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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2 2012年7月16日，盖有“宁波市江东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印章的“宁波市江东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文献编编修小组”发表了一个“声明”。该编修小组由仇国华、陈剑平、史永华三人组成，仇国华是“头”，陈剑平和史永华是“手”。“手”是听“头”指挥的，所以该小组的“声明”实质上就是仇国华的声明。 仇国华这声明，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污蔑攻击、威胁恫吓等手法，美化自己，丑化本人，所以我不得不出来说明。 仇国华的“声明”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修谱的“来龙去脉”；二是对编修小组的“攻击诽谤”；三是对仇国华的“无端指责”；四是对研究会的“脸上抹黑”。下面我就此四个问题进行说明。 关于修四明史氏宗谱的来龙去脉 2010年12月，我那部为南宋宰相史弥远翻案的《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的专著，在宗亲史富泉（山西省教育厅纪委书记）和他夫人赵连娣（编审）的鼎力相助之下，突破传统的重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争取冬至那天在溧阳祭祖大会上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史氏宗亲见面，富泉夫妇在铁路、公路、飞机都无法准时运书到溧阳的情况下，只好自己搞来一部面包车和请来一个司机，亲自押车，将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赶印出来的1000册新书送至溧阳。天寒地冻，他们在早上六点从太原出发，晚上十点半才到目的地。虽然疲劳至极，但心情却非常兴奋。第二天冬至，在侯庙的千人祭祖大会上，首先由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史火生主持了隆重的新书首发式，溧阳电台电视台和常州电台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里进行了报道。为了尽快把喜讯传告给四明宗亲，当天下午史美德和我夫妇就把新书送至宁波，受到宗亲史安福和史瑞华的盛情接待，并于第二天上午组织了一个由宁波诸学者参加的赠书会。在平安宾馆，安福盛赞我编著的《中华姓氏谱——史》。我们讲到四明史氏宗谱的编修情况，说外省市和省内的许多宗亲都已经把宗谱修起来了，而作为四明史氏的发祥地的宁波却还没有修，这太不应该了。所以大家都感到必须把宁波的宗谱修起来，我表示必要的话我可以来甬帮忙。第二天，以史梅约为团长的福建祭祖代表团率团来甬祭祖，祭祖后的当晚，在平安宾馆开了一个答谢会，安福、杨古城和我都参加了。答谢会上，杨古城先生非常激动地向福建宗亲介绍了四明史氏的情况，我向福建宗亲介绍了大同谱修编的情况，最后，梅约团长在介绍福建和台湾史氏情况后，非常激动地感谢宁波宗亲的热忱接待，当场拿出了一个20000元的大红包致谢。 冬至后，安福他们成立了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筹备组，提出了建设丞相村和修谱等规划，其中安福提到，现在各地都在做谱，不少地方请别人做，我们史家有两个做谱的专家，一个是美露，一个是美珩。安福把这规划寄给我，我说这规划很好，表示愿为修四明谱出力。 3月20日，史永芳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宁波开会，商量修谱之事。当时我正感冒发烧，咳得厉害，接到电话后，老伴叫我不要去，但我还是坚持去了。说是开会，实际上只是当天晚上同大家吃了一顿饭，说要我担当 修谱之事。第二天，永芳用电动车带我去徐家小区看房子。路上他告诉我，民政局已批准我们研究会了，但拿证还得交五万元钱。到了258号，这是一套普通的民房，两个房间，一个大客厅。永芳说，这两个房间一个是给你两口子的，一个是给美露两口子的，床、被、电视机全是新的。中间大客厅放个大的会议桌，开会讨论用的，旁边放两个办公桌，办公用的。一个厨房，粮油酱醋、锅碗煤气等都准备好了，等等。当时，我心想，这样重要的事，怎么事先不与我商量决定就租房呢，房租又那么贵。当天下午我就回金华。 回金华之后，我抱病拟了个《关于修四明史氏宗谱的几点建议》，头一条就提出“要成立编委会。各房各支都得有人参加且有专人负责。”（见附件1）。 附件1： 关于修四明史氏宗谱的几点建议 第一、成立编委会。各房各支都得有人参加且有专人负责。设立编辑室，资料由专人负责管理，不得外借遗失。 第二、搜集现存宗谱，查看是否完整，修到哪年哪辈为止。明确这次续修是从哪辈开始。 现有宗谱集中到编辑室。如原谱已毁，可通过上海图书馆或天一阁查询，用相机拍照或买光盘，把老谱搜集完备。 （这工作要有专人分工负责。天一阁谁去？要什么谱？目标明确。去上海图书馆谁去？该要什么老谱？这工作可请史济良、史美德负责，因为他们家在上海，方便、有经验。） 第三、整理出老谱的世系图。 四明史氏从史成之后，有两大宗（或支）。一宗是以史家墓（现叫史家码）为中心，一宗是以大田山（八行高士史诏）为中心。 史诏这支，排行从史诏的儿子“师”字辈开始，师、水、弥、之、卿五代人的世系图基本上已画出来了。（史家码这支还没有。）从第六代开始，至今已历“孙、公、祖、必、士、本、立、自、元、孝、起、宗、在、节、义、积、善、致、悠、久、济、美、习、庭、训”25代人。这25代人的世系图能否画出来？该请有知识的人做这件事。如果中间缺几代，那就空着。 各分支的世系图则从其始迁祖开始，由各分支派专人负责整理。 第四、做好这次续修的血缘关系调查。 宗谱类似当今的人口登记本，但不等于人口登记本。宗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发展变化史，所以续修宗谱务必做好某宗、某支、某房、某家的人口变化状况。老谱只记男丁不记女儿。这次续修，必须打破传统，从民国廿六年（1937年）修谱以来，男女都要上谱。（女嫁何地，男迁何地都得写明。） 具体做法：一是以今溯古，即找到今天某人某家，上溯其父、祖父，直到与老谱相接。二是从古到今，即找到某太太公或太公，一代一代往下记。这两种方法可结合使用。 这部分工作室修谱最基本性的工作，必须过细做到： ①绝不能遗漏。 ②绝不能搞错。尤其是生卒状况、婚嫁状况。如果生卒状况搞错，把活人写成死人；把张三的老婆写成李四的对象，那就闹翻天了。 为避免出错，要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任到调查登记的负责人，即某某人负责某房或某支、某几家。 要核对三次，最后一次是把要复印的清样送上门，与对方一字一字地核实，并请对方确认无误。 不少地方修谱由于这工作不细，出了差错，结果弄得已经印好的谱全部作废，而且大打出手。所以做这项工作的人，态度绝对不可马虎。 第五、做好民国二十六年以来四明史氏的名人调查。 这工作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民国时期，县长以上的政府官员（包括团长以上的军职）、名师（大学副教授以上）名医、名工（如裁缝等）、名家（艺术家、书法家等）。 （二)解放以来的工、农、商、学、兵、官等名人，具体如何规定由大家讨论决定。 并给安福等写了一封信，开头就告诉他们：“3月21日在宁波会面之后，至今已有十多天了。由于感冒，引发了肝病（老病）复归，浑身无力，咳得非常厉害。一直在吃药，今日稍好。（由于老伴天天送孙女上学她来不了，我也无法来甬。）”（见附件2）发这封信时间是4月1日。 附件2： 安福、瑞华、国华、济波、永芳等同志： 3月21日在宁波会面之后，至今已有十多天了。由于感冒，引发了肝病（老病）复归，浑身无力，咳得非常厉害。一直在吃药，今日稍好。（由于老伴天天送孙女上学她来不了，我也无法来甬。) 我回金华后，立即与美露、上海的美德联系。美德是史氏大同谱四明支的负责人。这人很热忱。他父亲史济孝也很热心宗谱。所以我特向您们推荐上海的美德与济良这两个人。 关于如何修四明史氏宗谱，我写了几条建议。这五条建议是有先后次序的。第三、第四两项工作可同时进行。第五项工作放到稍后。 做谱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着吃力不讨好。 顺祝大家工作顺利！ 美珩 2011.4.1 这信发出后七天，没有回音。我打电话问瑞华一个重要的资料和信收到没有？我说这个资料很重要的。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她说“没有，请传真过来”。我家没有传真机，为此，我老伴跑到老远的单位里去托人传真。一传过去对方又说收到了，早收到了。因此我又给安福、瑞华等写了一封信，明确修谱和文化研究（搞资料）是不同的两件事，提出首先要集中力量做谱。因为将近80年不做谱了，老的人一年比一年少，续家谱晚一年就多一分困难。在这信里，我再次表示不能住到宁波来，但在金华仍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出信的时间是4月10日。（见附件3） 附件3： 安福、瑞华、永芳、国华等同志： 四月一日有一信给您们，提了几条如何重修四明史氏宗谱的建议。这几条建议，实际上是我们修谱经验的总结，落实起来并不容易。昨天接美露的电话，她提出修谱之事暂不启动，等四明史氏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再说。我想是否这样： 第一、统一指导思想。 修谱与宣扬四明史氏历史文化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有别的两件事。文化研究与宣扬主要是从史料中（宗谱内）研究与宣扬史氏的重要历史人物、有价值的著作与思想等；而修谱主要是理清史氏的血缘关系，搞清“我的祖上是谁?属于哪一支？”。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老祖宗的宗谱找出来，保存下来，再接上去。如果现在就把研究的任务放首位，去搜集研究用的宗谱资料，那么修谱的任务就很难完成。 所以我的意见是：先集中力量做谱。 第二、抓紧时间落实搜集老谱。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没有老谱，怎么续修？只有找到老谱，我们才能将江东、海曙、江北、鄞州等地12000多史氏后裔找到他们的老祖宗。可以从现在的人口出发，一代一代地往上推，直到找到老谱上自己的太公或太太公，这谱才能续上。 第三、找到谱后，运用现代技术，用数码相机原原本本地拍下来，打印一部或两部，制成光盘。叫有文化的人理出世系表。因为老谱都是繁体字，甚至古体字，解放后上学的人差不多都不善于读懂繁体字，所以这工作一定要请年纪大的退休人员来做，最好是几个人集中一起研读讨论。 我因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前来，但我在金华仍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任何工作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好，要抓紧时间干。做谱是一项需要非常认真踏实工作的事。我建议您们立即行动起来，把搜集老谱或拍照翻新的工作做起来，把那些老秀才请出来，要在社会上（主要是村里）形成一种“做谱”的气氛。今天是四月十日，大家看看能不能在“五一”前把搜集老谱的工作做完。上海图书馆有五部宁波方面的谱，可请美德、济良叔弄过来。下水、史家码等处的谱拍照较方便，但打印出来需要买一台计算机与打印机。我希望能在月底见到四明古藤史氏宗谱与下水的史氏家乘，以便从总体上了解宁波史氏。 祝好! 史美珩 2011.4.10 信发出后，我一直等待着宁波方面的回信，但始终没有人给我回音，更没有宗谱资料寄给我。 8月18日，突然接到史永芳的电话，说会长通知我到宁波参加研究会筹备成立大会。当时我非常高兴，在宁波不但会见了一些老朋友，还结识了象山的宗亲史岳明。但仇国华没有同我见过面，他人也没有和我谈起修谱之事。我开完会就回来（8月21日）。回来后也就不再过问宁波修谱之事。想不到10月初在泉州开会时，瑞华在同桌吃饭时又提出要我担当修谱之事，并要我老伴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因此从泉州回金华之后我就加紧把过去未整理完的《古藤史氏宗谱》世系图整理完，并于11月3日给安福、瑞华写去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把古藤谱的几支世系图画好了，修谱可以开步了。并再次明确告诉他们修谱不同于宗谱文化研究，修谱是一个家族的大事，要靠史氏史家人。（见附件4） 附件4： 安福、瑞华会长： 您们好。 首先我要感谢您两位宗亲对我的信任，一再委托我帮助重修四明史氏宗谱，并为此在宁波城里租了一套房子，准备我来宁波居住。由于我个人身体原因与杂务缠身，不能前来帮助您们修谱，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您二位对我的重托，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千百年来，修谱历史是一个家族的大事，我作为四明史家的一员，重修四明史氏宗谱理所当然地义不容辞。今年上半年，我对如何开展修谱的工作先后给瑞华写了两封信。十月六号在泉州宗亲大会时瑞华又再次希望我担当修谱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重修宗谱的开步工作我已经做好：我已经把藤下、天童街、王家湾、定海、七里垫、三官堂、戚隘等几支的世系图，即从师、水、弥、之、卿……到济、美、习共28代人的世系图整理好。有了这个图，下面怎样接上去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这只是四明史家的一部分，如上水、下水、东吴、韩岭、雅庄、前徐、六村、陶公山、大涵山、万龄、省嶴、青石桥等等我都没有动手。但我想我们是否把以上几支整理好世系图的宗支先动手做起来（当年史氏的状元史大成编辑的史氏宗谱——《古藤史氏宗谱》就这几支），不要等到资料全部汇齐再动手。不知您二位兄长的意见如何？ 如果您二位兄长同意我的建议，由这几支先开步，那么我建议您们把以上几支宗亲每支选几个负责人，准备开一个会，我把各支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由您二位挂帅，具体安排如何操作落实。我们要把各支史家中年老的长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老师动员起来，以极短的时间内，把“济、美、习、庭、训”五代人续编上去。 做谱是一个家族的家事。要相信史家有人！ 做谱与对某一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作为“历史文化研究”，我们非常欢迎外族的先生积极参与；但做谱，我们自家人对自己祖辈的血统关系最了解。 顺便说一下，我每次到宁波来，都受到您二位兄长的盛情接待，我内心非常感激。无以回报，谨此以“世系图”作献！ 祝您们身体健康 合家安好！ 60世孙 史美珩 谨上 2011.11.3 这封信是经由史理庭转交的。不料这信又转到仇国华手里。仇国华暴跳如雷，对史理庭大骂一通。我建议的修谱之事再次石沉大海。安福与瑞华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 这就是我所参与的修谱的整个过程。在此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1、2010年冬至日，明明是美德和我专程送书到宁波向宗亲传喜讯的。我们冬至日到，福建祭祖团第二天到。但仇国华的“声明”竟把它说成“史美珩先生随福建祭祖团来甬。”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故意隐去我们去宁波是专程给四明宗亲送书，传告为史弥远翻案的新著已胜利出版的真相呢？ 2、徐家小区258号房间明明是准备一间给美露，一间给我，既是卧室又是会议室，怎么会变成专为我一个人准备的呢？这个房间我仅去过一瞥，根本没有住过一夜，也没有用过厨房的一粒米一滴油，怎么就花费20122元呢？更可笑的是说这20122元还“不包括史瑞华会长为美珩夫妇支付来回路费”。 其实宗亲之间，有缘相会，买张车票相送算不得什么，何况宁波与金华之间一张火车票仅用54元钱。我夫妇来宁波共四次，除第一次（冬至）回金华2张票和2011年3月我个人回金华的一张票因瑞华坚决不肯收之外，其他来回路费都是我自己花钱的。3张车票加3张送票费60元，加起来总共也不过222元钱嘛！怎么变成“支付来回路费”呢？ 3、仇国华的“声明”说由于我“拖了8个月”不能来甬做谱，他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自力更生，重起炉灶”，“这是我们宁波人被逼出来的。” 这是典型的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宁波通知我商量修谱是3月21日，而我在2011年4月1日、4月10日的信里已两次告诉仇国华等人，我不能来宁波。从3月21至4月10日仅仅20天，仇国华的“声明”怎么说我“到2011年8月21日，已拖了8个月之久，最后史美珩先生终因健康欠佳，金华—宁波两地相距甚远为由予以拒绝”呢？ 二、所谓对仇国华修谱小组和研究会的攻击诽谤 仇国华的“声明”说我对他个人进行“无端指责”、对修谱小组进行了“攻击诽谤”、对研究会“脸上抹黑”。 事实是否如此？ 请看我信全文： 由仇国华一手组织编写与定稿的《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部编撰时间长达八个多月、耗资二十多万的“文献八卷”问题很多。 第一，该八卷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南宋四明史氏》、《四明史氏》和近年来重修的嵊州谱、关头谱、东阳谱里都有。如果开始时仇国华就把编写的意图和大纲同史氏族人通通气的话，大家把早已审校再三的、保存在U盘或光盘里的文献拿出来一拼就成，根本用不着重起炉灶、劳民伤财。 第二，该文献编除了第一卷祖像外，其他各卷内容很乱。编者根本不懂得分类，且对四明史氏的历史与宗谱知识知道得很少。如什么是溧阳谱同什么是四明谱分不清，总谱同支谱搞不明；爷爷同孙子分不清，当官的同老百姓搞不明。甚至连史浩的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把按辈排列的墓志铭中，竟把史浩的父亲和奶奶排在史浩的儿子史弥远的后面，把史浩的堂弟史浚的墓志排到比他小四代的“卿”字辈后面，把不属于四明的几个余姚人排到四明总谱的列传中去，乱七八糟，令人哭笑不得。如果这文献编当时请宁波最早研究与整理过史氏宗谱的曹厚德和杨古城先生过目的话，绝不会出这种洋相！ 第三，该“文献编”最大的问题是编者的思想倾向问题——利用史氏宗谱骂南宋史家三相中的史弥远和史嵩之。 四明史氏是溧阳侯史氏上最辉煌的一支，出过四个宰相。但南宋史家三相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宁波知名学者写过文章为三相鸣不平。近年来史氏后裔中的学者对三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揭露出被《宋史》歪曲与掩盖的历史真相，尤其是201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多家报刊发表肯定性书评。《鄞州文史》发表了题为《为史弥远翻案》的访谈录，原西南民族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玉屏教授在新浪网和学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肯定这部著作“为一个长期被妖魔化的历史人物洗清污名，实事求是地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杰出成果。”对史氏历史上这样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文献编”居然一字不提。不但如此，编者还把《南宋四明史氏》中的《将相之才——史嵩之》、《史弥远是南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促进派》、《史嵩之起复问题初探》（原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一篇披着亲情外衣的政敌文章——评史璟卿的谏嵩之书》等为史弥远、史嵩之辩白的文章一律不取。更令人气愤的是，编者竟撤去《古藤史氏宗谱》（卷一）原来的《忠献王传》（即史弥远传）和《庄肃公传》（即史嵩之传）。因这两篇传记不取《宋史》恶毒攻击史弥远和史嵩之的内容，改用《宋史》包含恶毒攻击史弥远和史嵩之的内容的传记，这是为什么？我们百思而不得一解。这种做法我们史氏族人能答应吗？ 第四，评审会上已有专家对仇国华这套写作班子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四明史氏应重新组织续修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部，发挥四明史氏集体的力量。据我们所知，史氏后裔对自家的宗谱关心与整理已十多年，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已把四明支总卷的世系图（从史成一世祖到“公”字辈）整理好，古藤谱和史家码谱的世系图（从一世到 庭、训字辈）也已经整理好了。他们都是自愿奉献，无需酬劳。我们想：四明史氏的后裔孙该醒悟了。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对得起列祖列宗，才对得起为我们祖宗打抱不平的亲朋好友与甬上学者。 参加评审会的四明史氏裔孙 2012.7.5 我要指出，这信的内容全是事实，其中提出的三个批评性意见即“劳民伤财”、“内容很乱”、“思想倾向”等问题，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关于“历时八个月，耗资二十多万”的提法是史瑞华会长亲口告诉我们的。他说修谱小组成员的工资（有的每月2000元，有的每月2700元），午餐费（每人每日15元），加上其他费用，每月支出二万四。如今他已垫支将近20万。而修谱小组搞出来的资料，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四明史氏》和《南宋四明史氏》里都有，是“重复劳动”。这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关于“内容很乱”的情况，专家们在会上已讲得很多，有的专家将它戏称为“冷菜热菜”一起上，热菜未完，冷菜又来，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至于“倾向问题”，信中列举的全是事实。总之，该信没有任何攻击诽谤的成分。 （一） 综观仇国华的“声明”，指证我攻击与诽谤以他为首的修谱小组的依据之一，是把他的“初稿”说成“定稿”。 我倒要问问，我在什么地方把你的“初稿”说成“定稿”啦？ 我信中唯一提到“定稿”一词的地方是开头第一句话，即“由仇国华一手组织编写与定稿的《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终于同大家见面了。” 这句话中的“定稿”一词，是动词（不是名词），意指连缀后面的那部《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是由你仇国华“把关”、“审定”、或“审阅”、“拍板”的；它与《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是不是“定稿”、“未定稿”或“初稿”是无关的。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把我的“动词”歪曲成“名词”，然后对我兴师问罪。那好吧，依你“声明”的意见，把我句子中的“定稿”二字改成“初稿”，那么这句话就变成： “由仇国华一手组织编写与初稿的《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终于同大家见面了。” 这样满意了吧！这句子通吗？ 难道说由你负责编辑的交给专家评审的《四明史氏总谱——文献编》初稿，你仇国华根本没有“把关”、“审阅”、“审定”和“拍板”吗？你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史氏宗谱吗？你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专家吗？ （二） 仇国华指证我攻击和诽谤以他为首的修谱小组的依据之二，即我把“他们工作中的‘不足’说成‘倾向’，煽动族人情绪。” 这里我再次说明，“文献编”暴露出来的“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仇国华在《南宋四明史氏》的《古今论南宋史氏》栏目中其他文章都选了，单单不选《史弥远是南宋经史文化发展的促进派》、《将相之才——史嵩之》等4篇；《八行高士—史诏》一文和《为史弥远翻案》一文同时发表在《鄞州文史》同一期，却只选前者而不选后者；《古藤谱》与《南宋四明史氏》中的《忠献王传》、《荘肃公传》不选，而偏偏选有恶毒攻击史弥远和史嵩之的传，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倾向”性吗？怎能说是煽动族人的情绪，是对你仇国华修谱小组的攻击呢？ （三） 从“声明”中可以看出，最使仇国华恼火的是我信中的第四点：“评审会上已有专家对仇国华这套写作班子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四明史氏应重新组织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部，发挥四明史氏集体的力量。”他认为这是对史氏总谱修编小组的攻击和诽谤。说“我的史氏总谱修编小组是研究会授权”的，“我们将依法维权！” 这里我首先要说明，“合法”不等于“合格”。以仇国华为首的修谱小组是“合法”的；但他们“编修出来的成果”是不合格的。事实表明以仇国华为首的修谱小组“水平”太次，“倾向”不对。所以提出重组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部合情合理。想用“合法”来掩盖自己的“不合格”与“不称职”，用“合法”的棍子把不同的意见打杀，这是吓不了人的，也是办不到的。 我之所以提出重组四明史氏宗谱编辑部，主要是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宗谱”的特殊性 宗谱，又叫“家谱”、“家乘”，是自己一家的历史。各家各有各家的事，各家各有各家的家规、家范、家训和堂号。 所以，家谱历来就是一家之史，一家之言，不是“百家讲堂”。作为“家史”，有些隐私是不能暴露给外人的。如后周灭亡，柴荣的子孙亡命天涯，来到浙江东阳的一个大山底下安身。为了躲避追杀，就改姓为周，住地就命名为“躲山下”，现叫大山下。元朝灭亡时，在元朝担任要职的史彬（副相）的四个儿子，为了避祸迁到丰城，改名为子成、子仁、子取、子义。这在自己的宗谱里是记载着的：我们四人的原名是史熠、史烁、史熣、史燦，父亲是史彬，祖父是史天泽。但对外是保密的。如果暴露的话则会招来灭门之祸。所以千百年来宗谱都是自家人修的。四明史氏从史成开始至今已三十多代人了，有哪代人修谱不是姓史的人！像温州金乡的史氏，穷得一塌糊涂，绝大多数人是文盲，最高文化程度只小学五年级，但史定尧他们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起了祠堂，修起了家谱。 反观四明史氏宗谱编修小组的成员，头头姓仇，一个姓陈，一个姓史，这样的修谱组织结构合适吗？我们将如何面对百年后的史氏子孙？ 第二、四明史氏宗谱的特殊性 四明史氏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家，而是公候将相府。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江山代有才人出”，四明史家代有能人。史氏宗谱历来是在当时德高望重的族长牵头下，率各支各房的“房头”进行续修的。这就是我讲的“史家有人”！像史家码不就是在前几年靠史家人把祠堂修葺一新嘛！修谱与修祠堂同出一理。千百年来，修谱的常规是把新出生的世系续上去，把过世的人的卒期与墓地添上去，把外迁的补进去，把有重大历史变故的事迹写进去。“谱头”一般是不动的，一般就是添一个续修的“序”。现在仇国华把“修谱”变成了“搜集资料写文章”。请大家注意：仇国华已把研究会原先决定的“修谱组”先变成“宗谱文献编修组”，现再变成“宁波江东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文献编修组”。他把原来的“宗谱”二字拿掉了。这一细微的变化一般人是察觉不出来的。但这么一来，“四明史氏宗谱”就变成“四明史氏历史文化文献编”了，变成“钱湖文史”式的“史氏文史研究”了。可不是吗，修谱组的陈剑平和史永华不是在8个月内已写出三篇文章放在“文献编”里了？这叫修谱吗？这样的组织格局行吗？ 第三、南宋史家三相的特殊性 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在南宋朝政中起过很大作用，但700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何恢复三相的历史真相和正确评价史家三相，就成为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曹厚德和杨古城先生在1994年就系统整理了《四明古藤史氏宗谱》和《林染桥史氏家乘》，编出《南宋期间有关明州东钱湖史事简表》和《东钱湖南宋史氏望族职官、墓葬情况简表》，并撰写了《丞相史浩和南宋佛教文化》、《丞相史弥远和大慈寺》、《丞相也靠贤内助》等一系列介绍四明史氏的文章，陈万丰先生撰写了论文《孝德传家千秋世》，龚烈沸先生撰写了论文《南宋鄞县史氏考略》。2003年宗亲史安福组织了首次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讨会，会上茅冥家先生介绍了他的论文《南宋丞相史弥远》，批驳了所谓史弥远“擅自废立”的观点。杨成鉴先生撰写了《千载争议史忠献（弥远）》的论文，批驳了所谓史弥远“擅自废立”和“擅权国事“的观点。宁波大学的张如安教授撰写了《治国能臣儒学名流——史浩的政治思想和儒学思想》的论文。俞信芳先生提出了史浩是“贤相”的观点并于2009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帝师丞相史浩》。仇国华先生撰写了论文《六朝古刹大慈禅寺与四明史氏初探》。陈恩黎教授出版了专著《南宋史家三相》。在此过程中，我先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了《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南宋史家三相的国家战略思想》，《将相之才——史嵩之》等七篇论文，201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为史弥远翻案的专著《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2011年在《鄞州文史》上发表了《为史弥远翻案》的访谈录。在最近（2012.7.1）的评审会上，戴松岳先生从史学（历来褒汉唐贬两宋）的高度，首次提出史弥远是贤相的观点等。应该说，恢复史家三相的真相，重新正确评价南宋史家三相，特别是为史弥远翻案，这是我们这代人对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四明史氏宗谱》应该反映这一时代特色，把我们这代人的胜利成果写进去。对史家三相的传记应进行改写。而目前以仇国华为首的三人修谱小组竟坚持传统观点，继续对史家三相进行攻击，封杀“为史弥远翻案”这样的成果，这当然是史氏族人不容许的，也是叫为史家三相鸣不平的学者心寒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重组《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部或编委会的理由，也就是我在信里提出的四明史氏宗亲应该“怎么做才对得起列祖列宗，才对得起为我们祖宗打抱不平的亲朋好友和甬上学者”的理由。 那么，“四明史氏宗谱编辑部”应该怎么组建呢？ 我想不妨看看其他各地史氏修谱编辑部或编委会的组织情况： 表一：丰县史氏通谱总卷编组工作人员列表 表二：贵州史氏族谱编撰委员会人员列表（共14支系 207房） 表三：《四明史氏宗谱》编修组人员列表 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比一比吧！我提出应重新组织《四明史氏家谱》编辑部错了吗？ 所谓对仇国华的“无端指责” 仇国华的“声明”中花了13行的篇幅介绍他的“头衔”和他对史氏历史文化的积极贡献，说我对他进行“无端指责”是不公道的。 仇国华在这里是偷换论题，借题发挥。我在信中提出的仅仅是“史氏宗谱文献编”的问题，根本不涉及仇国华过去的表现。我在信中有一个字讲到仇国华的过去吗？仇国华作为下水史家的女婿，他为史家做了许多工作，如史家宗亲来下水祭祖时他参与了接待，写过一篇祭文，还写过一篇介绍大慈寺的文章，在他主编的《钱湖文史》上连载过我的为史弥远翻案的专著《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的部分篇章等，这些都是事实。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在我的专著出版时，还特地请他题词。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它能证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四明史氏宗谱文献编不存在问题吗？能证明出现这三大问题的根源与责任不是你仇国华吗？ 人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过去归过去，现在归现在。过去的不能证明现在。落马的高官在落马之前哪个不是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现在我们谈的问题是“史氏宗谱”。仇国华过去一些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证明现在你的史氏宗谱编修工作也做得好。现在问题出来了，人家给你指出来了，你不但不虚心接受，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用过去的表现来掩盖现在修谱工作中的问题，把别人的批评性意见当成对你的“无端指责“与侵权，这怎么行呢？ 总之，仇国华必须正面回答我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把事情的原由讲清楚，尤其是“倾向”问题。想用“我是初稿”和“工作中的不足”这些言词掩盖真相、规避批评是不行的。 其实，仇国华要封杀我那部书和为史弥远翻案这件事的心态，在2011年8月宁波江东四明史氏研究会筹备会成立大会的主题报告里已充分暴露出来了。他在报告中讲到四明史氏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时，就根本不提这部书和为史弥远翻案这件事。相反，本来没有安排发言的史岳明宗亲，却在大会上非常激动地讲起“史弥远历史真相”这部书，说他看了这部书后，心潮澎湃，一出手就买了100多本，见乡亲好友就送。所以，在《四明史氏宗谱总卷》（文献编）里出现的那种倾向不是偶然的。他在“声明”里把2010年冬至美德和我送书到宁波的事歪曲成“史美珩先生随福建祭祖团来甬”也不是偶然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仇国华自己心知肚明。 请专家注意仇国华“声明“中的这个“提出” 仇国华在“声明”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评审会小结时，仇国华先生在发言中提出，南宋丞相史弥远扶政二十六年中的九大功绩；他在十年前的宁波四明史氏家族优秀文化座谈会上，提出‘北宋杨家将，南宋史家相’的观点，得到与会先生高度认同”。 “仇国华先生在发言中提出，南宋丞相史弥远扶政二十六年中的九大功绩” 这是什么意思？ 对南宋丞相史弥远辅政二十六年的评价，史学界在解放前只讲他有两大功绩：一是诛杀韩侂胄；二是为“伪道学”平反。但主要是讲他“擅自废立”之罪。解放后认为韩侂胄是主战派领袖，诛杀韩侂胄是罪，两大功绩只剩一个了。2003年茅冥家先生提出讲史弥远“擅自废立”是不对的，只是为史弥远辩白。杨成鉴先生在《千载争议史忠献》一文里针对解放后史弥远诛杀韩侂胄是罪的观点，认为史弥远不是投降派而是实务派；针对传统“擅自废立”的观点，认为史弥远不是“擅自废立”，为史弥远辩护；并首次提出史弥远“擅权用事”是黄宗羲的思想。因为史学界认为史弥远早已“定论”，所以没有人再在这问题上花功夫。是我在史弥远问题上，另辟蹊径，从史弥远事迹会不会被“封杀”这一怀疑入手，从而挖掘出方方面面、许许多多被《宋史》掩盖了与删削了的历史资料，总结出史弥远一生的十大功绩。这一概括性的结论放在“是奸相还是能臣”一书的《前言》里。说是“前言”，实际上是全书完稿后才写的总结，也是全书的精华。十大功绩，正是我敢于向传统挑战，提出为史弥远翻案的史实基础。它的每一功绩都是有大量的史料作证，每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一字一字，一刀一刀地把它刻下来的。下面就是我在《前言》中评价史弥远十大功绩的全文： 本人认为，史弥远任相之前，在开禧北伐失败，国家社稷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参与了诛杀韩侂胄与支持“嘉定和议”；在他任相的二十六年中，他协助宁宗，为“伪道学”彻底平反昭雪；迅速治好开禧北伐留下的战争创伤；用“御民以宽”、“取信于民”的指导思想，和“罪止渠魁，毋及脅从”、“立功受奖”的方针妥善地处理江、淮、湘、赣等地的“匪盗为患”问题；在民生问题上，以“民为邦本”的治国思想努力发展生产，健全宽恤制度，推行利民惠政，及时组织官民抗灾赈灾，拯民于水火。他领导全国军民，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与金国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嘉定伐金”，打得金国几十万兵马“十不一存”，最后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再不南伐”。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坚决拒金求和，誓把战争进行到底，并收复河北、山东，“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使南宋版图达到巅峰。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中国战争史上堪称经典的“枣阳城堡保卫战”，一举消灭金兵三万余人的“枣阳歼灭战”，以及分进合击的“淮东会战”等巨大战役；出现过一批如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范、赵葵、孟珙、史嵩之等抗金名将；出现过许多英勇献身甚至举家殉国的可歌可泣的英烈。 在理宗朝为相的九年时间里，他和垂帘听政的太后一起，平息了借济王湖州事变而掀起的政治风浪，稳定了政局，维护了社会安定。他亲自领导了平息淮东的李全之乱和江西、湖南、福建的“寇盗”之患；辅助理宗并使理宗逐步学会管理国家大政。在史弥远为相的二十六年间，他坚持按制度规定选任官吏，以相当大的力度进行吏治整顿和廉政建设。他赏信罚明，给英勇抗敌的将士和奉公勤政的良吏以重奖，给临阵脱逃的将帅和贪官污吏以重罚，扶正祛邪，旗帜鲜明。在文化建设方面，确立了以儒学为宗、以白鹿洞规为范的教育体制，确立了以“五山十刹”著称的类似行政管理式的佛教管理制度，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是主流，是功。 这十大功绩，除了传统的为“伪道学”彻底平反昭雪是功之外，其他“九大功绩”都是我据史料“提出”来的。不知仇国华先生提出的“史弥远扶政二十六年中的九大功绩”是什么内容。故今天我把我的文章特地下载于此，以供鉴别。 结束语 行文至此，我想我的“说明”可以结束了。仇国华作为我们史家的女婿，我想给你说句真心话：做人一定要老老实实，要待人以诚。工作一定要踏踏实实，勇于挑担，不要把责任推给“部下”。我与国华没有个人恩怨。我根本不想到宁波来“捞”点什么。我一心想的是，作为四明史氏的发祥地，宁波史家的宗谱如何才能早日做好。同时我也想给宁波史家的宗亲进一言：宁波史家的叔伯兄弟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宗，当年是盖世英雄，人中龙凤！ 溧阳侯六十世孙 史美珩 2012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