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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时的金朝已必亡无疑，联金抗蒙已经不能扭转局面，而只能开罪于蒙古，使宋朝更早进入与蒙古交战的状态。而联蒙灭金，既可缓和与蒙古的紧张关系，又可满足靖康之变以来的仇金民族情绪。因此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便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于是理宗就命令史嵩之给蒙古使者回复，应从蒙古的请求。二个月之前南宋与元兵成功合围汴京，逼使金主逃到归德，不久又逃到蔡州，现在元再次遣使者来商议攻金事宜，史嵩之就派邹伸之回访，与蒙古达成联合攻金协议。蒙古也许下诺言，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南宋所有。 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金哀宗弃京出走；绍定六年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此时，蒙古就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金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派在顺阳的金唐、邓州行省武仙，与金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伊喇瑗互为掎角，企图谋迎金主入蜀。南宋当然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即派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邓、申二州，后大败武仙，攻克唐州，彻底切断金哀宗西窜之路。 顺阳县令李英及申州安抚张林打开城门投降后。孟珙对史嵩之说：“对于归附的人，宜让他们能耕种，其中少壮的可籍为军，凡是能自耕自守的，才能分配给土地，任以职事。”史嵩之同意了。 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想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为南宋所拒，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开战，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被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交战。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端平元年正月，孟珙同蒙古兵围蔡州，在南门列云梯，诸将闻鼓则进，南城已立宋帜。江海入宫，捉到参政张天纲，孟珙从张天纲口中得知金主已死。于是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事后将陈州，蔡州西北地分属蒙古，蒙古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扫祖宗诸陵。三月，史嵩之上交所获辽道宗、金太宗、世宗宝玺七颗；四月，史嵩之遣使将孟珙所获金哀宗遗物及宝玉法物和俘囚张天纲、完颜海罕等献于行都，联蒙灭金宣告结束。 在联蒙灭金的实施中，史嵩之自然成了前线最高的指挥官。他亲自参与，特别是在他的领导下孟珙指挥宋军，经蔡州一战，灭了金朝，刷了会稽之耻，复了齐襄之仇，这中间史嵩之善于用将士和全面协调战事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因此这一战，理所当然地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进一步看到了史嵩之的非凡才能。 至此，占襄阳，史嵩之经营人生第一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用心经营襄阳。“为官襄汉”，充分显示了史嵩之的远谋和才干。史嵩之用了十年时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终于遇到“联蒙灭金”的机会，并一举成功，为其相业铺就了道路。 占襄阳,得地利，所以史嵩之的成功，可以说是得地利。 这时新的机缘又来了。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告慰了列祖列宗，但由于蒙古不践前约，不归还河南地区，旧京未能收复，使“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大打折扣。 另外根据当时形势的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因此宋必须作好与蒙长期抗衡的准备。两淮守将赵葵等人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为坚守计的策略。 金比南宋强，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拥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南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也是迟早的事，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如何来防范蒙古人，金蒙战争的经验无疑是最值得借鉴的。当年金所以能够与蒙古持续抗衡几十年，其资本正是据关守河。因此如果南宋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的力量合而为一，这样与蒙古周旋就具备了起码的资本。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的策略提出后，丞相郑清之表示支持。但这一战略实在关系到南宋的国力，郑清之坚持就拿到朝堂来进行讨论，希望能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 郑清之这一做法似乎太过于书生气了，他只知一味的善良，却没有看到自己身为丞相，已被推到了权力中心的位置上。他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在窥视着这一权力，而往往遇到一个重大事件，正是改变这一权力中心的最佳时机。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的策略一提出，首先出来反对的是时任参知政事的乔行简及其盟友。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嘉定七年，与金人交战，他反对；史嵩之提出联蒙灭金时，他也是一个反对者。不过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当时他的地位仅次于郑清之，而这之前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端平开政以来，乔行简及其盟友就一直暗中掣肘，或公开反对。当时为解决楮币和财政危机，郑清之推行“履亩而税”之策，乔行简就马上以此策使“小民受害”为由，提出了“称提”之策。史称“换楮一策，虽出于枢臣（乔行简）之寡谋，而清之不能夺其议。” 清之所以不能夺其议，是因为乔行简这人用心深谋，在针对“履亩而税”时，他与四明人袁甫结盟，让袁甫站出来说话，然后再自进“换楮一策”，尽管其“称提”之策因得到很多人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但郑清之推行的“履亩而税”之策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他与在同郑清之的第一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因此现在乔行简的胆子就更加大了，而其结盟也更加广泛了。乔行简“欲用袁韶（袁韶是四明人，在史弥远时即为参知政事，资格比郑清之老，后来郑清之拜相，袁韶心中不快，乔行简就利用了这一点。）以快其报复之志……布置宾客，络绎京师……兴论造谤，交结左右，转以上闻，谓非行简不足以为相，非袁韶不足以辅之，而訾清之为果不足用也……今涂人之论皆谓小人之谗清之而举行简也，意不在行简而专在袁韶[2]”。乔行简与袁韶合谋相位是明显的。乔行简本处权力中心，又与袁韶合谋，其力量相当之强，所以在据关守河问题上，他与郑清之由貌合神离走到了分道扬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