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扭转武宗朝带来的朝政危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腾笼换鸟”的方式改造了中书省，一大批在世祖忽必烈朝谙熟政务、颇有声望的老臣再度出山，一大批精通儒学汉法的老臣和汉地士人官僚被启用——

平章程鹏飞、董士选，太子少傅李谦、少保张闾，右丞陈天祥、尚文、刘正，左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宾客萧奭，参政刘敏忠、王思廉、韩从益，侍御赵君信，廉访使程矩夫，侍御史、吏部尚书刘正等等……

这些老臣，对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提出了不少有利于民生，有利于朝政的建议，尤以世祖朝吏部尚书、成宗朝佥枢密院事、武宗朝中书左丞刘正的“八条变革”奏议最得仁宗赏识：

一曰守成宪，即延续成宗朝的朝制规宪，因为成宗较好地继承了元世祖朝的定例；

二曰重省台，即要发挥好中书省、御史台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三曰辨邪正，对于朝臣的奏议、治理的举措要能分清正邪之法；

四曰贵名爵，名爵是对国家有贡献者的褒奖，不能随意赏赐，否则会失去其价值和作用；

五曰正官符，即要要个管理、约束管府下行的官方文书，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和形象的代表，不可随意而为之；

六曰开言路，只有广开言路，多方听取意见，才能辨别优劣、正邪、长短、利害，使治理策略、举措更有利朝政和民生；

七曰审赏罚，赏罚是双刃剑，太过频繁，太过随意，会适得其反，失去赏赐的激励和惩罚的震慑作用；

八曰节财用，财为国之血脉，民之膏腴，血尽则命危，竭赋则民困，血尽、竭赋，则政不稳，民生变。

刘正的八条上奏，切中时弊，正合元仁宗的心意，故而在仁宗一朝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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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改变近侍干政、官员冗滥、滥赐滥赏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诸王、驸马、宗亲、勋旧的利益，给之者易，夺之者难，甚至有人会为了这些利益撒泼犯浑、拼命要挟、铤而走险，也有利益相关方互相勾连、聚力对抗、抗旨谋反……这些都是元仁宗不得不考量、斟酌的因素。

应该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之初，对于近侍干政、官员冗滥、滥赐滥赏问题深恶痛绝，禁绝的要求也很严厉——

以皇太子身份代理国政当月，即敕命中书省：“非中书省亲领圣旨均不得执行！”此举也是非常时期禁绝政令多出的重要手段，更是防范内廷后宫干政的手段。

三月的即位诏书中，诏喻中书省：“诸衙门及近侍等，不得越中书省上奏言事。”

即位三个月后，爱育黎拔力八达得知仍有后宫近侍给中书省传旨，再次严厉重申：“明令禁绝近侍随意往中书省传旨，自此若再有触犯者不必上奏，径拘押至刑部治罪。”

对于冗官问题，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代理国政期间，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明确表态：“除哈剌和林、江浙两行省依先例设左丞相一名，其余行省不设丞相职，置平章政事两名，不再赐谣授之虚职。”即位后敕令：“凡武宗朝升品级的衙门，均恢复至世祖忽必烈朝所定旧制。”随后又敕令中书省主持裁撤武宗朝新增设的多余部司，各方矛盾难以调和，人员难以裁撤，随即诏令中书省按照世祖朝至元三十年的旧制，核定大都各衙门的官员员额设置。

民人言：不在其位，不知当家的难处。治理国家一样，旁观者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都有其存在的隐情和摆不到桌面上的逻辑。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才深切地感受到，杜绝近侍干政和官员冗滥的问题，不是他之前做皇太子时看到的那般简单——这是自太祖成吉思汗以来形成的蒙古旧制，当时蒙古人主要在蒙古高原征战，兀鲁斯、部落的管理相对比较简单，大汗身边的怯薛近侍既充当仆人的角色，又充当传令官、断事官、掌印官的角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怯薛近侍是大汗控制在外将领的主要力量。这种背景下，自然而然地赋予怯薛近侍诸多的权力，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元世祖忽必烈按照汉法治理模式建立大元帝国后，对于怯薛近侍的权力有所限制，按照汉法的模式建立了选官之法，用以奖惩、褒抑官员。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感念那些随他在漠北征战近侍的辛劳，在某些方面对于近侍的限制有所放松。元武宗海山即位后，内心对于汉法治理模式有抵触、有隔阂，意欲恢复草原旧制，对于近侍的权力不仅不加限制，而且私开了许多口子，近侍越过中书省直接奏事、直接给行省下诏书成为常事，法度之乱无以言表。

至大四年（1311年）末，已经恢复九个月的中书省臣上奏：“武宗以来，内侍自任，内宫私授官员几为常态，内宫、外廷官员的选授非常混乱，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清理的地步。有的官员任期未满，无故遭到更换；有的官员越级被授予官阶；有些被裁撤的衙门重新设置；僭越授以国公、丞相之职者比比皆是……这些现象中书省竟然事前无所知晓，实为天下奇观。”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闻言，问道：“有什么具体的事件？”

中书省臣回复：“中书省经过清查，今年以来皇室内廷私自降旨解除、晋授官员有千余人，内中有无欺骗造假，又怎能知晓。目前官员的选择法度之乱，非常严重，后患无穷。”

元仁宗闻听奏言，异常愤怒地说：“凡内廷降旨，一切均无执行。”说归说，但对于自己的母亲弘吉剌氏·塔济所下的旨意，爱育黎拔力八达还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默认。

皇庆二年（1313年），御史台上奏了三件事，一是富豪之人领有特旨，滥授官爵问题依然存在；二是徽政院、宣徽院用人核审缺失度，所用之人多是罪废之流；三是近侍多以生活贫苦为由，纷纷上奏请赏。元仁宗此时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即位之初的决绝态度，只是应付性地口谕要坚决杜绝，再无下文。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延祐五年（1318年），礼部奉旨铸造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官印竟达36颗，汉制古之三公之职 “皆论道经邦者”，蒙元初期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建元以后又设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属，后皇太子东宫亦常置三师、三少，均不常置，人、品或混，或开府或不开府。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自国王木华黎始，后为三公者皆国之元勋。如此糟蹋“三公”官爵，令人叹为观止。

元仁宗才不得不板起脸来，连续出台一些强硬的举措。

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仁宗敕令：“按照文官、武官、内使、司天、太医、教坊建立散官制度，朝廷内侍，今后只授内廷官职，不再授予文职官阶，即制定了内廷和外廷两套官职体系。” 随后多次申饬禁止内侍诸司越过中书省奏请朝政事宜，诏令有司“凡隔越中书省擅自上奏请旨者，按照条律治罪。”

延祐六年（1319年）九月，御史台上奏：“近因受宠幸而得官，因行贿而免罪现象突出。恳请陛下降旨整饬法度，朝廷内外官员，除勋旧而又声望者，不得擅自越级晋擢；逍遥法外之贪赃官吏，重新审理，严惩不贷；禁绝贪腐受刑官员出入内廷，觊幸名爵……”仁宗全盘采纳了奏请。

此时，仁宗即位之初大刀阔斧、声势浩大的变革已渐渐降温，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些事多与他的母亲弘吉剌氏·塔济有关，还有一些是蒙古旧制家国不分、宗王共治带来的。

对于滥赐问题，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深知滥赐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延续对诸王、勋臣的赏赐制度。财政是国家运行的血液，诸王、勋臣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哪一个他都不愿放弃。

即位之初，元仁宗即诏喻太府监的大臣，要求他们加强对财用支出的管理。他对太府监的官员说：“惟财用充足方可养万民、给军队，务要强化财用支出管理，所有开支须经朕允准方可执行。”

收紧太府监财用管理的同时，仁宗不愿惹诸王们反弹，也没有废弃沿袭的大肆赏赐旧制。即位后的第一次诸王朝会，为了表示对诸王拥立感谢，仁宗也按照以往的习惯，对诸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赏赐，累计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对于那些参加朝会迟到或因故未到者，也进行了事后补赏。总之仁宗对于诸王、宗亲、驸马、公主还是比较仁慈、亲近，这一方面拉近了感情，另一方面也使这些人的欲望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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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执政十年，对诸王、勋臣的赏赐不断，只是赏赐的额度比哥哥元武宗海山缩减了不少。

到了仁宗执政的中后期，他的老师、时任中书平章政事李孟上奏劝谏：“钱粮者，国之根本。世祖朝量入为出，崇尚节俭，故府库充实。今者，朝廷年开支600余万锭，别有工程建造百余处，耗用百万锭，内廷降旨私赏300余万锭，漠北边疆镇戍军费六七百万锭，国库仅十一万锭。如此孱弱财力，何以应对庞大的的开支？凡非急用，宜应停支。”

仁宗深知，老师李孟的一番苦心，遂诏令停止了一些非必要的工程，对于内廷的耗用也作了限制。

元仁宗此时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即位之初的决绝态度，只是应付性地口谕要坚决杜绝，甚至对于御史台、中书省官员没完没了的耳边聒噪，有时不免会流露出片刻的不满和恼怒的情绪。

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的精神、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情绪也会不由自主地激动。时御史台官员上奏：“陛下近赐布尔罕丁山场、完者不花海舶膏腴富户的税收，都是十万锭，对于那些贫乏艰难的诸王的赏赐也是这么多，若不适度限制，国库空虚必成常态，百姓生活将益加贫困艰难……”看到仁宗没有任何表态。在场的中书省官员不识时务地附和：“御史台所奏皆实情，如不整饬，朝纲益乱，法度益颓……陛下如不整饬，不知如何理政，祈请罢黜中书省臣，另请高明……”

仁宗认为中书省和御史台官员是借机逼宫，没好气地说：“该怎么做，难道我自己不知道！说这么多有什么用，你们自己尽职履责了吗？”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一方面对所有人宽厚仁慈，礼遇有加，另一方面又是主张以法度理政的人。对于近侍、诸王问题的治理，也是按照依法治理的思路寻求解决方法。

蒙元时期的法令、律例，多以大汗或皇帝某具体事件发出的号令、条格或处理办法，不同层级政府均有条格、律例簿，遇到难以解决的事项，则在旧条格、律例簿中“按例寻法”，簿中有记载则按旧例执行，簿中无记载则比拟或临机提议施行，同一事件不同地域的处理方法、尺度差异很大。随着国家疆域面积和统治区域的扩大，朝廷就具体问题颁发的条格、律例越来越多，新旧相悖，冗杂重复成为现实。这种“依例定法”体系的混乱，带来的是法律体系的混乱和行政体系的混乱，也给官吏“任情玩法”提供了可能。

仁宗即位之初，就诏令中书省拟定条格：

一是禁止诸王、驸马、权臣、豪绅私自占据山场，私征百姓打柴、开垦租金；

二是禁止诸王、驸马经过州郡索要财物，雇佣或购买百姓物品须即时给价付讫；

三是罢撤诸王私设断事官，凡蒙古人犯盗窃、欺诈等罪，悉由所隶属千户审问；

四是罢诸王、勋臣营建私第；五是禁止诸王私自到各地宣旨；

五是禁止诸王私自派遣人员收取封地租税；

六是禁止诸王、驸马、勋臣等权势之人加价私自经营盐业，扰乱盐市；

七是改变诸王封地达鲁花赤自任旧制，由朝廷委任流管充任，诸王可指派副达鲁花赤。

这些条格看似完备，但执行的难度之大超乎想象，遇到的阻力与反弹也超乎想象。到了延祐四年（1317年），仁宗也不得不向诸王、驸马、勋臣妥协，允许他们向朝廷推荐、指派封地的达鲁花赤。延祐五年（1318年）四月，仁宗敕曰：“安远王畴罕分地隶建宁者七县、汀州者三县，达鲁花赤听其自辟。”

元仁宗老师李孟任中书平章政事期间，对朝廷所行的各个时期格例组织进行了类集折衷、整理增删，按照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分类成编，以期统一法制。成编后仁宗命中书省汉、蒙老臣进行了审定，种种因素所限，仁宗朝并未颁行，但种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种子，为英宗朝颁行《大元通制》打下了基础。

对于元仁宗执政期间的这些变革，以及遇到的问题，拜住始终在观察，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思考。

元仁宗即位后的第五年，即延祐二年（1315年），14岁的拜住被擢升为文官正二品的资善大夫，官职为太常礼仪院使；两年后又进文官从一品的荣禄大夫、官职为大司徒；次年再进文官从一品的金紫光禄大夫；不到一年又加文官从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

拜住的官阶，五年时间从正品晋升为正一品，除了其先祖孔温窟哇济马救汗所建立的“戚里”之缘、国王木华黎无人可及的功勋，曾祖父霸都鲁、祖父安童丞相、父亲兀都带与皇室非同寻常的亲缘，还有其超乎常人的见识与治理之才。

对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执政理念，拜住极为认同，但也深感仁宗的不易，尤其是皇太后弘吉剌氏·塔济对于朝政的干预，使仁宗的诸多治理和变革大打折扣，甚至是流于形式。

仁宗的母亲弘吉剌氏·塔济，在元武宗朝虽也受到尊崇，给予皇太后地位，得到了大量的赏赐，也时常传懿旨干预朝政。但因其与元武宗十多年分隔两地，亲情远不如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亲近，加之武将出身海山的强势与剽悍，在武宗朝有所收敛，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元仁宗即位后，弘吉剌氏·塔济认为自己与二儿子曾经同患难过，在其最为艰难的时刻又站在一起，尤其是在事关皇位继承问题上他始终支持小儿子，如今小儿子做了皇帝，她不再约束自己的言行，开始肆无忌惮的干预朝政，时常私自降懿旨授与或者除降官员，赏赐官员、诸王财物，全然不顾忌儿子对于内廷、宫室、皇亲、诸王、勋臣、近侍的限制。

皇太后弘吉剌氏·塔济与铁木迭儿的关系，是元代中期一对特殊的关系，也是元仁宗至元英宗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根由，甚至是“南坡之变”背后的特殊存在。而正是这一特殊存在，导致了元朝中期唯一一次中兴之梦的破灭，自此元朝走向下坡路，一路下滑，直至无奈退回漠北高原。

皇太后弘吉剌氏·塔济对于仁宗朝政的干预，主要手段就是对于一批崇奉蒙古旧制势力的提拔与任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势力消弭或阻碍了元仁宗的“延祐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