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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史半街”
他曾是民国时期绥来县（现玛纳斯县）历史上惟一一位民选县长，曾带领绥来县政府参加新疆和平起义。1952年，因有“军统”背景和曾担任“伪县长”被枪决，时隔三十一年后，他的错案得到平反。
他娶了两位太太，育有十个子女，为两个家庭延续香火。他的家族曾富甲一方，是民国时期玛纳斯河流域的首富，商号店铺遍及绥来县、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人称“史半街”。
2005年6月，他曾经的二太太、八十五岁的李素雅和他的后代们，向记者讲述了民国时期绥来县末任县长和他家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家族往事。
说起玛纳斯县历史上的“史半街”，当地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家族就是玛河流域历史上最富的人家、民国时期的史氏家族，而且史氏家族中的史秉直曾是绥来县（1954年2月1日改绥来县为玛纳斯县）最后一任县长，也是民国时期绥来县的惟一“民选”县长。
2005年6月26日，在玛纳斯县头工乡北园子村，记者见到了史秉直曾经的二太太、八十五岁高龄的李素雅。满头银发的李素雅老人，漫步在自家的平房院内，观看着一串串绿油油的葡萄，两只白色小狮子狗跟随其后。老人不仅听力很好，记忆力强，而且口齿清楚。她给记者回忆了史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和自己的沧桑家事。
1890年前后，史秉直的爷爷带着五个儿子从甘肃天水来到绥来县西面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落”安家落户.史家五兄弟，个个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有了自己的家业，成为当地的富裕家族。
“听丈夫说，他的父亲史培元曾被当时的新疆省长督军杨增新收为义子。”
1913年4月，新疆省成立官驼局，史培元当上了官驼局的负责人，承运军用物资至阿勒泰前线，同时史家还承担了运送官粮、军械到伊犁、塔城等地的任务。此后，史家名声越来越大，钱财越来越多，以至有人称史培元五兄弟为“五虎”。外地客商路过绥来县，也登门拜访史培元。
1926年前后，史培元把家业从石河子老街拓展到了绥来县城，史家声名远传昌吉、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
1931年前后，是史家的鼎盛时期，史家不仅在石河子老街有占地数百亩的老宅庭院一座及水磨、榨油坊、烧酒坊、元利祥药店，在绥来县境有良田一千多亩、百头耕牛、畜驼以千计，并有长工五十余人外，还在绥来县城有“义成祥”、“会半轩”等自营或对外租赁的商铺十余间，同时，还曾发行过银票。因此有“史半街”之称。
此外，史家在迪化还有家院两座，“晶鑫栈”、“德盛栈”等商号也租用他家的房舍经营。
李素雅说：“史家是当时迪化、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哈密五地少有的巨富之一，可与伊犁的玉山巴依相比。”
民选县长起义
1903年10月，史培元中年得子，取名秉直。史秉直自幼聪明，知书达理，深得父母和叔父们宠爱。
在父母叔长的谆谆教导下，史秉直年纪轻轻，就在官场和商场上结识了很多朋友。
1937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父亲的权势，三十四岁的史秉直当上了绥来县的参议员、商会会长和民众联合会会长，两年后，又当上了绥来县汉族文化促进会会长。史秉直就这样从一名豪门阔少爷成为当地一名涉足官场的地方名士。后来，史秉直又凭借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能力，在几名新疆政界高层人士的极力推荐下，顺利当上了新疆省临时参议会议员，跻身省府官场。
1946年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首次在全疆各地实行“天下为公，还政于民”政策，史秉直通过当地百姓选举，当上了绥来县县长，并先后兼任绥来县民众自卫团团长、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地方保密防谍组中校组长等要职，成为一位地方要员。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一路高歌进军新疆，新疆和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和平起义。9月28日，在一些思想进步的友人地策动和影响下，史秉直通电包尔汉，以绥来县县长的身份率领绥来县政府系统人员参加和平起义。
错判被枪决
新疆和平解放后，史秉直一家居住在绥来县县政府大院里，李素雅被安排到了县政府的托儿所工作。
1951年5月初，因为史秉直曾当过“伪县长”，进入绥来县“管训队”学习政策，交代以前的“罪行”和检举他人。李素雅回忆说：“他每天吃过早饭去，到吃午饭回来，吃完午饭后，匆匆忙忙又去，天黑时回来，吃上几口饭就上床睡觉。”
一个月后，史秉直进入省政府的“管训所”，像在绥来县一样学习政策，交代“罪行”和检举他人。不同的是，“他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次数明显少多了。”
当年9月，史秉直还没回绥来县，心急如焚的李素雅带着两个儿子到了乌鲁木齐，最后一次见到了衣衫不整的史秉直。
李素雅说：“我和两个儿子在乌鲁木齐住了十多天，和史秉直就见过一次面，而且是最后一面。”
当时，李素雅已经预感到史秉直可能会有不测。她在离开绥来县时，找人写了一份“家产分割和儿女抚养遗嘱”，准备在见到丈夫时让他在上面签字，可她见到史秉直时,“几次都没掏出来。”
十月节到来，为给祖宗尽孝，李素雅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回到绥来县。
李素雅说：“后来听外甥说，我走后，史秉直曾回过几次乌鲁木齐的家，最后一次回家时，曾晕倒在厕所里，家人发现他后，将他扶进了房子，想让他在家里治疗和调养几天，但后来‘管训所’来了两个人，将他带走了，从此再没回来。”
1952年，因民国时期的“军统”、“伪县长”身份，史秉直被枪决。
李素雅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史秉直被枪决的消息。”
史秉直被枪决后，他的家产被查封，分给了他人和一些单位。李素雅和五个孩子被安排到农村，“给我留了十亩地、六间破旧的土块房。”
李素雅靠给别人洗衣服，卖鞋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娘家人还不时送给我一些米、面和油。在小女儿史家玲没奶吃和两个儿子上学最困难的时候，我将结婚时婆母送的首饰一一变卖，才熬过那段日子。”
“文化大革命”中，李素雅因是“伪县长太太”受到批斗，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她的孩子们也因是“县太爷”的小少爷、小公主而在升学、工作以及婚姻等方面受到牵连。
平反还清白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个个受株连的子女回城安排工作。
1983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一批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发现史秉直是因为当年“镇压反革命扩大化”造成的错案，决定撤销对史秉直的死刑判决，“按参加和平起义人员对待”。
史秉直被枪决三十一年后，得到平反，因他受株连的儿子史家瑜、史家瑾回城工作得到落实。
记者在1984年12月7日的一份落实政策文件中看到：史家瑜和史家瑾的问题，“经查证落实，主要是因为其父的历史问题而受到株连，于1964年内部清理时被错误处理而失去公职至今，现史秉直已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死刑判决，按起义人员对待。因此，根据中央（79）6号文件精神，恢复公职……”
李素雅说：“当大儿子把文件拿回来时，我十分高兴，让大儿子念了几遍。”
“县长”的俩太太
史秉直一生中共娶了两位太太，大太太蔡氏是绥来县人，二太太李素雅是石河子人，两人分别给史秉直生了三男二女。
由于史秉直的二叔没有儿子，按照“一人顶两房”的风俗，他被过继给了二叔，他的两个太太也就分属两个家庭的儿媳妇。
李素雅说：“我比蔡氏小十岁，我叫她大嫂子，听史秉直说，他和大嫂子是1926年前后结婚的。当时，史培元在大摆宴席，搭台唱了好几天的戏，昌吉、乌鲁木齐甚至奇台的很多官员和商人应邀来参加了婚宴。”
“1937年，我十七岁那年，嫁给了史秉直。婆母是史老二的夫人，也是我的亲姑妈，她只生了五个女儿，她请求我父母将我许配给他过继来的儿子史秉直，给他们续后，我父母同意了”。
李素雅老人拿出一张有点发黄的黑白照片，记者看到中年的史秉直脚穿马靴，马鞭在手，神采奕奕。李素雅说：“这张照片是他在一次检阅部队后骑马回县政府时拍的。他进‘管训所’后，我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张照片藏在炕席下面炕洞里，因为当时小女儿还没出生，我想让她长大后看看自己父亲的模样。”
“1954年，为了和史秉直划清界限，也为了有个依靠，把孩子们带大，我和当过几年史家管帐先生的苗万全成了家，和苗万全先后又生了五个孩子。苗万全后来也被划成四类分子，于1967年去世了。”
“史秉直被枪决已经五十三年了，我将史秉直的五个孩子一个个养大成人，帮助儿女们成家立业，自己也从一个少女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太婆。1993年，大儿子史家瑜因病去世，我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
后人互不联系
从史秉直平反到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李素雅已经恢复了城镇户口，尽管国家没有给她发分文的补贴，也没有给她和史家人分文的补偿，但一家人过得很幸福，很满足。
史秉直一生中有六个儿子四个女儿，他们现在生活又怎么样？记者在玛纳斯找到了史秉直和李素雅所生的二儿子史家瑾和三儿子史家珊。
今年六十一岁的史家谨是史秉直平反后，落实政策时被安排到玛纳斯县粮食局工作的，现已退休。退休后，他在玛纳斯县棉麻榨油厂对面开了一家粮油店。
史家瑾的粮油店只有十多平方米，店里堆着几剁面粉和大米。
史家瑾说：“我老婆是家属，我们靠我的退休工资和卖粮油孝敬母亲和接济儿女。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二儿子史慧新电大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他是我们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大哥史家瑜比我大一岁，和我一样，是落实政策时被安排到玛纳斯县粮食局工作的。1993年，还有几年就退休的大哥因病去世；我大妹史家环在玛纳斯县园艺场当会计；小妹史家玲是玛纳斯县头工乡北园子村的一名农民。”
史家珊说：“我1964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原玛纳斯县房建社工作。后来房建社改成了建筑公司，我成为建筑公司的一名职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建筑公司一分公司的副经理。2001年，因公司改制，我买断工龄一直在家里闲着。”
说起蔡氏生的五个孩子的现状，李素雅说：“由于那个特定的年代，害怕相互牵连，相互之间不来往，所以我不知道蔡氏和史秉直所生的儿女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妻儿印象：“抓个小偷都要亲自审”
史秉直是怎样的一个人？给他的妻儿们又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素雅说，史秉直是一个很得民心、乐于工作的人。“他是通过当地百姓选出来的县长，一天不是开庭断案，就是骑马进入农牧区，安排生产和维护社会治安。”
“当时，史家的食堂交给一个叫王保明的勤务兵管理，史秉直没有多少存钱，大半的钱财用于置地，发展自己的家业和帮助别人。”
说起史秉直对待两个太太的不同态度，李素雅说：“史秉直多半时间和大嫂子蔡氏生活在一起，到我这来的很少。他来时，也是看看孩子，给一些生活费就走。我想留他多住几天，又怕大太太怪罪，就没留他。”
李素雅说，史秉直性格很直，和家人很少说话，更不谈工作，遇到大事都是自己拿主意，自己扛。对孩子，只是近看几眼，孩子哭了、饿了、拉了，只是转头叫一声，让她来哄孩子，“但他对孩子要求很严。”
史秉直的二儿子史家瑾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每天都忙公务，连抓到小偷都要亲自审问。到父亲进绥来县‘管训所’前，我和大哥史家瑜已经上绥来县一小了。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求我们背每篇课文，认真写好毛笔字。同时，他还要求我们礼貌待人，见到父亲一样大的人，要恭恭敬敬鞠躬，叫声‘大伯’（大妈、叔叔、阿姨）好，然后慢慢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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