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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各自的不同利益出发，吴潜等大臣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样郑清之想在朝堂能达成基本一致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但是否入洛必须当机立断，因为一旦错过夏季这一最佳时间，这一计划就无法实施，因此迫使理宗最终作出马上发兵入洛的决定。至此入洛计划如果具体实施就一下子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其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1]《宋史 史嵩之传》 [2]《“非鄞则婺”论——南宋后期政治研究之一》. （3）崛起入洛败北 朝廷作出入洛决定，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就成了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这一点，朝廷看得很清楚，于是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史嵩之，当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又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了！ 由于史嵩之在襄阳经营了十多年，而且颇有用心，颇有成效，因此他在军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根深蒂固。一方面京湖离三京最近，进兵最方便，后勤补给也容易解决；另一方京湖如果不稳定，对兵进三京的阻碍作用也最大。所以现在是用还是撤史嵩之就成了一大难题。如果撤了史嵩之京湖制置使一职，新任一时必然会难以控制京湖局面。不要说对发兵入洛，就是让襄阳如常运作恐怕都会成问题。这一点史嵩之自已也很清楚，他也就是凭着这一点才能强顶着朝廷。 对此理宗、郑清之当然也清楚。理宗、郑清之因此左思右想，最终觉得：史嵩之还不至于到了置大宋生死于不顾这种地步！理宗、郑清之觉得他们太了解史嵩之了，他是一个重“事功”的人，如果没有实权给他是休想其有作为的，于是最终理宗、郑清之还是把端平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战役成败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但这一次郑清之又错了，他没有完全吃透史嵩之的性格。 当朝廷诏令史嵩之筹画粮饷时，史嵩之又上奏说：“我深思熟虑国家的根本，周密思忖民众的利害，觉得即使甘心情愿地接受迟钝的讽讥，也要想出万全的计策。荆襄地区连年遭遇水潦，螟蝗的灾祸，饥馑的人们四处流亡，即便给予极力振救，还不能聊其生，朝廷征调已经很繁频了，现在难道还能承受征调吗？如果再作征调，势必会使主户弃业逃亡，役夫中道窜逸，无家可归的百姓，聚集为盗，穷困饥馑的士兵，不战先溃。当今之际，皇上要日夜思考的怕恐最重要的就是士兵和民众。士兵是陛下的兵民，百姓是陛下的百姓。对于皇上的命令，即便是片纸的调发，也要坚决听从。然而事情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希望既然估计其成功，务必估计其失败，既然考虑其开始，务必考虑其最终，谨慎对待，全面审视，再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如果能和好而进取，决不要使两国对立。我接受任守边关任务，恰好遇上朝廷与蒙古战和的议论纷纭之际。如果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己见不改变，违背皇上的圣旨，其罪也当诛。不过违背圣旨只涉及我一身，而误国则危及天下了。[1]” 史嵩之所说确是实情，但很明显是以此来作借口的。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去年冬天还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丞相郑清之反复思忖，觉得既然朝廷已经决策，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亲笔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才算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稍作分析，不难看出，史嵩之找借口的原因，其主要恐怕有几个方面：一是从其个性而论，史嵩之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 另外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如史嵩之以为“据关守河”没有取胜的十分把握；“联蒙灭金”本是他具体经办的，现在怎么能带头与蒙古翻脸呢…… 再从更深层次分析，史嵩之觉得祸福总是相辅相成的，这次也许又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良机，所以他先是坚决辞职，最终却又不辞。 当时朝中乔行简等人与郑清之已经分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究竟伤谁？史嵩之的权重越来越大。如果他与郑清之合作，“据关守河”可能获胜，但史嵩之这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据关守河”一胜，他无可图，甚至他的地位有可能被赵葵兄弟所取代，他当然不高兴与郑清之合作。他不与郑清之合作，“据关守河”必不能胜，这样无形之中支持了乔行简。而乔行简一旦取胜，史嵩之是不太可能受到伤害的，只要他能在襄阳，必然有机会。史嵩之这样想，所以决定不与郑清之合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