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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据关守河的策略还是按计划实施了。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率前部先进入汴京，接着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赵葵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说：“我辈所谋的是据关守河，现在部队抵汴京足有半月了，仍不急趋洛阳潼关，还要等什么呢？”全子才告诉实情说：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防线，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不过，这时的赵葵却根本没有办法考虑这些。于是他将远道而来的好几支队伍硬行编成两个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食就出发，即使这样，粮食仍然不够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 在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军需官就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八天里吃完了，部队已开始“采篙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多人行军至龙门时，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致使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对徐敏子和宋军的将士来说，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形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态势。 赵葵、全子才屡次催促史嵩之解粮，始终不至。蒙古兵决开黄河灌水，宋军已经苦饥，哪堪再行遭溺，索性丢去前功。 于是宋蒙龙门一战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的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蒙古军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乘势派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会毫无疑问地固守待援，用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凭着宋军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救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有回师一词。这样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 从随军幕府日记中可知：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不说别的，就是进入洛阳的徐敏子军，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坚守洛阳的话，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战，蒙古人恐怕很难讨得了好去。 原来当时朝廷屡令史嵩之发粮，可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得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粮食。中原地区缺粮是一把双刃剑，蒙军击破入洛宋军之后就因为缺粮而不得不暂时退回河北。因此，当时只要宋军能在三京多少积存一点军粮，坚守几天，蒙军就会自退。可惜宋士卒乏粮，万不能空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端平入洛以宋军入洛的精锐之师近三万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接下来是理宗下诏追究责任：“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其将令也分别给矛贬秩的处分。郑清之竭力辞去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也上疏请求辞去，因为史嵩之不肯转饷，罪又又比郑清之重，准令其免职。[2]”但一切为时已晚。 纵观据关守河的失败，乔行简及其盟友的反对与史嵩之等人的不作为，不合作是一个主要原因。 在整个入洛之役中宋军将帅违旨的确成风！这跟史嵩之也是有关系的。战时处在重要位置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似乎完全在听从史嵩之的指挥！关键时丞相郑清之让他出兵支援入洛之师，赵彦呐就是不听从。端平二年，蒙古兵自凤州进至西川西部池谷，再向沔州进军，身为制置使的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当时任沔州知州的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所以坚决反对退守大安。他对赵彦呐说：“现在的形势，只能进不能退，我们占据险要地形，以身捍蜀，而敌人有后顾之忧，必然不能深入，如果仓皇召集兵马，退守内地，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这样蜀地就完了。”赵彦呐说：“这也是我的想法。”表示愿意与高稼一起守沔州。谁知，赵彦呐口是心非，到临战的时候，他早就撤兵逃走了。高稼只得独自把守沔州，蒙古兵骑便四边围集过来，高稼寡不敌众英勇就义。郑清之因此将赵彦呐贬至衡州，赵彦呐的儿子赵洸夫也因用事窜岭南，而史嵩之则暗中收留了赵洸夫[3]。 以后，在许多问题上史嵩之与郑清之也总是相悖的。郑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史嵩之为相即上奏，想恢复郑损的原来官位，表现在两人观点的截然不同。这事因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郑损撤去关外五州重地，将其移到内郡，西蜀的灾祸，实是郑损酿成的。如果郑损可以复职，那么不知道千亿万之赤子死了是否可以复生呢！[4]”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及川蜀地区的事，理宗这才感慨而痛心地说：“蜀地从前委任的非人。”吴申说：“弃边郡不守的是郑损；忌忠勇而不救的是赵彦呐。”理宗于是下诏收回成命。 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入洛失败后，郑清之不但因此遭受了最严厉的打击，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南宋的窘境和灭亡不在于是否据关守河，而在于据关守河未能成功，“后世用成败论功名，给贪功冒进的罪名，恐怕也不是公正的评价。” 这一切的发生似乎都在史嵩之的意料之中，就在此时，史嵩之又下了一着妙棋，以退为进，他“乞祠，归养田里。”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朝廷将荆襄战区作为抗战的重点，配备重兵，分屯唐、邓一带，又令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因此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襄阳北平的主将王旻打开襄阳城投降蒙古。如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这事给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诏崔与之不来，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理宗就令乔行简为相。 这时的理宗也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于是史嵩之的机会终于来了。朝廷授史嵩之为刑部尚书，出知平江府，又晋升他为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嘉熙元年，史嵩之晋升为华文阁学士，兼知鄂州，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