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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珩答福保族弟

时间:2015-10-28 21:26来源:未知 作者:史美珩 点击:
史美珩答福保族弟 福保族弟: 你于8月9日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因忙于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挤不出时间,今日特作如下答复。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多,所以归纳为以下七个问题:
 
史美珩答福保族弟
 
福保族弟:
你于8月9日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因忙于四明史氏宗谱的编辑,挤不出时间,今日特作如下答复。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多,所以归纳为以下七个问题:
1、该不该尊重宗亲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
2、《侯庙重建记》该不该有火生会长的名字?
3、删削我的《前言》,该不该与我商量?
4、究竟是谁“毫无自知之明”?
5、福田先生是不是“开创现代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的老人?
6、谁该负法律责任?
7、为什么我到今天才提这问题?
 
一、该不该尊重宗亲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
 
编辑大同谱,是研究会决定的一件大事,亦是溧阳侯子孙二千年一遇的大事。为了编辑大同谱,全国各地的史氏宗亲,满腔热情,找谱的找谱,修谱的修谱,费心劳力,无私奉献。他们把历尽千辛万苦找来的宗谱和修好的宗谱送到溧阳来,已逾二百多部,这是史家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壮举,是研究会的一宗巨大精神财富,一宗巨大的物质财产。不少宗亲把宗谱和根据编写大同谱的要求整理好的资料送到研究会来(有的还是电子稿),送来时都是有名有姓的,有的还印有自己的照片、自我简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说明:这是他的劳动成果。所以研究会在使用这些宗谱和资料编撰大同谱时,应该尊重宗亲的劳动,注明这宗谱是谁提供的,这资料是谁整理的,引用别人的文章时要注明作者与出处。但福田先生的大同谱初稿都没有注明。这个问题我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地讲,这么做不行,要尊重宗亲的劳动,尊重知识产权。合肥开会时全生教授也强调这点。但福田先生就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几乎对所有使用宗亲的宗谱资料和引文都不署名。人们见到的只有他福田先生的大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部大同谱全是他福田先生的劳绩。对此各地宗亲的意见很大。为此我在《编谱十大原则》举例时指出这个问题。
你为福田先生在“总卷”的内容不注明出处作辩护,找了三条理由:
一是说:大同谱总卷的编写体例第九条就已注明;“本谱叙述内,除取自各分支谱外,还有摘自《中华姓氏谱·史姓卷》及《史氏千秋》等资料作为蓝本”,所以大同谱“总卷”的内容就都不必加注了。
这的确是个高明的解析。人们一听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是啊,他在编写大同谱的体例里已经讲了嘛,你还有什么好揪住不放呢?
这里我要指出:劳动成果与知识产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空洞的;是明晰的,而不能是模糊的。你说总卷的内容取于各分支,史氏的分支谱很多,你采取的是哪支谱呢?你说总卷的内容有的摘自《中华姓氏谱》、《史氏千秋》,总卷中哪些内容是摘自《中华史姓谱》,哪些内容是摘自《史氏千秋》呢?你要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嘛!你不能把具体的知识产权问题抽象化、空洞化,把本来明晰的产权模糊化。你把别人的东西抽象化、空洞化都不注明、署名,而福田自己写的却很具体、很明晰,如《溧阳侯庙墓志》是“溧阳侯六十世孙史福田”署名的,他写的《后记》也是“溧阳侯六十世孙史福田”的署名。这一具体化与空洞化的东西掺和一起,这就给人一个错觉,以为这大同谱全是福田先生的劳绩。
第二,你为福田先生辩护,说编写体例里已经讲了在分卷中有各分支的叙述内容都单独立了一项“修谱情况”。所以大同谱总卷的内容就不必注了。
这是诡辩!总卷是总卷,分卷是分卷,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东西,“总卷”里本该注明的内容怎能跑到“分卷”里去呢?总卷差不多史家都想买,但分卷就不一定。四明支的会买溧阳支的吗?溧阳支的会买四明支的吗?何况总卷中“史姓一家卷”中那些谱,如武阳侯的、或不知自己是哪一支的这些谱,如山东莱阳谱、潍坊昌邑谱、烟台谱、观城谱,安徽凤阳谱、来安谱,史墨卿主编的青州谱,辽宁海城谱,你“注”到哪儿去啦?分支谱里有吗?
第三,你为福田先生不给宗亲送来的宗谱资料署名作辩护,说“你的《中华姓氏谱·史姓卷》不也都是从各地宗谱中抄取来的吗?你注明谁的了?”
这太荒谬了!我的《中华史姓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自己从“春秋三传”、二十四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各省的省志、各地的府志、县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查出来的。当时根本不象今天这样网上可查,也没有什么宗谱。当时我向全国各地有姓史的地方单位发了五十多封信,讯问他们有没有宗谱,只收到三个人回信,一是溧阳埭头镇的史美奇,说我们这里没有谱。一个是青海西宁的宗亲,说我们来此已三代,不知何处迁来。还有一个就是湖南的史允美,他详细地给我回信,并寄来几页宗谱复印资料,我当即寄三百元给他表示感谢。在当时的情况下,找谱真是难哪!“千卷易得,一谱难求”!后来得知上海图书馆、全国各大专院校可能有谱,因此通过我私人的关系,如老同学、老同事、外甥、外甥女,给我到各图书馆去查找、抄录与复印,有些谱则我自己去图书馆抄录,因为有的图书馆只许阅与抄,不许复印,那就只能抄。把资料抄来后,还得归纳分类,分析整理。
你说我的资料是抄的,没注明谁的,所以福田先生抄宗亲送来的宗谱和资料也是不用注明的。
这是典型的混淆视听。你混淆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我的《中华史姓谱》是个人的行为,而福田先生编的大同谱,是研究会(集体性)的工作。当年我找来的资料,都是我自花钱花力的,福田先生编的大同谱的宗谱与资料,是各地的宗亲花钱花力的。《中华史姓谱》内所有的资料和内容表述,是经过我自己筛选、分析、考核、整理的,而福田先生大同谱所用的资料,许多是各地宗亲根据大同谱的要求编辑整理好的。怎么能把我个人编著的《中华史姓谱》和研究会众宗亲共同努力编著的《大同谱》相提并论呢?你把《大同谱》看成是我《中华史姓谱》一样的东西,岂不是把《大同谱》看成是史福田个人的东西了么?
这里我要声明,我的《中华史姓谱》里所有人物人文的篇章,都不是“抄”自原著,而是经过筛选、翻译、参阅有关史料、最后用自己的语言“编写”出来的。象“史氏之最”、“史氏之相”、“史氏之将”等等人物的编写,是经过历史人物的纵横对比比出来的。又如“刚直不阿、忠勇为国”八字传统作风,是通过研究分析从西周至现代上百个史家代表人物的事迹与历史评论,对比其他姓氏家风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我的《中华史姓谱》是国家正式出版的,是有知识产权的。你抄《中华史姓谱》的东西而不注明出处就构成侵权。
当然,你也许会说:你是总主编,难道用你的资料还得注明吗?
我说是的,该注。因为这里还有个读者知情权问题。有些读者要问:“这是谁的文章?”“哪儿来的资料?”他要去查或联系作者本人。你不注,不规范。人们还以为全是执行主编的呢!
 
二、《侯庙重建记》该不该有火生会长的名字?
 
侯庙重建是研究会决定的一件大事,亦是溧阳史氏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作为研究会的秘书长,理应在《侯庙重建记》里详详细细地记述侯庙重建的全过程,如侯庙重建中的地基问题、经费问题、规划问题、具体工程建造的监管验收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有“人去解决”的。但在福田先生撰写的《侯庙重建记》里,没有一个史氏宗亲的名字,连领导侯庙重建的全过程、为侯庙的重建鞠躬尽瘁、付出了自己全部心血的火生会长的名字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只是辉煌的侯庙里,到处贴着福田先生的对联,似乎这整个侯庙的重建都是他福田先生的。
福田先生在这里所用的,是只写“结果”(桃子)而不写“过程”(种桃人)的障眼法,使人们见到的只是“桃子的漂亮”,而忽略了“种桃人的辛苦与艰难”。历史上哪有这种手法写“祠堂重建记”或“侯庙重建记”的!任何一部宗谱的修祠记、修庙记,毫无例外地都详详细细地写过程,如是谁倡议的,谁组织的,由哪些人参与,地基问题怎么解决,经费如何筹措,施工材料何人督办等等,最后大功告成了,开庆祝大会,演戏,给有功之人披红戴花,给有特殊贡献的人挂匾等等。
凡是在建修宗谱、建修祠庙中对祖宗有功的人,都要在宗谱留名,示范后代,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规矩。福田先生编的大同谱,他所撰写的《侯庙重建记》中,除了他福田,有一个史家对祖宗有功的人的名字吗?
你说十多年来,“火生会长和福田秘书长二人一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主内主外,配合默契,才有今天的成就与辉煌”。是啊,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个太阳。但在《侯庙重建记》里,怎么只见“内”而不见“外”,只见“福田秘书长”而不见“火生会长”,只见一个太阳了呢?这不是“掩人之功,掠人之美,贪天之功为己功”吗?你在信里采取转移视线、反客为主、以攻为守的手法,不但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诬我“挑拨离间”,使用“反间计”,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做人是要有良心的。君子爱名,但求之以德。不能缺德!你问问自己,侯庙重建这么大的工程,不写会长的功德,你良心上过得去嘛!我是打抱不平!
 
三、删削我的《前言》,该不该与我商量?
 
福田先生在未同我商量的情况下,对我写的《前言》增添了一句和删掉了好几处,对此我在《编谱十大原则》里提出:对别人的文章,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擅自删削。
你为福田先生擅自删改我的《前言》作辩护,说我的“前言”文章太散、不集中,缺乏高屋建瓴之势,力量不足,还有语病,次序乱,颠三倒四,“很多人认为你的“前言”质量太差,根本就不能用”
对我的“前言”作这样的评价我毫不介意。由于各人的水平不同,站位各异,对某一文章的评价,学术界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当了多年浙江省学术职称的评委,见得多了。我心里坦然,不足为怪。问题在于:不管我这篇《前言》写得怎样,你要改,就得同我商量,不得按照你的意图任意删改,改了后又用我的名字发表。你知道什么叫“文责自负”吗?如果你把错误甚至反动的观点加到我的文章里去,这岂不成了栽赃吗!所以,你认为不行,可以不用。若要用,要改,必须征求我的意见。不能用我的名义去推销你的观点。
我的文章有毛病,有的地方有差错,你给我指出来,我虚心接受,非常感谢。但是,有些删改你是不知情的,不正确的。
 
(一)关于史大奈
 
关于史大奈,他是个少数民族一员勇将,为唐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们史家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要知道,少数民族在我们史家中占很大的比例。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就有91万,史氏中怀泽郡王和窦国公这两大少数民族的后裔很多。大同谱的“史姓一家卷”里就有少数民族。为什么要把我“前言”里这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删掉?
 
(二)关于史立和史谌
 
关于西汉时史立、史谌这两个“反面”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举这两个人并把它同正面人物一起讲吗?
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研究会有位领导人看了我的《中华史姓谱》后,到处讲我们史家的官吏都是清明廉洁的,没有一个贪官。我心想坏了,他是被我那本书误导了,因为我那本书讲的都是正面的官吏,没讲反面的恶人。所以我在《前言》里刻意讲了这两个人。要知道这两个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讲的。自西周以来,史家的反面人物不少,有自称“真命天子”、聚众造反而被诛的,有对衙门作事不公而聚众对抗而下狱的,有任皇帝的“警卫班长”参与政变刺杀皇帝后升为州官的,也有史立这样参与了冤案的制造害死人的,还有史家中唯一的皇后(王莽后)的父亲史谌。经过反复考虑与筛选,我决定挑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从政治表现的性质说,一个是与史丹相对的,一个是同史崇相对的,一反一正。并且特地把他们和正面人物放一起,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反常的逻辑结构,触动一下人们的正常思路,引起警觉:史家有坏人哪!不都是清官!在社会两大派系斗争中,史家也是一分为二的。
事实上,我已达到了目的。有的宗亲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这前言写得很好,过去我根本不知道王莽的皇后是史谌的女儿,史家中也是有人支持王莽的;不知道西汉王朝竟有史立这样的坏人。
古人云:文章当为时而作,文章当为事而作。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背景,所以说我这文章颠三倒四,并把它删掉了。
 
(三)关于史惟则史怀则
 
福田先生把我《前言》中的“唐玄宗时的史惟则、史怀则两大书法家”改“后晋时的史惟则、史怀则”。这就不对了。
我是四明史氏,对始祖惟则的情况特别留心。四明宗谱对惟则、怀则的论述与唐玄宗时的惟则、怀则一模一样。当时我就怀疑,世上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是否有“攀附”?因此我就去查。我查了《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结果只查到唐玄宗和肃宗时有史惟则、史怀则,是书法家,与韩择木等名家齐名,没有一部史书和辞典讲“后晋”有史惟则、史怀则两个书法名家。我之所以写“唐玄宗”而不写“后晋”,是因为史上无据!你把我写的“唐玄宗”改为“后晋”,根据什么?
 
(四)关于大同谱总卷的内容
 
福田先生在我《前言》里讲到大同谱《总卷》的内容里,加进了“以及各分支的概况”八个字。别小看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可把溧阳、四明、吴中、真定等等各支的精华全吃掉了。你“总卷”把最好的东西都吃去了,“分卷”还怎么做?这么重大的修改,为什么不通知我这个总主编和各分支的分主编?2012年,当我接到大同谱总卷的初稿时,“木已成舟”。福田先生在未经编委会的讨论同意下就这么干了。说实在当时我非常生气,这还要我这个总主编干嘛!所以2012年溧阳冬至大会时,我在大会上发了半小时的言,大声疾呼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产权后吃了饭就走了。我没参加当天下午大同谱总卷的评审会。
2013年在合肥召开大同谱总卷第二次评审会议时,我在会上提出两大问题:一是总卷与分卷的关系问题。你总卷把分卷的主要内容都做去了,分卷该怎么做?二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产权问题。强调使用宗亲的劳动成果一定要注明
就在这种情况下,福田先生提出要我修改大同谱的《前言》,我拒绝了。我说这是历史文献,一字不改。要不我就写个《续前言》。在《续前言》中我公开声明我这个总主编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在的“总卷”全是会长和秘书长的功劳,我“绝不贪天之功为己功,掠人之美”,“我有责任向宗亲说明这一点”。结果这《续前言》石沉大海。你信中说我“非但没有作些修改,反而增添了一大堆不大相关的内容。”
现我把《续前言》作为“附件”公布。
 
(五)编谱要不要坚持“讹者正之”的原则?
 
我在《前言》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写历史的人往往是带着主观的“观点”的,在对事实真相的取舍、描述与评论上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颠倒黑白,自相矛盾,双重标准。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予以辩正,这同样是我们修谱者应尽的责任。从我们史家来说,如何正确评价南宋史家三相和元朝的真定史家就是个突出的问题。”
这段话的实质,就是我们老祖宗编谱时必须遵循的“新者增之,缺者补之,疑者存之,讹者正之”的“讹者正之”原则。福田先生把它删掉了,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修谱要不要坚持“讹者正之”的原则问题。福田先生一再强调他是“述而不作”。即对某一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时,我只把各种不同意见摆出来,但不表志。但他把老祖宗同时强调的“讹者正之”的原则丢掉了。所以他的指导思想上就是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为三相正名具体问题。
要不要为南宋史家三相正名问题,这是我们这代人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说史浩是秦桧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一文公开发表,至2010年为史弥远翻案的《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真相研究》公开出版,这是我们这代人对统治了七百多年的传统观点的巨大突破。
被删的这段话就是这段历史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我的《前言》中这段话被删,实际上是表露了福田先生对我们四明史氏为三相正名的态度,暴露了他的心声。但是你在信里同样采取反客为主、以攻为守的手法,不但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而用“你毫无自知之明”这一句极其阴毒的语言反唇相讥,这就逼得我非讲讲究竟是谁“毫无自知之明”了。
 
四、究竟是谁“毫无自知之明”?
 
你为福田先生任意删削我的《前言》作辩护,说那是因为我的《前言》“质量太差”,说我“毫无自知之明”。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赞”。
是的,世上“无自知之明”的人很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自己的长处与短处,知道自己的实力与份量。
我出生在浙江东阳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是中学生,乡村教师。我从小就以过目不忘闻名乡里,五岁就背《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里的许多名篇。初中、高中、大学,一直是优等生。在北大,别的同学外语该学二至三年,我一年就过关(一万单词,一小时译专业书一页)。整个年级仅我和黄建武两人。因此我比同年级的同学多两年(每周6-12小时)选修其他系课程的时间。(我选了中文系、历史系、西语系、法律系等系的基础课。)毕业时我是班里五篇优秀论文之一。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天天学习,与时俱进。
我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坚信真理的客观性,所以我历来敢于向权威挑战,破旧立新。
(一)我挑战毛主席的“主要矛盾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抓住这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的观点,提出了考虑问题、分析矛盾、解决问题时,必须坚持“系统联系与基本环节的统一,综合平衡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这是哲学界对《矛盾论》的首次突破,这是个关系到我们党的工作方法论的大问题。论文原题目《主要矛盾任何时候只能是一个吗》,后觉得太敏感,改为《列宁抓一个主要环节的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光明日报》发表,《新华文摘》(1984年第6期)全文转载。
(二)我挑战军科院院长、中国研究孙子兵法的权威、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的历史观是“反动的历史唯心史观”的观点,提出《孙子兵法》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朴素的唯物史观。《如何评价<孙子兵法>的历史观》一文,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发表,军科院出版的《中国军事年鉴》(1988年)以特大篇幅介绍,这是解放以来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研究的一大突破。同时也突破了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确信马克思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思想禁锢。
(三)我挑战社会最敏感的问题——康华公司和总书记儿子搞“官倒”,把这种现象上升为理论,《权力资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怪胎》一文,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989年6期)以重点文章发表。我是“权力资本”的概念与理论的创始人。此文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四)我挑战我自己,要把中国古代的所有兵书读完,总结出一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人类普适的“兵家韬略”。本计划1978年起步,八年完成,结果搞了十六年,到1993年正式出版专著《古典兵略》,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专家评定“该书为中国古代兵学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发表题为《中国古代兵学的“上乘之作”》的书评,台湾中央政治大学把它列为“战略学”的教材。
(五)我第二次挑战自己,要为我史家总结出一部高屋建瓴、统观全局、系统全面、简洁扼要的“史姓谱”。从1994年开始,耗时八年,终于将我们名列第80名的史姓,挤上中国史学研究会的重点项目:“中华姓氏谱”前30名之内出版,为史家争到了荣誉。
(六)我第三次挑战自己,要为南宋“史家三相”正名。这是对七百年来的历史学权威挑战。我在方法论上突破,不光是对传统的一些假命题辨真,而是从“是不是被掩盖了丰功伟绩”入手,搜寻到大量被掩盖的历史资料,如史弥远领导的“八年抗金”,将金人打得“十不一存”;收复河北、山东,使南宋的疆土和国力达到顶峰等史实。在传统势力层层封锁的情况下,依靠友人、族人,特别是山西富泉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冲破七百多年传统的重压,在2010年冬《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浪网站播出。
(七)我第四次挑战自己,在有生之年,把四明史氏宗谱做好。自2011年以来,我整理了四明史氏五十多部宗谱的序言、凡例、宗规、家训、世系图表、功德寺庵、墓志碑铭、诗词歌赋,差不多每个字都得化繁为简,读文断句,破解了古藤宗谱被异化为诋毁老祖宗的舆论阵地的原因等等。虽然病魔缠身,但我顽强坚持,现已进行扫尾。
(八)我受过高层理论宣传实战的考验。我到过国家政治理论宣传的高层。1990年,我国面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西化、分化、自由化的思潮,我被国家教委从浙江师范大学抽调到北京,参加由陈云的秘书邓力群直接领导的理论宣传工作班子,参与者有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当代思潮》主编段若非、国家教委书记何东昌、求是杂志主编有林、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耿、前中宣部副部长、《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等等。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聚会一次,畅谈国内外形势。谈完就在《求是》杂志社的餐厅共进午餐,餐后各自回家。我们共组织了两次宣传讲座。一次是宣讲1990年中宣部的《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我的任务是撰写与宣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一次是199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我们在五月底拿到第五稿,要求六月底出书,与“七一讲话”同时发行。我的任务是撰写和宣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这两个讲座都由中宣部、国家教委、全国总工会发红头文件,作为全国各地本系统干部学习的教材,并有共青团中央音像出版社出版录像。
我们这些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年龄参差不齐,但都有共同的语言,“所见略同“。这两年的锻炼,不但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我自己。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很有底气。我是北大的知名校友。这个“知名”,不是浪得虚名。我为人低调,从不犯人。但在捍卫真理问题上,我毫不含糊。你口出狂言,说什么“福田先生十多年”来如何如何,“我决不许容许任何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我要问你:你算老几?福田先生又算老几?你有自知之明吗?你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吗?相对于庞大的由几十部经典著作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你是个文盲!你坐井观天,自以为天下无双。说什么“我决不容许任何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太可笑了,毛主席还要被人家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呐,何况你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溧阳侯子孙几十万,人才济济,你算老几!
你太无自知之明了!
 
五、福田先生是不是“开创现代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的老人?
 
你吹捧福田先生是“现代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开创人”。我问你:这个头衔是你封的还是福田先生自封的?什么叫“开创”?福田先生“开创了什么?
①从宗谱的角度说,解放后我们溧阳史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早新修谱的是1962年史开书的贵州《史氏家谱家事》,尔后依次是贵州1963年史开书的《京兆系》,1971年贵州史国华编的《四大房家》,1984年由史良懿、史美梁修的《贵州族谱》;河南有史孝先、史友军于1986年编的《商丘史氏宗谱》;湖南有1993年由史允美等人修的湖南史氏宗谱;浙江有浦桥史久煜、史久炎于1998-2000年修的浦桥史氏宗谱;河北、江苏有史淑杰、史建民于1999年修的《史氏宗族概况》;山西有史有昌于1997年编的《史氏家族文化考证》。福田先生参与编辑的溧阳谱已经是2003年,比前面的例证都晚。他有资格称“开创”吗?
②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说,公开出版著作的有我的论文《从史氏家训看封建宗族教育》(1998年《浙江师大学报》,《新华文摘》摘要。)《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2000年《浙江师大学报》)、《史嵩之起复问题探》(《宁波大学学报》)、《中华史姓谱》(2002年)、《是奸相还是能臣——史弥远历史真相研究》(2010年)、有史美露的《南宋四明史氏》(2005年)、全生教授的《史贻直评传》(2012年)、洪禄的《史仲彬与建文帝》(2013年)、台湾史墨卿教授的《史氏谱书》(2010年)。最早辑《中华史氏进士录》的是史攀主编的《贵州史氏族谱》,史洪桥辑录。福田先生有什么?他能称学术研究的“开创”者吗?
③从研究会组织的角度说,2004年筹备成立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时,有秘书长史福田吗?别忘了,秘书长是河北沧州的史淑杰!
试问有哪一项是由福田先生“开创”的?
这里我还要指出,从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氏宗谱来说,最早用横排的形式编世系图的,是浙江史久煜主编的浦桥史氏宗谱。二00五的《史氏千秋》那世系图是抄浦桥的,没注明。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方面看,福田先生都没有资格领受“现代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的创始人”这顶桂冠。从“研究”的角度说,福田先生还没有登上“研究”这个档次,他对有关学术论文的一些基本常识和基本规矩都不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的眼光是多么狭隘!你只看见你们埭头这几个人,根本看不到溧阳侯的子孙分布有多广,人才有多多!你夜郎自大,想自己什么都是老大!
 
六、谁该负法律责任?
 
你信中讲,“更有甚者,你发表《编谱十大原则》后,接着又增加要求在第五条加上‘如有人利用研究会编辑大同谱之机,利用他掌管各地宗亲送交研究会的宗谱之权,抢先利用这些宗谱和各地宗亲按大同谱要求整理好的谱稿,攫取其精华,编辑成册,抢在大同谱出版之前以自己的名义正式出版,这很不地道’。这是在说谁呀?谁这么做了?出的什么册子?说说清楚呀!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造谣诽谤,不仅仅是‘很不地道’,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问题我本不想捅开,留有余地。既然你打上门来了,逼上梁山,那就摊开吧。我指的就是福田先生参与主编的《史氏千秋》。
我想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全国各地史氏宗亲,送到研究会来的史氏宗谱和按大同谱要求整理好的资料,是研究会所有的“公有财产”还是“福田先生个人的私有财产”?如你承认这是研究会的公有财产,而不是福田先生个人的私有财产,那末那就得确认:福田先生的权力和责任是保护好这笔财富,做好“大同谱”。在“大同谱”没有做好出版之前,不能移作他用。
现在的情况是,福田先生把这笔财富移作他用了。他拿去编《史氏千秋》。他是《史氏千秋》的主编。
《史氏千秋》的另一主编是南京的洪禄。洪禄最近几年来花了几万元的差旅费,东奔西跑,搜寻并整理了许多史氏宗谱的资料,这属于他个人的劳动成果。他用他辛苦血汗换来的资料出版专著或《史氏千秋》,无可厚非。
早在2005年,洪禄和福田共同刊印《史氏千秋》,当时双方都是拿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行合作的。但2005年研究会成立决定编写中华史氏大同谱之后,两人的身份变了:洪禄还是洪禄,但福田已成为研究会的掌管全国各地宗谱与资料的“大总管”了。他手中有的是全国各地宗亲送来的宗谱和整理好的资料。他就是凭这些宗谱与资料去担任《史氏千秋》的主编的。这里我要声明:当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编《史氏千秋》,至今也没有看到公开出版的《史氏千秋》。
福田先生的如意算盘是:他带着研究会的宗谱资料(包括他利用宗谱加以整理的资料)和洪禄等一起,整出一部按大同谱要求的谱稿,一方面在《史氏千秋》上公开出版,另方面又在《溧阳大同谱》公开出版,一稿二用。(请注意:学术界是严格禁止“一稿二用”的,因为这涉及版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但《史氏千秋》在“大同谱”前公开出版了,这就让《史氏千秋》比大同谱早一步取得知识产权。这样,本该属于研究会的大同谱的知识产权就流失了
这就意味着,“大同谱”刊出与《史氏千秋》相同的内容时,必须注明“引自《史氏千秋》第几页”,否则就是侵权。
今日洪禄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这里有两个关系问题:
一是研究会同福田的关系问题,研究会应该追究本应属于研究会的知识产权怎么变成《史氏千秋》的产权的原因,是研究会对“大总管”的权力没有监督而导致“公有财产”流失。这属于“权力腐败”。因此,研究会应追究“大总管”的“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责任,并追回被监守者侵吞的产权,公开宣布史福田在《史氏千秋》上的那些知识产权不属于福田所有,而是研究会。
另一个关系就是研究会与《史氏千秋》的关系问题。研究会应承认“大同谱”中刊载的、属于非福田从研究会带去的那些内容,因为没有注明出处,属于“侵权”。由于总主编与总监审此前已明确指出必须注明出处,但执行主编拒绝执行,所以造成这种侵权的责任人是大同谱的“执行主编”史福田,史福田应承担法律责任
福田先生本来是想利用这个两千年一遇的机会,“一箭双雕”,既获得《史氏千秋》主编的大名,又取得“大同谱”执行主编的大名,其结果却获得了“研究会公有财产流失的责任人”和“侵犯《史氏千秋》知识产权的责任人”两个“美名”。
这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七、为什么我到今天才提这问题?
 
你信中为福田先生诉苦,说“福田先生十多年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辛勤工作……”而我却在总卷出版已近两年,分卷出版已一年后的今天。因改了我的《前言》伤了我的自尊,所以在《编谱十大原则》对他进行“恶毒地攻击”等等。
我告诉你,福田先生的问题之所以拖到今天,从我主观原因说,是因为我近两年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该住院治疗。但我总想抓紧时间把四明史氏宗谱做好,无暇顾及其他。从客观原因说,是福田先生的面貌,至溧阳分卷第三册的《溧阳侯庙重建记》才完全显露。我们这代人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溧阳史氏大同谱,二是侯庙重建。大同谱总卷的功劳他拿走了,侯庙重建的功劳也收入他的囊中,全是他的了,面貌完整了。谁都没想到,多年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现象的背后,其本质竟是这个东西!
溧阳侯的子孙不傻。对福田先生在《大同谱总卷》中侵权之事早已了然在胸。只是碍于他这么大年岁,也就不便向他问责。但不问责不等于他没有侵权。一年过去了,他看看天下无事,因此最后就把侯庙重建中火生会长的功劳也拿了。他以为“生米煮成熟饭”,从此流芳百世,谁也奈何他不得了。但他忘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哲理: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变化,超过了临界点就产生“飞跃”。
我郑重告诉你:福田先生这些问题的发现,不光是我个人。我不过是个代表。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个人恩怨。我和福田先生“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一直来相互尊重。今日我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这个挂名的总主编有这个责任。这不但关系我们这代人的功过是非,更关系到我们能否把真实的历史传给子孙后代。我在《编谱十大原则》里一再注明,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的“未定稿”,想把矛盾解决在内部。想不到你和福田先生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向全国各地宗亲打电话,把矛盾公开,搅得我们欲停不得,欲罢不能。我想公开也好,请各省史家的代表和研究会的领导成员一起坐下来,看看谱,比较比较,议论议论,分清是非,解决问题。
最后说几句:你说我是兵略专家,是我运用“反间计”使得会长和秘书长反目。我说你错了。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因我“无欲”,所以用不着使用“反间计”从中渔利。你信中用了大量的“反客为主”、“以攻为守”的手法对我进行贬损、讥讽,我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告诉你:兵略的要害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军争如此,做人也是如此。首先要自己把“人”做好,做好人。要在斗争中取胜,不能贪。贪得无厌,必然自毁。
史美珩
2015年9月29日
 
附件:1.《续前言》
2.“总卷”抄自《史氏千秋》统计
3.“总卷“抄摘自《中华史姓谱》统计
附1
续《前言》
 
4月21号,会长与秘书长将八年前我写的那篇溧阳史氏大同谱的《前言》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把它修改得简练一些,作为大同谱的序言。我想这篇《前言》是我根据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2006年冬至全体代表会议的决定精神撰写的,研究会不但以书面形式发给全国各地史氏宗亲的代表,而且在《史氏春秋》网站公布,保留至今。这是一篇代表研究会宣传动员和组织编修溧阳史氏大同谱的号召书,是一篇历史记录,必须保留其原貌,尊重历史。若要改,我只能作一点补充说明。
八年来,各地史氏宗亲,热烈响应研究会的号召,积极组织修谱,劳心费力,将修好的宗谱,无私无偿地送到溧阳来;不少宗亲,如八十高龄的浙江嵊州浦桥的史久煜先生和安徽六安的史祝衡先生等等,根据编写大同谱的要求,送来整理好的文稿(包括电子稿)和墓志碑铭等珍贵资料。研究会收到的史氏宗谱已高达二百余部。这是史氏一个巨大的宗谱宝库,是史氏一宗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史氏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充分显示出史氏强大的凝聚力。所以,这次溧阳史氏大同谱总卷的编修付印,是各地史氏宗亲同心合力的成果。
八年来,从2006年至2010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南宋宰相史弥远。因当时我们家族中有人出书,把史弥远说成是一个只知道成天和杨皇后一起搞阴谋诡计的“黑社会头子”,大家非常气愤,要我对此作出正面的回应。另外就是应山东郓城卫国宗亲的要求,整理好元朝名臣史惟良的御赐神道碑并写出传记;应研究会的要求,审阅史健生先生编撰的两部《中国古代史氏优秀人物传》书稿。直到2010年年底出版“为史弥远翻案”的专著之后,我才把注意力转到大同谱上来。对四明史氏宗谱做了点文字整理工作,如宗谱规戒、墓志碑铭、世系图表等等,没有过问其它各支的谱事。说实在,年龄不饶人。经过这八年的“折腾”,我已心力交瘁,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所以眼前出版的“溧阳史氏大同谱总卷”,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火生会长和福田秘书长负责组织整理编撰的,我这个总主编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我诚有愧于宗亲对我的厚望。但我有责任向诸位宗亲说明上述事实,我绝不贪天之功为己功,掠人之美。
八年来,大同谱的编修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我的专业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惯于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喜欢模糊逻辑。对于矛盾处理的方法,不偏执于矛盾的一方一定要克服另一方。对于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主张求同存异,双方都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双方都多看对方的优点,要有“海纳百川”的襟怀,不要过多指责对方。但我坚信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客观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所以无论对人对事,都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欺人,亦不自欺。作为一个家族历史的研究者,我是从宏观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审视史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是从古今纵横、时空统一的高度来把握史氏的重大事件与重点人物的。这就是当年我编撰《中华史姓谱》的指导思想,其定位是为史姓谱“立了个框架”,待“族人进一步修正与增补”。我是个学者,不是宗族主义者。我的理念是天下史姓是一家,欢迎不同血统的史氏,在“中而又中,正而又正的“史”字大旗下相和相亲,和衷共济。也希望各地宗亲和学者对史氏的历史文化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包括DNA的检测。学术观点上一定要兼容并包,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将史氏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八年来,承蒙史氏宗亲对我的厚爱,对我倍加赞扬,并希望我在处理种种矛盾中起仲裁性的作用。其实,我一无决策能力,二无组织能力,三无社会活动能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起书斋寂寞的书呆子而已。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仲裁者”的地位,即使在行政岗位上亦如此。我这人刻板古董,不会电脑,更不上网,“两耳不闻窗外事”。我的所有著作从资料到成文,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抄写的。我身为研究会的副会长,其实起的作用很有限。自研究会成立以来,像重建侯庙、编写溧阳史氏大同谱、出“当代史氏名人”系列丛书等重大决策,都是当年身处核心地位的火生会长与史朝教授提出来的,我不过是个拥护者。值此大同谱总卷付印之际,我想应该向宗亲说明这一真实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历史,这是我们史家的传统作风,亦是史官“铁笔写春秋”的应有之笔。
谨以此补充《前言》      
史美珩
2013.5.8

附2
 
美珩教授:
全家好!
您老多年来一直为振兴史氏文化出力出钱,值得大家学习。
关于大同谱总卷,因为您老是主编,初稿或定稿都由您老决定。后来冒出个执行主编是谁推荐的。合肥审稿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大同谱总卷内容,四明、吴中的只写到惟则、怀则,最多往下五世,其余由各分卷完成。而且要求各分支入大同谱的内容要统一,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支,要一律平等、不能有任何一支有特殊的。要公开、公平、公正,要讲道德、讲风格。对于各分支中努力积极、长年来为修谱和帮助修好大同谱外出寻谱的人、送谱到研究会的人,都要在大同谱各分支中加以说明,以励后人,后继有人。决不能以本分支为中心、为重点,多写本分支的,更不能自己为自己或家人单独立传。自古以来在本分支中单独立传的人,是做过什么贡献的,大家应该明白,大同谱中立传更要有特大贡献,大家公认公推选。决不能把大家多年辛勤的劳动成果“二百多部分支谱和修建史侯祠”占为己有,标榜自己,全是自己的功劳。那些默默无闻为修好大同谱多年来操劳出力、出钱的各分支积极骨干,忙到后来连个名字都没有。如果你是执笔人,你有什么感受?决不能抹杀大家的功劳。总卷中不少是抄袭了《史氏千秋》书中的,其中在:
总卷149页11行——19行的内容        抄自《史氏千秋》4页1行——7行
总卷162页倒1行——倒6行的内容      抄自《史氏千秋》12页17行——22行
总卷186页2行——16行的内容         抄自《史氏千秋》72页11行——73页5行
总卷196页2行——12行的内容         抄自《史氏千秋》197页1行句容白兔分支
(我两次去白兔镇,原谱中是白土,当地是白兔)
总卷198页“七、江西永新县城南沙溪分支”的内容      
抄自《史氏千秋》265页倒12行——270页17行
(该分支谱是华兴复印后邮给我,我分两次送到史侯祠)
总卷204页——205页“(1)湖南衡阳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72页1行——倒6行
(是其林提供的)
总卷207页“十七、江宁小丹阳大成塔村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62页3行——13行
(是长根提供的)
总卷208页“十八、江宁牛首山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62页14行——17行
(我多次去牛首山前山后山找过)
总卷208页“十九、安徽当涂县新市镇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45页13行——246页15行(我同明近、长根去寻访的)
总卷208页“二十、武进大塘村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46页16行——倒4行
总卷211页“(1)湖南长沙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44页4行——245页12行
总卷212页“(2)宜兴马塘桥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43页10行——244页3行(我几次去上图抄完了该支世系,给了福田)
总卷213页“二十四、湖南益阳桃花江垒石岭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53页倒2行——254页倒14行
总卷213页“二十五、湖南宜章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54页倒13行——倒4行
总卷217页“三十二、宜兴典巷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55页15行——256页9行(该分支谱有富良出资,我联系上图复印后送给福田)
总卷219页“(2)句容春城店岗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60页16行——261页4行
(我三次去找由史家女婿成立增帮助找到,伟平也去过一次)
总卷220页“(1)如皋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7页8行——9行
“(2)句容春城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7页10行——208页10行(我三次去寻谱)
总卷221页“(3)河北泊头市青牛庄分支”抄自《史氏千秋》212页9行——12行
总卷222页“(7)安徽铜陵大通镇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7页3行——7行
总卷223页“(10)江阴澄江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71页6行——18行
(是淑杰提供的,琮的父亲是以辰)
总卷229页“(1)沙潭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34页19行——倒3行
      “(2)龙潭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34页倒2行——235页2行
      “(3)金坛瓜渚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30页2行——232页6行
总卷230页“(5)金坛塘南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35页3行——8行(世系表)
总卷231页“(1)金坛大云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1页3行——11行
      “(2)金坛西墅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1页倒12行——25行
总卷232页“(4)宜兴虞山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5页6行——倒3行
(我查阅不少资料,正式不是常熟虞山,上图的中国宗谱目录错了)
总卷232页“(5)西干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4页——205页5行
总卷233页“(6)武进北隍墅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3页倒2行——204页5行
      “(7)武进东路墅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02页倒5行——203页倒3行
总卷245页“七、高淳东岗分支”
“八、高淳正觉寺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4页12行——315页5行                                    (我两次去寻谱)
总卷248页“十二、溧阳徐笪村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7页17行——22行
      “十三、江宁县禄口山塘村分支”抄自《史氏千秋》317页倒5行——318页倒4行
总卷250页“十九、安徽宁国释川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2页1行——313页11行
      “(1)徐村坊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2页1行——313页11行
      “(2)金坛建昌圩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2页1行——313页11行
总卷251页“(3)安徽黟县玛川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12页1行——313页11行
总卷251页“二十、埭头东培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09页17行——310页19行
总卷252页“溧阳观巷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09页17行——310页19行
总卷253页“(1)溧阳方里分支”
“(2)丹阳扶城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6页11行——288页8行
(部分世系抄给了福田)
总卷254页“二十四、丹阳埠陵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8页9行——11行
“二十五、湖南衡阳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8页12行——14行
“二十六、溧阳东培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8页15行——18行
总卷256页“二十八、埭头山前河北分支”抄自《史氏千秋》300页9行——308页9行
总卷257页“(2)宜兴杨巷河西支”
“(3)金坛史巷支”(由利伟提供)
“(4)丹徒开沙分支”
“(5)镇江京口分支”以上4支抄自《史氏千秋》300页9行——308页9行
总卷258页“三十、丹阳史巷村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308页倒6行——倒4行
“三十一、高淳桐圩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8页倒4行——289页9行
“三十二、丹阳吕城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89页10行——15行
(我同明近、建民去寻访的)
总卷256页“(5)安东(今涟水县)分支”抄自《史氏千秋》298页15——18行
总卷259页“三十四、宜兴蒋墅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90页4行——292页3行
(我出资从北京图书馆复印了部分世系)
总卷259页“三十五、宜兴官林史庄分支”抄自《史氏千秋》292页5行——10行
“三十六、溧阳长巷分支”    抄自《史氏千秋》292页11行——15行
总卷280——360页“四明支的所有分支”《史氏千秋》中都有
总卷386——397页“吴中支的所有分支”《史氏千秋》中都有
总卷407——417页“真定支的所有分支”《史氏千秋》中都有
(友诗提供了丰县长房谱,友金提供了丰县二房谱,为安提供了丰县三房分支谱,有昌提供了阳泉分支谱)
总卷424页8行——15行               抄自《史氏千秋》13页倒5行——14页3行
总卷426页17行——24行              抄自《史氏千秋》14页8行——15行。
 
 
 
 
史洪禄
2015.8.15
 
 

附3
 
溧阳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火生会长:
自2013年冬至出版大同谱总卷以来,一来由于我爱人和我自己两人两次住院治疗,二来由于忙着整理四明史氏宗谱,所以对“总卷”一直放在柜里无暇细读。心想该讲的话在合肥鉴定会上都已讲了,不会有大问题。目前四明史氏谱已接近尾声,该考虑“前言”部分的内容了,这时我才去翻阅“总卷”里我的《前言》,一对照当年的底稿,才发现这篇《前言》被删改了。其中最关键的地方是两个:一是原稿明确“总卷”的内容:“是大同谱的开头部分,从西周史佚至溧阳侯三十一世,由溧阳同宗负责”,被改为:“总卷是整部大同谱的总述,亦可以说是总谱。”并在“三十一世,由溧阳同宗负责”句中加进了“以及各大分支的概况”这句话,这是关系到总卷内容的根本性修改。二是删去了原稿末尾的这段话:
“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写历史的人往往是带着主观的“观点”的,在对事实真相的取舍、描述与评论上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颠倒黑白,自相矛盾,双重标准。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予以辩正,这同样是我们修谱者应尽的责任。从我们史家来说,如何正确评价南宋史家三相和元朝的真定史家就是个突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要不要拨乱反正,为老祖宗辨是纠非的大问题。说白了,就是要不要为史家三相辩白的问题。
这事情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尔后我审阅了全卷,感到事情非常严重。第一、十年来我们研究会第一件大事,即侯庙的重建记,居然只字不提在侯庙重建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史氏宗亲的名和姓,只字不提领导侯庙重建全过程,为侯庙的重建鞠躬尽瘁,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的火生会长。第二、当年我在大会(如2012年冬至大会)小会(如合肥审稿会)上一再强调的要尊重宗亲的劳动、尊重知识产权,如该宗谱资料是谁提供的,资料是谁整理的,文章是谁写的,要一一加以注明。凡是对祖宗有功的都要留名,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但遗憾的是,执行主编福田根本不理采我的大声疾呼,硬是我行我素。“总卷”从第148页开始,到622页,共474页的篇幅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没有署名,而最后的《后记》署名的是福田先生。如果把这部谱交给不知情的别姓人看,或百年后的史氏后裔看,就只知道福田先生一个人了,以为侯庙的重建和大同谱的创修全是史福田的杰作了。
其实,且不说福田先生在侯庙重建的过程中是不是起领导的主导作用,即以侯庙的重建和大同谱“总卷”的内容说,也绝大部分不是福田先生的劳绩,而是众多溧阳宗亲辛勤劳动的成果。现开一张清单,让大家看看,这“总卷”的内容是什么地方来的。
一、总卷理论部分:
史姓“概述”  第148页-153页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4-10页
(史美珩编著)
“四明支概述”第264-26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02-103页
传统家风      第583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57-258页
史氏家训      第584-58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59-263页
二、史氏封爵      第523-524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1-13页
三、史氏进士名录  第555-568页   取于《贵州史氏族谱》第119-143页
(史洪桥辑录)共14页
四、人物传记:
史籀    第15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69页
史伯    第15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69页
史鰌    第156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70页
史皇    第157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06页
史禄    第158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71页
史游    第420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72页
史伟    第421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29页
史涣    第421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07页
史宪诚  第423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2页
史宪忠  第423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4页
史孝章  第423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5页
史敬奉  第424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5-216页
史敬思  第42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6页
史建塘  第42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6页
史匡翰  第42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216页
史务滋  第527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78-179页
史浩    第528-531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81-185页
史弥远  第532-53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86-190页
史嵩之  第536-539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90-194页
史继偕  第544-545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97-198页
史可法  第546-547页  取于《中华史姓谱》  第198-202页
五、世系部分
史姓一家卷共200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山东省莱阳等15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26-33页
陕西省西安等20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20-24页
安徽省泗县等20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39-140页
河北省涿州等25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53-55页
河南省汲县等29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57-61页
浙江省象山等6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19-135页
湖南省邵阳等7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51-154页
江西省德化等5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41-146页
湖北省德安等13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62-64页
四川省万州等16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67-69页
山西省阳泉等36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35-41页
广东省潮州等4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58页
云南省1支         摘抄自《中华史姓谱》  第160页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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