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莹：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元代史臣群体及其书画鉴藏

古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2023年第1期总第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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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元代史臣群体及其书画鉴藏

段莹

【内容提要】元代文儒中很多都曾出任史职，这一职事虽仅占据其仕宦生涯的某个阶段，但对文儒的心态及文化活动却具有深刻影响。元代史臣大多由金宋文儒及其后人构成，在故国情感的驱使下，对辽宋金三史修撰的推动贯穿元代终始，甚至成为一种思潮和文化力量。最直接的影响是对于“故物”即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在书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元中期以后，史臣对皇室鉴藏的参与逐渐增加。在“左图右史”的理念下，大批史臣被召入奎章阁，对元内府的书画鉴藏起到积极作用。史臣注重实证、究研精微的学术理念延及书画鉴定，体现出史职影响下的方法特色。

【关键词】元代史臣；文化遗产；书画鉴藏

在元代书画鉴藏的参与和带动者中，有不少重要人物曾出任过史职。从元初的商挺、阎复、姚燧、程钜夫、吴澄，到元中期的赵孟頫、邓文原、袁桷、虞集、元明善等，再到元末的揭傒斯、危素、欧阳玄、张翥、黄溍、泰不华等。史职虽仅占据他们仕宦生涯的某一个时期，但这一庞大群体和书画鉴藏活动的共生共促显然并非巧合。自元初以来，由金文儒首倡、金宋文儒史臣不断推动的辽宋金三史的纂修，已经在文儒群体中形成一股潮流，并贯穿有元一代。故国情怀与修史使命的交织，促进了史臣对前朝文化遗产的关切，并集中体现在书画鉴藏方面。而奎章阁的设立又进一步推动了史臣与内府书画鉴赏的结合。同时，史臣的书画鉴赏也体现出一些特色。这些都反映了金宋融合背景下元代上层文化精英的书画鉴藏受职事影响的一个侧面。

关于元代三史纂修及史臣群体的研究，前代学者[1] 关于史学史和元代文化史的著作均有专章对三史纂修予以论述。陈学霖[2]、陈芳明[3]、邱靖嘉[4] 等学者的文章著作亦对三史修撰等问题做出专论。钱茂伟、江湄、屈宁等学者则关注史臣个案研究[5]。赵盼超《元代书画史学理论的发展及总体特征[6] 结合元代史学背景，探讨元代史学思想、著述体例等与书画类著作的关系。对于曾出任史职的部分重要文儒的书画鉴藏，前人也做过相应的研究。姜一涵、傅申、邱江宁等学者均有专著对奎章阁书画鉴藏问题予以探讨 [7]，其中覆盖了元代中后期一些重要史臣及其书画鉴藏活动。而以史臣为主体，从职事的角度探讨这一群体的书画鉴藏问题，前人则较少涉及。本文拟从史臣群体的历史和文化史背景入手，阐述职事对这一群体心态的影响及向文化遗产的延伸，并对这一群体的书画鉴藏予以考察。

一、元代史臣的金宋背景与三史纂修背后的推动力

元代虽由蒙古人执政，国祚仅九十余年，但在官修史书方面却取得显著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辽宋金三史的编纂，自元初文儒不断倡议，最终于顺帝时期历时三年而成。后代学者对三史评价不一，但从今天来看，元代史臣最终使三史编纂得以完成，并确立了三史各为正统的范例，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元代修史的成果，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有关，而更有赖于金宋文儒及其后人的不断推动。蒙元灭金、宋后，大量金、宋文化精英相继进入朝廷中枢，随着新旧身份的交织，纂修故国国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职责与使命所在。王鹗于世祖潜邸时，即常以史事进言。及世祖即位后，又倡议成立国史院，纂修辽、金二史 [8]。商挺同样进言修辽、金二史，史载其于至元元年（1264）“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9]。王鹗、商挺皆为前金文儒，借新朝初建、振兴文治之机，倡议修史，得到元世祖首肯。通过修史，荐举大批前金文儒供职翰林，进入朝廷中枢。修史之议与选用人才结合的机制贯穿世祖一朝。《元史》载李之绍：“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实录》，征名儒充史职，以马绍、李谦荐。”[10] 在前金文儒的推动下，名儒担任史职的方向得以确立，修史的重要性也在人才的选拔和赓续中得以传承和凸显。王恽自述史馆期间，王鹗曾向他阐述修前代史的必要，又亲笔作史大略交付 [11]。特别是在机构设置上，将国史院与翰林院合而为一，成为元代的创举 [12]。即如黄溍所言：“若稽往制，词臣史官，班列不同，职掌亦异。今既合为一院，而史事独属之。”[13] 不同于宋代“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的临时性设置 [14]，这一体制使优秀人才能长期兼任翰林与史职，史臣地位也从中得到进一步提升。翰林国史院在历朝不断得到扩张，品秩也逐渐上升。至元八年升从二品。成宗大德九年升为正二品。仁宗皇庆元年升为从一品。仁宗诏谕曰：“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15] 进一步将翰林国史院推重至崇高的地位。这实与前金文儒的背后推动密不可分。

前金文儒对史事的推重又深刻影响到其后供职史馆的宋文士。程钜夫、吴澄大规模起用南士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后，此后一些士人相继受荐入史馆，并受到当时执掌翰林的前金巨儒的提携沾溉。袁桷即述及阎复任翰林承旨时，考察和选用修史人才的情形 [16]，邓文原亦独得阎复推重，后修《成宗实录》，姚燧、王构莫能易一字 [17]。在这严苛的选拔背后，为纂修前朝国史储备人才应是其中动因。而随着宋士向翰林国史院的涌入，以纂修前代史为己任的理念也逐渐在金宋士人间得以渗透和传递。袁桷任职国史院编修官后，即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 [18]。虞集于仁宗时屡次进言，以三史文书缺略，故老即将凋没为由，要求尽快修撰三史 [19]。甚至在代张珪所撰的辞官书中，也借机进言及时纂修辽宋金三史的必要 [20]。以上都体现了与王鹗倡议的一脉相承。宋金皆为由蒙元覆灭的王朝，金宋文儒及其后人虽供职新朝，但对故国仍怀有深厚情感，对于纂修故国国史具有一致的心态和驱动力，这一倾向贯穿有元一朝。他们对三史修撰的推动和倡议甚至影响到一些汉化程度较深的色目及蒙古士人。《元史》载康里巎“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纂修，实由巎巎发其端”[21]。脱脱也进一步进言修三史，并受命总裁其事。在金宋后人的推动及色目、蒙古文臣的支持下，最终共同促成了辽宋金三史的修撰。

对元代史臣而言，虽然史职只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阶段，但身为金宋后人，纂修前代史的使命意识却在几代文儒的兴替和迭代中不断传承。特别是元中期以后，史臣的心态发生一定变化。随着仁宗朝文治之盛，大批文化精英聚集于朝廷中枢，作为翰林重臣，受命纂修前代史书蕴含了辉映圣朝文治的意图，包含了“成一代之言”[22] 的自许。这一时期，他们对于修三史的贡献不仅在于裒拾文献，在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围绕纂修三史的正统论争议，袁桷即引经据典，批评正统论的荒谬 [23]，虞集更主张“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24]。这一持论实质上对元初修端《辩辽宋金正统》[25] 有所继承，突破了以故国国史为正统的局限，进一步奠定了三家各为正统的观点，成为三史最终得以纂修的理论基础。而他们不仅聚焦故国国史，对待他国国史同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如虞集云：“当国家兴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丧乱之迹，以补史之阙文。而太平日久，旧闻散失，苟有可称者，无巨细执笔，不敢忽也。”[26] 苏天爵《三史质疑》亦对三史编修中的问题予以指出。这说明他们已超越故国国史的局限，将辽宋金三史整体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后代学者多以正统论菲薄三史修撰，认为应当以宋史为正统，但联系金宋文儒及其后人在元代政坛交替沾溉、相互濡染的背景，即可知三史各为正统这一理念的深层来源。

元代史臣对史事、史职极为看重。虞集指出：“制诰、国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经，为万世之令典。比于效一官、任一职者，其事甚重。”[27] 将制诰、国史并列推重，反映出修史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虞集自称“太史氏”，在卸任后仍常署“前史官”。危素早年深受吴澄、虞集一脉影响，任职史官后，更将史职作为毕生事业。其文集几乎言必称纂修三史之事。苏天爵在职事之外，又私修《国朝名臣事略》等重要史著，《元文类》的编纂也以“辅翼史氏”[28] 为选取标准之一。对史事的执着不仅成为他们的理想寄托，也深刻影响到他们文化身份的另一个层面，即对于文化遗产的接受和贡献。

二、史臣职事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向促进

对文献故物的搜求辑佚是修史者的职事之需，而元代史臣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则因金宋南北分峙统一的背景而独具特色，体现出一种双向的促进。

一方面，元代史臣以纂修三史的使命情怀和职事之需带动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作为金宋文儒及其后人，他们对故国怀有深厚情感，甚至自称“遗民”[29]。他们对易代之际的文献散佚深感痛心，史官之任给予他们抢救故国文献、纂修故国国史的重要契机。王恽即记载修《汲郡志》时面临“征文献则坠简已亡，怀旧俗则高年无几”的遗憾，遂尽力“访诸耆宿，杂采传记碑刻”的情形 [30]。袁桷记载：“往岁，余与伯生甫同官于朝，有毁宋故家者，瞋目发赤，数无遗蕴。……于是悉取夫人师友之源委，台阁仪注之损益，精思抽绎，凛凛然不敢一日废。”[31] 这里记述了其与虞集发愤搜集故国文献的情形。这些史臣以故国文献为己任，大量搜集族谱、文集等史料，甚至在卸任后仍一直延续，在纂修先朝国史中融入了深层的情感因素。

元代文儒对文化遗产的心态与修史情怀一脉相承。易代之际文物散落，士人在裒拾零余的同时，也将其视作故国遗物并寄托情感。夏承焘评价周密云：“在兵火俶扰之后，关心文物，倘亦遗民报国之深心也。”[32] 对于史臣而言，搜求史料的职事之需更促进了他们对文物的关切。如虞集谈及故蜀文献之失，云：“百十年来，比及沐浴皇元之圣泽，其伤残转徙，千百无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学士大夫稍稍求遗轶于故老，寻金石之寄于荆榛丘陇之间。”[33] 可见当时学者对于文献故物的搜求。这一关切在书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蒙元灭金宋时，大量内府及私人藏书画皆在动荡中散失。虞集《跋谢太傅中郎帖》记载申屠翮言：“宋亡时，府库悉官取北来书画，为兵士剔取犀玉标轴，文字委藉尘土间。”[34] 周密《云烟过眼录》也记录了私人所藏的大量宋金内府藏品，可见易代之际的散落和流转。书画所承载的图像文献信息及其单一性、脆弱性，使之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史臣的重视。

对于史臣而言，他们对书画遗稿的史料价值尤为关注。虞集《题岳飞墨迹》云：“近年集在馆中，将纂修辽金宋史，馆中皆以遗书亡轶为说，若此者可征尚多乎哉？”[35] 认为此书内容可补史料之缺。袁桷《书孝宗赐史忠定王褒贤臣颂后》《书彭忠毅汝方赠官诰后》《书高安蔡中允诰后》等，都是着眼于其史料价值。其中，史臣特别关注遗稿对制度的补缺，如袁桷《书南剑谢君程文后》[36] 因为谢君文章反映宋代科考的情况而对其倍加推重，认为有补于《宋史》的修撰；黄溍《跋宋两朝遗墨二首》[37] 认为此书信为理宗私付贾似道，事涉机密，故史传无载，具有珍贵的史料意义，等等。

对于绘画，史臣则更关注其图像的史料价值。如虞集《题宋诸陵画象后》云：“今天子有诏史馆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见袐阁画象具存，……执笔者尚想象而求之乎？”[38] 认为元内府所藏宋诸帝画像中的样貌可与其生平结合，为修史提供图像佐证。黄溍《跋兰亭图》亦云：“永和集四十又二人，其不见于史传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载之下，乃有能摹写其仪形风度，以补史氏之阙者，非直可资一时之清玩而已。”[39] 由此可知，以图像补史阙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惯性思维。也有因史职获阅文献之便，反向为他人提供材料者。如黄溍《跋王江州诰》，是因王氏七世孙祎从其游，故而将史局所藏的诰词抄录给他 [40]，即为一例。

史臣对于书画遗稿的访求，促进了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留存。在流传至今的一些书迹中，可以看到史臣为这些遗稿价值的认定及其保存和传世做出的贡献。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宋刘汉弼《曾巩谥议稿》（见图 1），此卷以稿本形式，详述为曾巩议定谥号的背景和理由，后有元韩性、黄溍、危素、周伯琦等跋。结合三史编修背景，从韩性诸人的跋可以得知，约在后至元五年（1339），刘汉弼、孙德辉拜访韩性，出此稿相示，继而朝中知有此稿。黄溍对此稿相关的宋代定谥制度做了一番考证，并言“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岁月，上之有司，以补曾公列传之阙，可也”。署“前史官黄溍”。至正四年（1344），时任职史局的危素亦作跋，云：“素□国家修《宋史》，奉命求天下遗书，来会稽，造忠公之家，得此议。”从这件作品可以看出南宋遗稿的流传以及史臣的重视和访求。史臣因职事之需，使此稿从家藏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其得以流传至今的先决条件。

▼图 1 韩性、黄溍、危素、周伯琦跋刘汉弼《曾巩谥议稿》元故宫博物院藏▼

此类传世遗稿还有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见图2），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据刘参等题跋可知，此卷于大德年间在欧阳修六世孙手，后入八世孙彦珍手。泰不华、欧阳玄皆为之题跋，时间分别在至正三年（1343）、至正六年（1346），也即三史纂修前后。史臣的关注同样为此稿的保存与影响的扩大起到了作用。又袁桷跋郑居中《札子》，亦见于《清容集》收录。郑居中书已佚，袁桷跋与《方丘敕》合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见图 3）。由跋文可知，此札为郑居中四世孙提供。题跋作于延祐三年（1316）五月，署“史官”。同样可见史臣对遗稿的访求。另一个例子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稿》（见图 4），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后有元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五家跋。其中前四人都曾供职国史院 [41]。司马光为宋史学大家，其《通鉴稿》兼具文物、文献和史学价值，而在五人跋中，朱德润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在编年史体例方面的史学贡献予以述评，体现出职事的素养。

▼图 2 泰不华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元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 3 袁桷跋郑居中《札子》元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 4 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跋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另一方面，以书画故物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也从更深层次反向促进了史籍的纂修。元初南北方的统一带来书画故物鉴藏南北交流的繁荣局面。王恽《秋涧集》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平宋，图书礼器并送京师，诏许朝士假观，因此得与商挺同观之事 [42]。这是南宋内府藏品首次大规模进入北方士人的视野。赵孟頫驱驰南北，自大都携来数十件书画故物还吴兴 [43] ；大量北方士人伴随宦游将藏品携至江南，都促进了南方士人对北方藏品的认知。这些事迹进一步消弭了金宋士人在百余年来文化上的隔阂，特别是北方流传的大量颜真卿、苏轼、黄庭坚、文同等唐宋名家名迹，使南士进一步体会到与北士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推动了史臣对辽金宋史观念格局的形成，为史料搜寻、三史编修特别是正统论的奠定注入了文化驱动力。

在这一驱动下，史臣的关注点也从金宋书画遗稿的史料价值延伸到书画家及作品本身。袁桷《黄华帖》云：

黄华老人百一帖，评品悉祖宝章，故其大字超轶抗衡。桷旧阅金帝实录，老人为修撰时，坐擅议朝政，受杖噫，使在庆历、元祐，宁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书。[44]

此跋点评书法作品，亦署史职。在这里，袁桷不仅对王庭筠书法渊源加以阐述，并且还利用金实录对王庭筠的生平事迹予以述评。在传世的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后，亦有袁桷题跋（见图 5）。袁桷为南士，这一题跋体现出其对前金书家书法和生平的关注，反映出书画故物对史臣观念兼收并蓄的影响，也切实说明文化遗产对于史臣观念形成和史籍修撰的文化史意义。

▼图 5 袁桷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元日本有邻馆藏▼

三、左图右史：从奎章阁设立的宗旨看史臣在其中的作用

元初诸帝较少顾及鉴赏。至仁宗朝弘扬文治，文宗天历二年（1329）置奎章阁，元皇室对于书画鉴藏的活动才大规模展开。而史臣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伴随“左图右史”理念的确立，众多前任及现任史臣大批流向奎章阁，参与书画鉴藏活动，从而推动了元皇室书画鉴藏的繁荣局面。

仁宗朝虽未建立正式的机构，但内府的书画鉴藏活动不乏史臣的参与。传世《快雪时晴帖》后几位跋者均曾出任史职：赵孟頫、都护沓儿为现任史官，刘赓则曾于至元十三年被荐为国史院编修。英宗、泰定帝时期内府鉴藏进一步持续，燕文贵《溪风图》后元人残跋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刘赓、袁桷、赵世延三家跋。《曹娥碑》卷亦有泰定三年（1326）虞集、宋本、谢端、宋观款。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鉴藏雅集的参与者中，包括袁桷、李泂、王约、邓文原、杜禧、曹元用等主要成员，均曾为史臣。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云：“窃尝闻之，五经之传，左图是先。女史之训，有取于绘画，将以正其视听，绝其念虑，诚不以五采之可接而为之也。”[45] 书画历来被视为小道，而皇室的书画鉴赏则需赋予一定的政治高度，与教化劝诫相关联，所谓“因物以喻意，观文以鉴古”，史臣被择取即与此有关。袁桷此论成为文宗建奎章阁“左图右史”理念的先声。

元文宗崇文兴儒，雅好艺文，于天历二年置奎章阁。关于其设立的宗旨，《元史 · 百官志》：“命儒臣知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46] 又云：“陈祖宗之遗训，考经史之格言，以养德性，以成事功。”[47] 虞集《奎章阁铭》言：“乃辟延阁，左图右史。匪资燕娱，稽古之理。”[48] 强调奎章阁并非为玩好而设，而是旨在从古代的文物典籍中寻求治国之道。“左图右史”成为奎章阁设立的一个理念，图典与史籍的结合，不仅概括了这一机构的功能，同时也为文宗的艺文之好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政治阐释。

史臣与秘阁的关系由来已久。自汉唐以来，从延阁、兰台，到秘书监、省，均为禁中典藏图籍之所，而史官则隶属于此局。《旧唐书 · 职官志》云：“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49] 宋代也沿袭了这一体制。宋秘阁始建于端拱元年，“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书画墨迹等藏之”[50]，南宋初置秘书省，即秘书省复史馆，可知二者结合的制度渊源。

史臣入选奎章阁正是建立在这一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上。在奎章阁学士中，有不少先前供史职：揭傒斯延祐元年（1314）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虞集延祐六年（1319）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欧阳玄于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李于英宗时擢为监修国史长史；宋泰定年间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刘赓于至元十三年出任国史院编修官，等等。史官的入选，无疑切中了“左图右史”的内涵，为皇帝的书画之好赋予了政治意义上的高度与合理性。

文宗建奎章阁伊始，对史臣的择选有实际的用途。天历二年冬，命奎章阁、翰林国史院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修《经世大典》，次年独命奎章阁修撰，由赵世延、虞集主持。该书“用国史之例”[51]，欧阳玄、李皆是为修撰此书调入奎章阁，揭傒斯等也预修此书。而除此项纂修工程之外，史臣实际在很多的场合充当侍从帝王鉴赏书画的角色。

对于皇室书画的鉴赏，史官尤重其政治寓意，这在大长公主祥吉剌哥时已有所发端。袁桷跋王振鹏《锦标图》云：“然尝闻鉴古之道，必繇其侈靡者言之。余于画断有取焉。龙舟之图得无近似，不然，昔之所传者安得久远至是耶？”[52]《徽宗梅雀图》“天兴之初汝南失，犹解传藏记年日。为言当年爱遗墨，不如洗手还河北”[53]，寓劝诫之意。而从奎章阁学士奉敕所作的题跋来看，也往往传达出以史为鉴的观点。如揭傒斯《题明皇出游图应制》云：“奎章阁下文书静，冕旒端拱唐虞圣。此图莫作等闲看，万古君王作金镜。”《韩滉土星像》云：“有土复有牛，惟神赐年丰。谁知韩滉意，政与皇心同。”《宋徽宗成平殿曲宴蔡京图御画御记》云：“君臣契合同尧舜，礼乐光华迈汉唐。明日图成仍作记，千秋留与监兴亡。”[54] 都于颂圣中寓劝诫之意，说明史臣侍从期间对于劝谏之职的自觉。这一观念也在后来的顺帝朝为康里巎所延续。史载康里巎以郭忠恕《比干图》、宋徽宗画进言劝谏。传阎立德《职贡图》后的康里巎跋（见图 6），亦对此图的政治意义予以推重 [55]。康里巎曾任奎章阁大学士，这一风气对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图 6 康里巎跋《职贡图》残片元故宫博物院藏▼

元内府所藏书画为平金宋时于禁中收缴之物，史臣在供职奎章阁期间，得以借此观看大量内府藏书画珍品，为他们鉴赏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史臣对内府鉴赏的参与又反向促进了书画的保护与流传。《揭公神道碑》载揭傒斯“一日入直奎章阁，上适至，左右奉法书名画、珍玩器物以进，公历陈其制作之年世，与其人之氏名，为之坐阅移时”[56]。揭傒斯对法书名画等故物的介绍，必定包含了他的一些识见看法，从而对文宗产生影响。晋人《曹娥碑》、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赵幹《江行初雪图》（见图7）等名迹，皆有奎章阁众学士观款题跋，流传至今，可以看到这一群体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图 7 赵幹《江行初雪图》卷五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有一部分文臣原本掌制诰，任职奎章阁后，继而出任史职，受命纂修实录及辽宋金三史等史书。如泰不华、王守诚皆曾供职奎章阁，后与修辽金宋三史。谢端亦“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时称其有史才”[57]。奎章阁中史臣的集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影响和带动了文儒之臣向史职的转型。从而可以看出奎章阁对修史人才的潜在蕴蓄和培养。

奎章阁“左图右史”机制在元末得到进一步延伸。顺帝朝至正元年（1341），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并将下设崇文监隶属于翰林国史院，加重了宣文阁与翰林国史院的关系。据记载，“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欧阳玄、揭傒斯等修辽金宋三国史告成。……自史馆进呈宣文阁，帝具礼服接之，观者以为近代无之”[58]。周伯琦也由书法侍从之臣供职宣文阁，后转任史官之职。特别是康里巎对古书画政教作用的强调，是对奎章阁劝诫之意的继承，这些都说明这一机制在元末的延续。

元内府书画搜括宋金禁中所藏，虽时有颁赐外流，仍蔚为大宗。在奎章阁“左图右史”理念作用下，大批史臣被召入秘阁，加速了统治者对以书画为代表的文化遗产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这些珍贵书画藏品的保存与流传。

四、元代史臣书画鉴藏特色

元代史官的书画鉴藏，来自几代文儒对于书画之好的传承。元代文儒上承宋金余脉，“宗工巨儒，磊落相望”[59]，影响持续数代。特别是元代史臣群体中不乏书画名家，如赵孟頫、邓文原、康里巎、朱德润等，他们对这一群体的书画之好实起带动作用。

史臣的学术渊源也影响到他们书画鉴藏的方法理念。元代理学上承南宋理学，并得到长足发展。吴澄、虞集、揭傒斯、危素、袁桷、苏天爵等都分别是江西理学、蜀学及浙东一派的传人。这些学派在学风方面强调严谨务实、究研精微，对他们的治学修史有深刻影响，同时也延及其书画鉴定的特色与方法。

元代史臣的书画鉴定特色和贡献，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实证方法

实证是修史者的理念和原则。自汉代以来，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的修史准则，班固亦提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均强调实证的重要性。史臣对于书画故物的鉴赏和应用也贯彻了这一理念。

实证在史臣书画鉴赏中的应用，最突出的是实物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宋金元易代之际，书画故物大量从内府、私人收藏处流散，包括一些家谱、行状等也纷纷现世，这构成了史学材料的繁荣。史臣编修三史，除了依据实录等文献之外，大量参考了这类实物。而对于修史之外的相关实物，也多应用此方法予以考量。如黄溍《跋唐御史台精舍记》：“唐御史台精舍，史缺弗录，盖彼四人者皆以讲授诸生，此则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当时故事也。”[60] 以碑刻留存的信息补录史阙，体现出对实物材料的重视。

对于鉴定而言，史臣注重第一手资料，并强调“目鉴”的重要性。袁桷在经学方面，即认为学者应“观其会通”，深入文献形成独立判断，不应“贵耳而废目”[61]，倚赖前人成说而为之所蔽。这一持论也延伸到书画鉴定。其云：“柯敬仲好法书，而近世輙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见，且以为贵耳贱目之戒。”[62] 又云：“世人贵耳贱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嵩、象即章得’之诮。”[63] 等等，多次强调书画鉴定不应人云亦云，而应从实物出发，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体现出实证方法的影响。

史臣在鉴别和论证过程中，也体现出严谨务实的特点。黄溍《书唐诰后》，对一件唐诰残卷进行考证，参照石刻完本，知其为颜真卿所作。又云：“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残脱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说参焉。亦阙疑之义也。”[64] 仅就现有材料证据探讨，不做过度揣测，体现出科学的态度。

（二）“隶家”特色

史臣的构成为文儒之士，他们大多虽富学养，却往往不以书画之能见称。因此在题跋点评中，常以不善书画自谦。如黄溍称鲜于枢：“予从公游最蚤，屡闻公言学书之法。……惜予之衰已久，虽欲复从事于此，以自厕于诸英俊之末，岂可得哉？”[65] 又云：“予不解画，凡古今名笔皆莫识其所以为工。”[66] 袁桷云：“余幼不学书，酷喜藏历代金石，览此益重自弃之叹。”[67] 文人多视书画为小道，这些自谦同时也是对自己学者身份的变相强调。袁桷即在谦退之外对鉴定之事十分自负，尝云：“余拙于书而善鉴，未有能易余言者。”[68] 又云：“自淳熙后，图籍考订之富，惟霅溪向氏、锡山尤延之、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画最恶拙。及今与仆遂成四人。”[69] 反映出他对这一“隶家”身份及鉴定的自许。史臣对鉴定的自信，不仅因为自身的文化修养，更在于职事之需使他们过眼故物尤多，于禁中侍从观画的经历更促进了书画鉴赏的经验积累，因此在鉴定方面多有心得。袁桷即敢于质疑大家的鉴定意见。其跋《鲁公座位帖》云：“往见《乞米帖》墨迹于子昂家，子昂以重资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余得此帖，纸色行墨绝相类，遂定为米老所临无疑。”[70] 质疑赵孟頫对《乞米帖》的鉴定，认为是米芾所临。袁桷早年随赵孟頫游，深受其沾溉影响，但对于赵孟頫的鉴定仍持有不同观点。落款“延祐二年八月”，时赵孟頫尚在世，袁桷言“不敢言”而此跋亦留存其家，大概是欲使之流传后世，使后人了解他对此帖的看法，体现出保留己见的执着。

（三）记录考证

元代史臣因职事的影响，注重记录和考证，在他们的题跋和记述中，尤其注重对书画相关重要信息的记载，为后世的鉴藏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史臣在著述和题跋中，往往对书画基本信息予以记录。如王恽对获观的元内府收缴南宋内府藏书画二百余件的信息做了摘要记录；袁桷著录定武兰亭十种，亦细录各本于宋元之际在内府及士人间的流转变化情况，等等。其他如对装潢、印鉴、题识等信息的记录，不一而足，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史臣出于职事习惯，多对掌故见闻予以记载，为后人了解元以前的书画规制提供了依据。如黄溍言：“异时士大夫尺椟往还，称谓封题，咸有定式。”[71] 欧阳玄言：“宋世士大夫得用官印识私藏，法无禁也。”[72] 袁桷言：“思陵《翰墨志》谓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繇是绍兴初年二公字画俱用绍兴小玺印缝。”[73] 等等。

在史官的书画题跋中，也保留了鉴藏史、艺术史相关的珍贵的口述资料。如提及绍兴御府刻米帖十卷，薛绍彭书为何不被收录，袁桷记载云：“问于子昂，子昂曰：‘薛书诚美，微有按模脱墼之嫌。’”[74] 对赵孟頫的观点予以记录，为后人理解书法史问题提供了线索。

史臣们过眼书画既多，其中不乏对各家书画特点的经验总结。黄溍谈及温日观作品“予所见数十本”，并提到温日观“好书可喜可愕之语，附见其旁，故观者无不骇叹以为奇”[75]。欧阳玄自云见欧阳修真迹甚多，列举多种并提到家藏《与杜祁公书》：“独祁公书端谨结体，颇若苏氏父子，岂非苏氏感公之至，初年仿公之书，后充拓自为一家体邪？”[76] 认为欧书可能为苏书风格来源。传世有欧阳玄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见图8），对欧阳修诗文予以评点，兼及流传之绪。这些都为后人的书画鉴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图 8 欧阳玄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元辽宁省博物馆藏▼

结论

元代史臣的构成大多为金宋文儒及其后人，他们出任史职后，以纂修故国国史为己任，不断倡议三史修撰，并促使朝廷提升史馆品秩，为修史选拔人才，使这一使命得以代代相传，最终推进并完成了辽宋金三史的纂修。三史修撰作为一种倡议和思潮，贯穿有元一代，不仅促进了金宋士人的融合，也在文儒群体中形成一股文化力量。最直接的影响是对于“故物”即文化遗产的重视、访求和保护，集中体现在书画方面。元中期以后，在“左图右史”的理念下，大批史臣被召入奎章阁，对元内府的书画鉴藏同样起到积极作用。史臣尤重书画的政治寓意，这一倾向对康里巎及顺帝时期的内府书画鉴赏产生影响。史臣的书画鉴藏体现出史职影响下的特色，首先是实证方法向书画鉴藏的延伸，其次是史臣的鉴藏所体现的隶家身份特征，最后是职事影响下对书画本身信息的记录和考证的重视。

【注释】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2]Hok-Lam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0.

[3]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

[4]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 2017年版。

[5]钱茂伟：《袁桷的史学思想及实践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 年第 4 期；江湄：《欧阳玄与元代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3 期；屈宁：《苏天爵与元代史学》，《史学集刊》2011 年第 3 期。

[6]赵盼超：《元代书画史学理论的发展及总体特征》，《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11期。

[7]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年版；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版；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8]元代苏天爵《元名臣事略》记载王鹗言：“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0][15][18][21][46][57]（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页 3740，3862，549，4025，3415，2222，4207。

[11]（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闫兴潘：《金代翰林学士院与史学关系之演变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该文认为元代翰林国史院的合并，是沿金翰林学士院的趋势进行，亦为一说。

[13]（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监修国史题名记》，元抄本。

[14][50]（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页 3876，3874。

[16]（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李庆长御史饯行序》，四部丛刊景元本。其中云：“仆尝谓‘正统’二字，于经无所见。《尚书》止有‘大统’二字，汉历法有‘三统’二字。后人泥正统之说，故皆不通。”

[17]（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邓公神道碑》，元抄本。

[1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其中云：“又有辽宋金史，累有圣旨修纂，旷日引年，莫肯当笔。使前代之得失无传，圣朝之著述不立，恐贻讥议，君子耻之。”

[20][27]（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二《代中书平章政事张珪辞职表》，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22][2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2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答高舜元经史疑义十二问》，四部丛刊景元本。

[25]（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五，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26]（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二《朝列大夫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赠中议大夫礼部侍郎上骑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28]（元）陈旅：《〈元文类〉序》，（元）苏天爵：《元文类》，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29]（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书艺祖皇帝十节度风云图后》，四部丛刊景元本。

[30]（元）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一《汲郡图志引》，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31]（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书虞伯生从子丰登字说后》，四部丛刊景元本。

[32]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唐宋词人年谱》（《夏承焘集》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页354。

[33][34][3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35]（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36]（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四部丛刊景元本。

[37]关于宋代尚书内省研究，参见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华中国学》2014 年第1期。

[39]（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跋兰亭图》，元抄本。

[40][60][64]（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元抄本。

[41]关于朱德润，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载其“延祐之末年……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元）朱德润：《存复斋集》附录，明刻本。关于宇文公谅，《元史》卷一九〇载其“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42]（元）王恽：《秋涧集》卷九十四《汲郡图志引》，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43]（元）周密：《云烟过眼录》，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页 51。

[44]（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四部丛刊景元本。

[45][52][5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四部丛刊景元本。

[47]（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七，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4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一，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4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页 1852。

[51]（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经世大典序录》，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54]（元）揭傒斯：《文安集》卷二、卷三，四部丛刊景旧抄本。

[55]参见《石渠宝笈》著录。此跋残片现藏故宫博物院。

[5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元抄本。

[58]（明）权衡：《庚申外史》，清雍正六年（1728）鱼元传抄本。

[59]（元）危素：《与艺参议书危学士全集》卷一，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

[61]（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答高舜元经史疑义十二问》，四部丛刊景元本。

[62]（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书唐临兰亭》，四部丛刊景元本。

[6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书皇甫君碑》，四部丛刊景元本。

[65]（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跋鲜于公书》，元抄本。

[6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一《题云山图》，元抄本。

[67]（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题双竹图》，四部丛刊景元本。

[68]（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跋柳城悬陇西李夫人志》，四部丛刊景元本。

[69]（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秘阁续帖刘无言双钩开皇兰亭》，四部丛刊景元本。

[70]（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鲁公座位帖》，四部丛刊景元本。

[71]（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跋淳熙名公帖》，元抄本。

[72]参见欧阳玄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7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李时雍墨迹》，四部丛刊景元本。

[74]（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题薛绍彭帖》，四部丛刊景元本。

[75]（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题温上人墨戏二首》，元抄本。

[76]（元）欧阳玄：《欧阳文忠公墨迹跋圭斋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段莹：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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