。在古代宦海中,做京官安逸,做地方官辛苦,特别是战争年代,守卫疆土责任重大,而且危险。但是在大敌压境的形势下,刘仕龙报国心切,无意贪恋安逸,请求朝廷给他外放做官,重回抗元前线。于是,朝廷任命他为荆湖北路复州知州。刘仕龙登进士做官后,多数时间都处在抗击蒙古军的前线。他力主抗战,刚正不阿,敢于同主和派权臣作抗争。他忠于职守,身先士卒,最后战死沙场。刘仕龙的成长与史嵩之的栽培不是没有关系的。
但很多人都不这么看,《宋史》评论说:“史弥远之罪恶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当时不乐意史嵩之继任,因此其父丧求起复,群起而攻之,然而史嵩之本来就是将才。”显示在某种意议上说,人们是因否定史弥远而完全否定史嵩之的,而这种否定是先验的,不管史嵩之怎么努力,都不能熔化这些人心中的顽石。在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下,理宗开始动摇,决定放弃复用史嵩之,命范钟、杜范并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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