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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丝绸之路”与元大都

时间:2019-04-21 16:39来源:网络 作者:罗炤 点击:
丝绸之路研究至今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比较薄弱,而元大都(今北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几乎无人涉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完全没有考虑元朝时期的重要遗存,元大都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被遗忘。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没

(罗 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丝绸之路研究至今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比较薄弱,而元大都(今北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几乎无人涉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完全没有考虑元朝时期的重要遗存,元大都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被遗忘。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没有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事实上,到13世纪中期,由于蒙古人建立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至黑海和德聂伯河、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帝国内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驿站制度;同时,由于蒙古人崇拜黄财神,不加掩饰地贪求财货,各大汗国的统治者都特别重视商业的发展,因此元朝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比汉、唐时期通畅得多,许多税卡撤除了,中亚和波斯官方以及中间商的盘剥减少、甚至取消了,欧洲的商人从此可以直接来元朝交易,贸易成本大大下降。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欧洲的几乎全部是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唐朝时期虽然阿拉伯人从俘虏的唐朝工匠那里学到了造纸技术,但仍然没有推动历史的重大变革。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则不然,15世纪之前人类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科技文化交流,通过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得以实现,进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变革。本文拟就元朝丝绸之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和元大都在丝绸之路的关键地位这两个问题试作探讨。
 
 
一、元朝丝绸之路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划时代的名著《新工具》中写道:“我们还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发明,第三种是在航行发明;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具体地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直到17世纪前期,“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的“三种发明”,其发源地在哪里?连欧洲最睿智的头脑都不知道(“起源却还暧昧不彰”)。400年来,考古发现和中外学者的研究均已证明,它们全部是通过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
火药、火炮的西渐  隋唐时期中国已经发明火药,唐朝后期至五代时期是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火药武器的初始阶段。唐末天祐年间(904~906年),战争中开始出现火药箭,还出现了“发机飞火”的记载,即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作燃烧性兵器。五代时期,吴越国进一步将火药用于战争,军队中配备有专门的“射火箭军士”。
宋、辽、金代是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火药武器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北宋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东京开封府设广备攻城作,其中有生产火药的部门,火药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宋神宗时期,边防军中大量配备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兵器。北宋对火药的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又严禁硫黄和焰硝向辽出口,但辽方仍然设法得到了生产火药的秘方,故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到辽道宗(1055—1100年在位)时期,已经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阅火炮”。南宋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设有火药兵器制造业,火药兵器在武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出现了类似近代炮弹的铁火炮,但仍然使用抛石机投射;水军也配备了霹雳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出现突火枪,以粗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铁砂、碎瓷片、石子、火药等的混合物),可以理解为早期的散弹枪。金朝火药制造技术来源于辽,金军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金末抗击蒙古军时,曾使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
元朝时期是火药武器向近代战争机器发展的关键阶段。元朝初期,从伊尔汗国传入的回回炮在攻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回回炮是一种巨石炮,以机械装置发射,本质上仍然是抛石机,还不是火炮。至迟到元世祖忽必烈晚期或元成宗铁穆耳时期(1295—1297年),中国已经制造出最古老的火炮——火铳。火铳是一种金属管形射击火器,从南宋突火枪的发射原理发展而成,将竹制突火枪改用铜或生铁铸造,便成为火铳,既提高了安全性和稳定性,杀伤力又大大增强。元朝时期的火铳不仅装填火药,而且还装有球形铁弹丸或石球,从而跨进了在金属管形火器中装填弹丸的时代,成为原始的、却是真正意义的火炮。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铳是1987年7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达特淖日地区发现的 “元大德二年”(1298年)紫铜铸造火铳,并有编号“数整八十”,现存于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可知当时火铳的制造和使用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时间。
中国发明了火药之后,占据欧亚大陆交通要道的阿拉伯人最先得到火药的配方,他们也加紧研制火药武器用于作战。13世纪晚期,伊利汗国西征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元代铳炮诞生之后不久,一种新式的管形金属火器也在阿拉伯人手里出现了。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即称中国为“契丹”。即使在辽和西辽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用“契丹”来表示中国。)
中国的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晚期西传以后,火炮在欧洲开始发展。14世纪上半叶,欧洲制造出发射石弹的火炮,从此火炮就成为欧洲战场统帅们手中最致命的武器,被命名为“战争之神”。在欧洲历史上,使用火药的大炮对多如牛毛的王公诸侯和封建制度带来致命的影响。进攻者挖空心思制造威力更加强大的火炮,防御者同时也加快防御工事和要塞炮的改进步伐,火炮与王公诸侯的城堡之间争相进步。相比之下,原产地中国的火铳则一直被当做“神机”牢牢地垄断在皇帝直接指挥的特种部队手中,进步缓慢。到17世纪初期,欧洲制造的红衣大炮已经比中国的火炮先进,威力更加强大,中国祖师反而需要想方设法从欧洲的徒孙那里买回和学习了。
迄今所知,欧洲火炮的鼻祖是1326年左右出现在今德国境内的小型火炮“瓶型炮”。此后一、二百年,欧洲火炮的不断改进也主要在今德国范围内进行。有的研究认为,火药和火炮是在15世纪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传到欧洲,对欧洲人制造热兵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历史事实果真如此,欧洲人独自制造的、最早的火炮应该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而不应该在中欧的德国产生。根据欧洲现存最早火炮的文字、图像资料和实物观察,火药和火炮从陆上丝绸之路经由伊尔汗国,在14世纪初期传入中欧的可能性更大。
总而言之,火药和火炮无论是直接从中国、经伊尔汗国或其它途径传入欧洲,还是经由阿拉伯人的中介间接传入,它们是从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不早于元朝,也不晚于元朝,这一事实则是确定无疑的。
指南针的西渐  北宋时期中国制成了“指南针”,并运用于航海事业。宋徽宗时的朱彧所著《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录。稍后许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更加具体地说:“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里的“指南浮针”显示,当时使用的是水罗盘,而且只在“晦冥”、“阴晦”的情况下使用,天气正常的时候则是依靠“夜则观星,昼则观日”的视觉经验导航。
    南宋时期,与中国海上贸易频密的阿拉伯人把指南针带到近东地区,阿拉伯文献中出现关于罗盘的记载始于13世纪初阿布•菲达的《地理志》,波斯、阿拉伯人都使用中国罗盘的四十八分向法。据学者们研究,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地中海,意大利人最先接受并用于航海,然后再向欧洲其它地区传播。
直到13世纪上半叶,欧洲人还停留在对宋代指南针的仿制阶段,他们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与中国人同样的水罗盘,而且制作方法与中国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因此,一直到15世纪后期,全世界的航海活动都只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近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在离开海岸线特别远的区域航行,因而无法实现大规模、经常性的横跨大洋远航。
元朝时期,中国的罗盘普遍进行了重要改进,磁针有固定的支点,更为稳定准确,不像水浮针那样游移不定、较难把握,从而成为海上导航的最主要仪器,“夜则观星,昼则观日”的经验方式退居次要的辅助地位。随着中国旱罗盘传入欧洲,法国人又将旱罗盘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导航仪器,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远距离航行才有条件成为可能。这种旱罗盘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促成了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以往学术界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则是欧洲人发明的,直到16世纪才由日本传入中国。事实并非如此。1985年5月,在江西省临川县温泉乡莫源李村窑背山的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邵武知军朱济南墓中出土了一件风水先生使用的、菱形针采用轴支承的旱罗盘模型,磁针装置方法与水浮针不同,清楚地显示:在12世纪后期,中国已经使用旱罗盘确定方位。3
旱罗盘是最早应用于看风水,后来才在航海中使用;还是先用于航海,后转用于风水;抑或二者同时应用?现在尚无确切的证据能够厘清,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加以确定。然而,从中国人和欧洲人最早使用旱罗盘的时间判断,真正能够帮助人类实现横跨大洋航行的指南针导航技术,是通过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后来又经过法国人改进才最终产生的。(13世纪以前的北欧海盗航行到北美洲,是靠近北极圈的航海活动,距离和困难程度均与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横跨大洋航行无法相比。)
印刷术的西渐  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大约在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初期传到欧洲。公元1294年,伊尔汗国曾经在塔布里兹利用雕版印刷术仿照元朝的“至元宝钞”,发行一种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的纸币。伊尔汗国宰相、波斯人拉施德丁在1310年完成的名著《史集》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印刷术。从现存的史料判断,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应该是通过蒙古人的西征以及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先传到中亚和西亚,进而传到欧洲。
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最初也和中国一样是雕版印刷,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1423年在德国南部印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在雕版印刷的启发和刺激之下,到1450年前后,德国人(或荷兰人)进一步创制出更加适合欧洲拚音文字的机械压印活字印刷。印刷术传到欧洲以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天主教教士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自然科学冲出中世纪的漫长黑夜、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综上所述,火药—火炮、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都主要是在元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虽然由于战争和技术秘密等等原因,传输的具体环节和详细过程没有留下清晰、准确的文字记录,但是从它们最早在中国和欧洲出现的时间点上判断,这三大发明经由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应当是确定的事实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火炮把欧洲封建主的坚固城堡一个一个轰破,成为埋葬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最锐利武器;指南针大大提高了欧洲的航海技能,《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描写激起欧洲人远航中国发财的狂热欲望,于是成就了美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于是白银像水一样从美洲流入西班牙,于是欧洲发生了“货币革命”,于是出现了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印刷术支撑起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打破了禁锢欧洲人思想的牢笼,推动了欧洲文化从神向人的复归,文学、艺术、哲学爆发式地全面繁荣发展,而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封建主的统治力量,而且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事实表明,在世界历史上,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比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影响大得多,对人类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是史无前例的。
 
二、元大都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
 
2012年6月,在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了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可,经大会表决,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显然,“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主要体现在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方面,如果没有蒙元丝绸之路带来的亚欧直接交流这一宏大背景支撑(尽管相关“申遗”工作没有与丝绸之路特别捆绑),元上都遗址现有遗存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并不是特别“突出”。
元上都始建仅早于元大都11年,面积只有元大都的十分之一(如果连同元大都的“附郭”可能不足十五分之一),而且只是夏都,虽然它在元朝政治、特别是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元上都远逊于大都。影响巨大的《马可波罗游记》只字未提元上都的商业贸易,但对于“汗八里”(元大都)的经贸活动则浓笔重彩,细致描绘,不惜赞美、惊叹之词。中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清楚显示,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有陆上和海上两大通道。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元大都均处于关键性的地位。
陆上丝绸之路是元朝中央政府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联系的主动脉,是蒙古帝国的生命线。蒙古征服金北境、并且灭亡西夏之后,打通了由东胜州经河套到宁夏的道路,从此这条道路成为东亚—中亚—西亚和亚欧交流的主要通道,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灭西夏,即由此路回和林;元世祖时的马可·波罗父子和元顺帝时的马黎诺里东来、拉班·扫马与马可·雅巴拉哈三世西行以及鄂多立克回国,皆走此路。陆上丝绸之路北路通过金帐汗国,在今克里米亚顿河河口的塔纳(今罗斯托夫南)与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南路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操纵在威尼斯商人手中,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金帐汗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据当时为往来中国的欧洲商人编写的《通商指南》记载,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对旅行者和商贩来说有安全保障。
元朝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出口的始发地主要是元大都,进口的终点站也主要是元大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元大都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历代、包括元朝的对外贸易均有“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必须在首都的朝廷进行,元朝也不例外。无论是从陆上丝绸之路、还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元朝的“朝贡”贸易,都一定要到大都和上都(主要在大都)觐见皇帝,呈上“贡物”,接受皇帝的“赏赐”,贸易至此完成,“朝贡”者回国。从事民间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常常借助各种关系,把自己的货物以外国官方的名义“进贡”元朝朝廷,再把皇帝“赏赐”的物品运回中亚、西亚和欧洲。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样的事情,在《马可波罗游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均有透露。就“朝贡”贸易而言,元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终点和起点也主要在元大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从南方直达今北京的海上航道,是在元朝时期开通的。
元朝时期的“朝贡”贸易在全部对外贸易中占有多大的比重,没有详细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具体确定。不过,由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元朝政府直接经营着由大批中国和外国工匠生产劳动的庞大官营手工业,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定超过汉唐和宋辽金时期。《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大都(汗八里)外国人和商业的记载可以作为参证:
“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4
“尚应知者,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亦夥,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计有千车。5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附近之地无有亚麻质良于丝者,固有若干地域出产棉麻,然其数不足,而其价不及丝之多而贱,且亚麻及棉之质亦不如丝也。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6
“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贤明能识宝货价值之男爵十二人专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纸币偿其货价,商人皆乐受之,盖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且得用此纸币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种纸币最轻便可以携带也。
“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給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7
“大汗获有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之方法”。8
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让我们知道:一、元大都当时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元大都的贸易以“朝贡”贸易和官方垄断为主,大汗“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二、元大都的贸易以纸币支付,“商人皆乐受之”;三、大汗高度优待外国商人,不仅“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而且有二万多娼妓供外商淫乐。
《马可波罗游记》记事的真实性和马可波罗本人是否来过中国,七百年来一直受到质疑,那么,上引有关元大都商业活动的这些文字记载是否真实可靠?笔者认为,马可波罗对于元大都商贸活动说的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大之词,但基本是真实的,大体符合元大都的实际情况。根据如下:
第一项 在马可波罗于热那亚监狱里讲述他的中国见闻前后,同一时期有位文采横溢、而且对大都洞察细微的辞赋家,也极其生动地描述了元大都繁荣的交通和经贸状况,可以与上引马可波罗的述说相互印证。这就是元朝前期文学家黄文仲的《大都赋》。黄文仲在《大都赋》里开篇即云:“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关于元大都发达的交通和繁盛的商业,《大都赋》这样描述:“自汴以北者,挽河而输;自淮以南者,帆海而进。国不知匮,民不知困,遂使天下之旅,重可轻而远可近。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一水旣道,万货如粪。······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酤戸何晔晔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振振哉,服龙盘之绣文。······屠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闉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是以吾都之人,室无白丁,巷无浪辈,累嬴于毫毛,运意于蓰倍,一日之间,一哄之内,重毂数百,交凑阛阓,初不计乎人之肩与骡之背,虽川流云合,无鞅而来,而随消随散,杳不知其何在。至其货殖之家,如王如孔,张筵开宴,招亲会朋,夸耀都人,而几千万贯者,其视锺鼎岂不若土芥也哉!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讪之也。”9这里描绘的,是一幅比《清明上河图》还要繁华、忙碌的画面,而“吾都之人,室无白丁,巷无浪辈”的社会状况和“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讪之也”的微妙心态,则是《清明上河图》无法勾画出来的。
黄文仲的《大都赋》收录于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编成的《天下同文集》里,与《马可波罗游记》是同时代的作品。一东一西,相隔万里,两种文字,记录了同一事实和场景,齐声赞颂元大都繁荣昌盛的商贸活动。将二者对照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元大都。
如果说《大都赋》只是一篇文学作品,而且是极尽铺张敷扬的“赋”,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使用,然而,其中的“若乃城闉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旅”一句却写的十分具体,至今仍然能够在北京的相应地区看到700年前遗留的余绪。这一句中的“文明”、“丽正”、“顺城”、“平则”均为元大都的城门名称,其中的“顺城”应为“顺承”,是元大都南城墙三个城门中西边的一座,“平则”是元大都西城墙三个城门中南边的一座。“城闉之外”,即前引《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元大都城门外的附郭,又称为“关厢”。《大都赋》说顺城(承)门外是“南商之薮”,但未明确说“南商”是国内的南方商人、还是从南方来的外国商人。所幸,北京宣武门外现存的元朝遗迹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相关记载让我们得以了解黄文仲说的“南商”来历。
顺承门在今西单路口与宣武门之间。在宣武门西南边两公里左右,是北京最著名的回民聚居区牛街。牛街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礼拜寺,寺内第二进院落东南角跨院内古柏下有两座黑砖筛海坟,据阿拉伯文墓碑记载,这是两位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长老的坟墓,分别逝世于1280年和1283年,当时马可波罗正在中国。
根据科姆罗夫英译本翻译的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本《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汗八里)近郊,距都城也许有一点六公里远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为来自各地的商人提供住宿。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好比说,指定伦巴人一个住所,而德国人另一个住所,法国人又另指定一个住所。”10将这一记载和黄文仲《大都赋》的“顺城为南商之薮”两相对照,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可靠的、准确的记录:牛街礼拜寺位于顺承门西南边2公里多的地方,从其中的篩海坟判断,在元朝时期它必定处于穆斯林聚居区之内,是当时从中亚和西亚来的穆斯林共同做礼拜的宗教场所,而西亚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波斯西南部沿海地区的人,他们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南方,然后来到大都,《大都赋》中的“南商”应该主要是他们。
结合黄文仲《大都赋》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相关记载,联系到牛街礼拜寺的地理位置以及寺内两位伊斯兰长老坟墓,可知元大都顺承门外的“南商之薮”,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的穆斯林商人聚居区。这一历史,至今仍然能够在牛街看到其遗脉。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的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等,也可能居住在这里。300年后利玛窦来到北京,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恰在元大都顺承门旧址的外(南)边,不知是巧合,还是承袭了历史的余续。11
《大都赋》中的“平则为西贾之派”一句同样值得注意。元大都平则门在现今阜成门的位置。“西贾”可以肯定主要是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的色目商人,因为元朝以前的金朝西部是西夏和西辽,西夏没有发达的商业和精明的商人,西辽辖境的商人主要是今新疆自治区和中亚各国的回鹘、粟特和波斯人。元朝建立以后,大批的回鹘、粟特、波斯和欧洲人涌入中国,主要是经由沙漠和草原从西部来的,所以《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大都附郭有“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虽然阜成门外现在没有类似牛街礼拜寺这样特征明显的元朝时期外国宗教和外商聚居区的地标性建筑,但是仍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一是1931年之前在北京西便门外莲花池跑马场附近发现、原藏于北京辅仁大学的一方基督教墓石,上刻十字架。12二是房山区周口店北边山上有一座元朝十字寺遗址,遗址上保存两方十字架石刻和一通碑额雕刻十字架的元末石碑。另外,据古叙利亚文《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记载,汗八里的一位基督教教士拉班·扫马在元朝初期“走出旧居来到汗八里一日路程的地方找了一个住处;在这个山上他发现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山洞,紧靠洞旁有一清泉。他安然住此,······他受到所有人的敬仰。”13房山十字寺恰在距离汗八里(元大都)“一日路程的地方”,中外不少学者认为,拉班·扫马苦修的地方就在房山十字寺附近。三是北京海淀区的魏公村,元朝时期原名畏吾村。早在金代,不少回鹘(畏吾、畏兀儿)人已经在燕京—中都定居,“多为商贾”。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畏兀儿人蒙速思死后埋葬在魏公村附近。蒙速思家族世代出任元朝高官,从蒙速思开始,这个家族的陵园便固定在这里。至元十七年,蒙速思的女婿、畏兀儿名臣廉希宪也安葬在附近,直到清朝初年,在畏吾村还有廉姓守墓人。至元二十三年又有一位畏兀儿高官阿里海涯埋葬在城西高梁河,此后该家族成员、包括元代著名文人贯云石都归葬这里。元朝三个畏兀儿大族的墓地都集中在高梁河一带、今魏公村附近,这三个家族均出自北庭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而且互有姻亲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汗八里一日路程的地方”山洞里苦修的拉班·扫马,出生于汗八里,其父也是来自今新疆的畏兀儿人。
蒙元时期,从欧洲来和林、上都和大都的著名人物和使团,除了蒙高维诺和鄂多立克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走南方路线之外,其他人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西方路线。将莲花池跑马场的基督教墓石、房山十字寺、拉班·扫马山中苦修、魏公村三个元朝畏兀儿大族墓地与黄文仲《大都赋》的“平则为西贾之派”联系起来观察,元大都平则门外的附郭应当是来自欧洲、亚美尼亚、波斯东北部和中亚、以及今新疆自治区的商人们聚居的地方,基督教徒们主要生活在这里(明末清初利玛窦和欧洲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坟墓也选定在这一地区,不知是否存在历史渊源),同时此处也可能有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元大都的波斯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聚居区。
严格地按照历史学对于史料的要求,黄文仲《大都赋》中的一些记述虽然可以作为定性分析的参考资料,但文学语言中缺乏定量分析的依据。下面再进一步列举元大都经济活动的一些具体数据。
《元史·食货志二·商税》记载,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总收入为将近94万锭,其中大都宣课提举司商税为10万3千余锭,除江浙行省(26万9千余锭,地域包括今浙江、福建省和江苏省江南地区)和河南行省(14万7千余锭,地域包括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和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地区)超过大都之外,其他各行省的全省商税收入最多的是湖广行省(地域包括今湖南和广西全部、湖北省的江南地区和广东省西部)和江西行省(地域包括今江西全省和广东省大部),都不过6万余锭,其次的陕西行省只有4万5千余锭,再次的甘肃行省1万7千余锭、四川行省1万6千余锭、辽阳行省8千2百余锭,岭北行省仅区区448锭,而上都税课提举司商税收入只有大都的十分之一(1万零5百余锭)。 
    大都商税收入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一笔财富在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中不仅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是遥遥领先的。看看江浙行省的税收情况,即可了解元大都当时的世界商业地位。江浙行省在元朝全国范围内是除大都之外商业最发达的一个省区,省内还有被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等人盛赞的杭州和刺桐(泉州)两大国际贸易大都会,忽必烈曾经派马可波罗去杭州“审察”税收,遍历欧亚的马可波罗惊叹“竟使人不能信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及其辖境),每年纳课如是之巨。”“收入之巨,向所未闻。”14泉州是被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一致称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运往欧洲的胡椒不及泉州卸下的百分之一,“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15然而,江浙全行省总人口超过大都20倍以上,省内有杭州和泉州这样的世界级大城市和大港口,以及金陵、苏州、福州等众多繁华城市,但全省的商税总收入才仅仅是大都的2·6倍,由此可见元大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
以上元朝商税统计数字以及与江浙行省的对比情况,证明马可波罗和黄文仲《大都赋》记述的元大都商业繁华情况是真实的,不是虚夸浮饰的假话和吹牛皮的大话,可以确有把握地断言:元大都是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
其实,有关元大都商贸发达的文字记录很多,远不止本文引录的马可波罗和黄文仲二人的记述,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详细列举。而且,商税仅仅反映了民间贸易的规模,国内外的“朝贡”贸易不在商税的统计范围。元朝的“朝贡”贸易主要在大都进行(也有一部分在上都),其他城市和行省无权从事这一项经济和政治、外交活动。如果加入“朝贡”贸易和元朝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生产(大都的工匠多达六万七千六百一十五户),虽然“朝贡”贸易的数据难以确切统计,但仅从到大都贡献异物的外国人有四万人之多16这一项观察,在大都进行的国内外“朝贡”贸易如果以货币衡量,其全部价值应该超出民间贸易的数量。
关于元大都的“朝贡”贸易,资料很多,需要专文、甚至专著进行研究,无法在本文中详细列举。但是,即使把现存的全部中外文资料收集在一起,也无法充分反映元大都“朝贡”贸易的整体情况,无法统计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准确数据,因为元朝不仅没有留下清宫档案这样的原始资料,连类似《明实录》、《清实录》的记录也没有。
事实上,现存的元朝史书中,有关大都商业繁荣的记载很多,例如《析津志》所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具体得多,遗憾的是主要记录了大都人的日常消费,与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相关的资料不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马可波罗所说对外贸易主要由皇帝和中央政府垄断是真实之事。
综上所述,对照元朝时期有关大都商贸活动的中文记载和实物遗存,《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汗八里繁盛商业的讲述基本上是真实可靠的,有的细节甚至是相当准确的。
第二项  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前,威尼斯没有印刷品。当他来到元大都,不仅看到了印刷品,还看到皇帝颁发的一种特别的印刷品居然能够在全国和金银、铜币一样作为货币流通,而且中外人士均乐意接受,大感惊讶和神奇,视为方士的点金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自然要对那些狱友讲述这个在欧洲人看来完全和天方夜谭一样荒诞不经的事情。上文引述的只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元朝纸币的一部分内容,此外马可波罗还详细地讲了纸的制造过程、元朝纸币与意大利货币的比价、以及元朝政府管理货币的制度。
13世纪末至14世纪被欧洲人看做点金术的纸币,在中国其实早就行用了。10世纪中叶、北宋开国之初,四川、特别是成都已经普遍行用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和北方的金朝使用纸币更加广泛。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发行纸币“中统钞”,此后很长时间成为元朝货币体系的核心。
中统钞发行以后,元朝政府谨慎地控制印造、发行的数量,《元史·食货志一·钞法》记载:自中统元年到至元十年的十四年间,只有至元二、四、十这3年印行的钞数超过十万锭,但也只有十一万六千二百八锭、十万九千四百八十八锭、十一万一百九十二锭,中统二年则只有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九锭,至元五年、六年更减少到二万九千八百八十锭和二万二千八百九十六锭。前十四年发行的中统钞不多,也与民间尚有部分金、银、铜钱流通有关。同时,建立了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其法为最善。”17因此,中统钞信誉良好,官私、中外都乐意接受。
至元十年元军攻下襄阳,第二年开始全面展开攻打日本和攻灭南宋的战争,因此至元十一年中统钞印行增加到二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锭,十二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九十四锭,但总的数量仍然在可控范围内。中统钞发行的最初16年币值稳定,流通顺畅,曾经参与发钞的户部干练官员胡祗遹评价说:“中统建元,钞法初立,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18元朝儒学大师吴澄在《大元故御史中丞赠资善大夫上护军彭城郡刘忠宪公行状》一文中也说:“(中统钞)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少低昂。”19马可波罗正是在中统钞信誉最好的末尾来到上都和大都的。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南宋主体政权宣告灭亡,人口超过元朝原统治地区5倍多的南宋属民成为元朝的臣民,使用中统钞的人口和地域大大增加,当年中统钞发行比上年猛增近4倍,达到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由于自10世纪中期辽占华北北部、特别是12世纪前期金进一步占领北方半壁江山,中国南北物资交流被长期阻断,元朝灭宋以后,忽必烈在原南宋地区保留以往的赋税制度,稳定农民发展生产,南方物资大量进入北方、特别是大都和上都。流亡闽、广的南宋海上小朝廷覆亡以后,全国的统一市场重新建立,元朝政府优待中外商人,大力推动国内外贸易,国内商业繁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比唐宋、辽金时期得到更大的发展,印度、东南亚和波斯、阿拉伯、非洲的货物大批涌入元朝,而且可以直通大都。商品大量增加,流通的货币也必须相应增加。同时,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财政赤字还不是太多,而且市面上先前流通的纸币总量相对有限,因此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虽然在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连续两年发行中统钞都超过二百万锭,二十四年又增发票面价值更大的至元钞一百万余锭,但货币市场仍然远较元武宗以后稳定,纸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通顺畅,特别是在至元二十七年以后将货币发行量大大压缩到至元钞五十万锭,至元三十年、三十一年进一步压缩到至元钞二十六万锭和十九万锭,重新回到中统钞发行初期的良好状态。总之,忽必烈统治时期是元朝纸币信用最好、币值最稳定的时期,尽管在至元二十二到二十六年的五年间一度超额发行,但至元二十七年很快严格控制,发行量大大下降,币值重新稳定。
马可波罗居留中国的时间正当忽必烈统治的中、后期,至元二十九(二十七?)年得忽必烈允准告别归国的时候,至元钞的发行量已经稳定在每年五十万锭,比至元二十六年的发行量下降3倍多。《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历年“岁印钞数”,可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讲述的元朝纸币流通情况是真实的。
日本学者高桥弘臣所著《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一书研究了忽必烈决定发行中统钞的原因、目的和过程,对元朝灭南宋以后在原南宋地区推行中统钞的情况研究得尤其详细,总体评价是:元朝“吞并南宋后,纸币的价值虽然呈下降趋势,但除元代极末期的至正年间后半期外,并未陷入极端崩溃局面,虽然存在地域性差异,但总体来看,纸币在一定信誉的基础上得到持续使用。20高桥弘臣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
第三项  蒙古人崇拜“黄财神”,非常喜欢金银珠宝和绸缎,因此无论是大汗直接统治的元朝,还是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都优待商人,促进商业发展。中国历代王朝,只有元朝的国策不是“重农抑末”。元朝统治者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宝物,制定了多项政策法规,采用了各种优惠手段,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稍晚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对元朝的商业管理和惠商情况记录的更加详细具体,在伊本·白图泰的笔下,自广州至大都的长途旅程中官吏们认真负责地接待商旅的各项制度和程序细节,都被一一展现出来。这位摩洛哥旅行家盛赞元朝政府对商旅、特别是外国商人的保护和管理,满怀感激和依恋地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21
关于元朝政府招商、惠商的各项举措,特别是回回商人在元朝的活动,已经有不少研究论著发表,诸如元朝的穆斯林商业比前朝更加兴盛,许多都市、码头,从巨商大贾到摊贩货郎都有回回人。不少回回富商入仕,如札八儿火者成为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被任命为镇守中原汉地的第一个大达鲁花赤;赛典赤·赡思丁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统理财政,曾兼理发行中统钞,后来成为镇守云南的一方诸侯;蒲寿庚不仅拥有大量的商船,还有自己的水师护航,其家族长期占据泉州市舶司的要职肥差,等等。定都大都以后忽必烈任命的丞相中,非蒙古人只有16位,其中色目人有12位,基本上全部是回回人。在地方政权担任达鲁花赤的回回人更多,许多穆斯林成为执掌税收和财政管理的官员。回回商人缴纳的关税税款和“例献”之物,成为元世祖政权的重要财政来源。为了解决战争和宫廷的巨大开支,统治者对回回商人采取了许多鼓励保护措施,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严禁诸漕运官、各处所设船行埠头刁蹬客旅、把柄船户、拘括水陆舟船、阻滞商旅;严禁大小官吏因缘结揽、刮削市力;大量减少、乃至取消牙行的中间盘剥;等等。元朝时期的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也大部分是商人,仅大都的基督教徒就有一万余人22
元大都的外国商人达数万之众,另外还有国内的众多外地商人,这些人属于流动人口,大多数是男性,为了生意的便利,很多人没有携带家眷。这样,便产生了性交易的需求。在古今中外的商业活动中,娼门都是一项附属行业,唐朝大诗人杜牧在商业都市扬州生活了10年,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名句,就是明证。《马可波罗游记》说元大都有两万多娼妓,结合大都的国内外贸易规模衡量,应该基本属实。
纵观罗马与秦汉帝国以来的世界城市发展史,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将近一千年中,罗马与长安—洛阳一直东西并峙,成为人类文明的两大中心。公元五、六世纪以后的六、七百年中,又形成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和长安—汴京两大文明中心;在此期间,巴格达于公元八世纪中期以后迅速复兴,成为光彩夺目的第三大人类文明中心。至公元十三世纪,君士坦丁堡已经惨遭十字军的洗劫,巴格达则被蒙古铁骑彻底蹂躏,只有元大都作为唯一的世界中心城市,辉耀于地球之上,无论是政治与军事,还是经济和文化,独领风骚近百年,没有其他城市能够具有元大都的地位、可以与元大都媲美。(杭州此时虽然人口多于大都,工商业繁荣兴旺,马可波罗、鄂多里克和伊本·白图泰等人交口赞叹,但其政治、军事和文化地位远逊于大都,在经济方面还丧失了南宋时期的朝贡贸易中心的地位。)十五世纪以后的北京、上海、伊斯坦布尔、维也纳、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等世界名城,可谓群星灿烂,但再也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元大都那样独步全球了。
长时间以来,对于北京的历史文化,中华文化圈的文艺界、学术界以及热心人士和社会大众重视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的遗物和轶事,元大都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被大多数人淡忘。事实上,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她的脉搏几乎决定了全人类的命运。从古至今,中国和外国的任何城市都没有能够像元大都那样成为唯一的世界中心城市。元大都的遗迹,至今仍然具有人类普遍价值,能够启示今世之人如何相处,有待学人认识与弘扬。
 
三、《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及其本人是否来过中国的问题
《马可波罗游记》在元朝丝绸之路和元大都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本文前面的讨论引用此书的记述很多,并逐项论证它们都是真实可靠的资料。但是,自700多年前此书问世直至今日,怀疑、乃至否定其真实性的意见一直存在,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来过中国。为了进一步夯实本文的基础,下面有必要对《马可波罗游记》全书的真实性及其本人是否来过中国的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西方一些学者以及国内个别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无非此书没有说到长城、筷子、茶叶、汉字、女人小脚等,以及吹牛制造了攻陷襄阳的大炮、扬州没有他的任职记录、书中有很多波斯语词汇等问题。表面上、孤立地看,这些事情确实都是《马可波罗游记》的“硬伤”。然而,将《马可波罗游记》与稍晚的、但同属元朝时期的《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进行比较,所谓的“硬伤”其实都不是问题。事实上,除了特别注意细节的鄂多立克在记述“蛮子省一个贵人家”的事情时,说到此人家里有女人缠小脚23之外,在迄今所知所有的元朝时期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包括鄂多立克)游记中,都没有提及长城、筷子、汉字和茶叶等。在13—14世纪来到元朝的欧洲和摩洛哥人的笔下,共同出现了这样的集体性盲点。其中是何原因?至今尚未有人对于这一奇异而又颇有兴味的历史现象做出全面、透彻的解析。但是,仅凭长城、筷子、汉字和茶叶等便断言《马可波罗游记》是虚构的、认定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学者,还没有人敢依据同样的理由,断言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都没有来过中国,他们的游记也都是虚构的。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中的这种双重标准不仅十分有害,需要坚决反对,更是极其恶劣、非常不道德的,必须予以彻底揭露,痛加谴责!
从《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杭州税收情况以及自述“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之收入”24看,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曾经担任与税收有关的职务。他讲述的中国,主要是各个城市的情况,而且首先是城市商业和与商业有关的物产、特别是丝绸生产,其次是交通条件,对于各地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官民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最关心的农业与气候情况,则甚少涉及。和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记述的中国城市情况相比,马可波罗对于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佛教徒)的关注和交往也远远比不上他们二人。这些特征显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与商业关系密切,可能还做过与税务有关的官员,但他与纯粹的中国官员或欧洲基督教士的身份和意识都差别甚大。元朝时期有很多色目人管理财税,马可波罗当时在中国做财税官员、乃至包税商人,可以说是平常之事。他和其父、叔回到威尼斯之后,威尼斯人传说他们“携回财宝甚多”,“世人视之为富豪,名其巨宅为‘百万家私人之宫’,别号马可波罗曰‘百万家私的马可’”25,后来马可波罗能够自费出一艘战舰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透露出他确实在中国发了横财。
刘清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藏马可波罗遗嘱》一文译释了拉丁文羊皮《马可波罗遗嘱》全文,并对马可波罗遗留的部分财产做出说明:“且不说他那些不确定的其他大量财产,只统计他派发的2000威尼斯里拉(libras)现金,已是一笔惊人的巨额财产,2000威尼斯里拉相当于20000金币(ducats)。从当时威尼斯居民的收入来看,即便在15世纪威尼斯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当时为欧洲贸易中心),威尼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一千万金币(ducats),当时码头工人的年收入不过100金币,贵族大约有1000个金币,有钱商人的收入大约为一万个金币。马可波罗逝世时拥有20000金币,堪称威尼斯一代大富豪。”26事实上,《马可波罗遗嘱》中的现金不止20000金币。20000金币是他缴纳了什一税之后余下的现金,此外他还免去了弟媳欠他的300威尼斯里拉(libras)、即3000威尼斯金币(ducats)债务,以及修女院和传教会等机构和人员欠他的现金债务。将这些款项加在一起,马可波罗临终之前实有的现金和债权至少有26000威尼斯金币。
此外,《马可波罗遗嘱》中还有“我将解放我的鞑靼(Tartar)仆人彼得,赋予他自由的权利,祈祷上帝宽恕我的错误与罪过。我也支付他在自己的房子的全部劳动所得,另外,我还留给他100里拉威尼斯金币。”刘清华判断:“这个鞑靼仆人无疑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威尼斯的”。27
《马可波罗遗嘱》证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世人视之为富豪,名其巨宅为‘百万家私人之宫’,别号马可波罗曰‘百万家私的马可’”,不是毫无根据的。
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三年之事,由于中文的扬州史志中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记录,质疑者因此认定马可波罗说的完全是假话。确实,此事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显得非常蹊跷。对比他讲述的中国其他城市,有关扬州的文字极其简略,尤其是看看对于他只是临时奉命公干、而且距离扬州不远的“行在”(杭州),《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是那么详细,那么有滋有味,但对于他履职、生活了三年的扬州却讲的分外粗疏、简略,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然而,在《马可波罗游记》有关扬州的简短记述和对于“行在”的详细记述中,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相同的,就是:马可波罗在扬州是“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28而在讲述“大汗每年取诸行在及其辖境之巨额赋税”一节里,“叙述此事的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国第九部地之收入”29。他在扬州和在杭州,都是“曾奉大汗命”,区别只是在于:在扬州是三整年,在杭州则是临时和短期的。他去杭州是“奉大汗命”查税,那在扬州是做什么的呢?《马可波罗游记》没有说。
再看《马可波罗游记》对邻近扬州的淮安、泰州的盐业和交通都有记述,但特别关心商业活动和交通状况的他却非常奇怪地对扬州这个盐业交易中心的业务以及它繁忙的水运未置一词,仅仅说扬州“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此外无足述者。”30扬州真的是“无足述者”吗?不仅熟悉中国历史、人文和经济情况的人不会赞同马可波罗的这一说法,就连在马可波罗之后不久短暂经过扬州的鄂多立克也和马可波罗的说法大不相同。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载和赞扬扬州的文字竟然比《马可波罗游记》多6倍以上,而且特别具体地记录了扬州巨额的盐税收入和官府为收买人心而蠲免的盐税数额。31税收本来是马可波罗的专业特长,因此他才会被大汗派到杭州去查税。《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清晰地记载了杭州的各项税收,并且一再惊叹杭州“收入之巨,向所未闻”,但非常奇怪地对扬州的税务却未说一字,而非专业的鄂多立克却把扬州的税收总数和蠲免数额讲的极其确切。是否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职务与税务完全无关呢?如果他在扬州负责的事情和税务毫无关系,大汗为什么会派他去杭州“审察”税收呢?须知,查税需要高度精通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懂行的人根本不会明白那些科目和数字中的奥秘。
事情至此,应该已经明白: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身份与税赋有关。《元史·百官五》记载:“扬州等处财赋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提控案牍、都目各一员。”《元史·百官七》记载:“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国初,两淮内附,以提举马里范章专掌盐课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于扬州。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副使一员,正五品;运判二员,正六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马可波罗可能是以上两个机构之一中的某一职级官员。这两个财赋衙门都是元朝中央政府设在扬州的派出机构,不属于扬州地方官序列,自然不在扬州地方史志的载录范围。32
马可波罗是一位基督教徒,他知道《圣经》中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从头至尾没有讲过一句他在中国如何发财的话。作为掌管财赋的官员,在扬州这个盐商辐辏之地发的财,一定有很多是肮脏的不义之财,他在扬州的生活一定有违犯基督教规之事,缄口不说、回避少说自然是最佳选择。马可波罗尽管对扬州的各种事情说的少得不能再少,与他在扬州任职整整三年的经历极不相称,但在最后他还要特别加上一句:“此外无足述者。”这不是明显地在告诉读者扬州不值得关注吗?尤其是想提醒要去中国的欧洲人,扬州不值得去吗?如果马可波罗在扬州没有不可告人之事,对于他住了整整三年、而且是魅力十足的扬州,能够如此冷漠、并要特别对欧洲人说扬州“无足述者”吗?这样观察,《马可波罗游记》奇怪地忽略扬州,其中的奥秘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至于诟病最多的襄阳炮战之事,其实并非像批评者指责的那样严重。古今中外,造假粉饰祖先之事到处都有,自我吹嘘更是永远不会断绝。《马可波罗游记》说是他的父、叔及其本人献议忽必烈造巨型投石机,才攻下南宋的襄阳城(剌木学本和科姆罗夫英译本均只说马可波罗父、叔二人造投石机),当然完全是假话。但是,类似的假话、大话几乎可以在很多家谱、碑刻乃至中外历史名著中找到,即使今日各国政府发布的消息、各国名人写的回忆录,也不时有假话、大话出现。造假的原因各种各样,我们能够因为其中有假便全盘否定其价值,全部斥之为伪作吗?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父、叔和他本人是发了大财回威尼斯的。他们是怎么发的财?为什么会发大财?能够对外人明说吗?襄阳之战是元朝灭南宋的关键之战,把两位回回大炮专家的功绩说成是他们三人的,他们的横财不就有了“正当的来路”了吗!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即使是威尼斯这样纯粹的商业城市,肮脏的、来路不明的财富,至少在表面上仍然不能被教会和社会认可。
如果联系到马可波罗一行从中国带回的财富,考虑到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氛围,《马可波罗游记》吹嘘在襄阳炮战中了不起的贡献,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吗?笔者推测,这篇假话的发明权未必属于马可波罗本人,很可能在他蹲进热那亚监狱之前,其父、叔早已在威尼斯吹开了。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波斯语词汇,质疑者以此为据认定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书中记述的内容都是他从波斯商人那里听来的事情。质疑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指责。从汉朝开通丝绸之路到元朝的1300多年间,匈奴人、柔然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都像狂风一样刮来,又都像浮云一样消散,但波斯人却一直固守在丝绸之路上,吸吮着东、西两方甘美的汁液。由于波斯人来中国经商的时间既久,人数又多,同时它扼守中国与欧洲交通、贸易必经的大片中间地带,欧洲人无法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只能通过波斯人进行间接贸易,不得不忍受波斯官方和商人的高额盘剥。这样,丝绸之路的话语体系不能不由波斯人建立,13世纪以前的欧洲人无缘置喙。13世纪丝绸之路向欧洲人开通之后,如果不使用波斯人建立已久的话语体系,陌生的后来者难以顺利通行来到中国。因此,欧洲语言中关于丝绸之路的词汇必然有很多来自波斯语。如果对照13世纪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鄂多立克、孟高维诺、马黎诺里等人的相关记事中使用的词汇,即可知道不是单单马可波罗一个人惯用波斯语词了。
和长城、茶叶、筷子、汉字等事项一样,仅仅依据马可波罗使用很多波斯语词汇便断定《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都是听波斯商人说的,这样的结论同样属于孤立的观察和片面的研究,忘记了13世纪以前波斯人和欧洲人各自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1995年,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弗朗西斯·伍德(吴芳思)博士出版了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成为当代质疑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此书除了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和前人已经提出的各项质疑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之外,并没有找到新的强有力证据证明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该书出版以后,她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说威尼斯的档案中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不知道她是否去过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是否看到馆中收藏的羊皮《马特奥·波罗遗嘱》和《马可波罗遗嘱》。至少,她应当读过H.Yule与H.Cordier合作译注的《马可波罗游记》英文译本和A.C.穆尔和伯希和合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校注》(Marco Polo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H.Yule与H.Cordier在100年前已经披露,在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收藏有马可波罗家族三件羊皮遗嘱,并且将其翻译为英文。A.C.穆尔和伯希和的书中则把遗嘱主要部分做了拉丁文转写。33
弗朗西斯·伍德还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不知道这位博士是否读过《大唐西域记》,是否统计过这部比《马可波罗游记》更早、而且记事更多的名著有多少个句子是“用第一人称书写”。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大唐西域记》中,大约只有7个句子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其中的6个句子是作者在回答戒日王和拘摩罗王询问他的问题,第一人称全部隐含在文字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句子里。难道能够仅仅因为第一人称的句子更少,就可以断定《大唐西域记》不是玄奘所著、而是“中世纪中国人的印度知识资料库”吗?
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家,《马可波罗游记》只是他在热那亚监狱中无聊之时,在好事者鼓动之下仅凭记忆录下的作品,没有任何核查资料的条件,其中一半多的内容还是他一、二十年以前经历的事情,但准确率在90%以上,书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只有10几个,有的确实是道听途说或记忆有误,有的则是他出于特别的考虑有意制造出来的。对于这样一部在特殊环境之下出现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领域非常广阔的奇书,质疑者要求马可波罗必须按照严谨的历史学家的标准著述,但自己却越来越暴露出严重缺乏中国和丝绸之路历史知识的空虚底蕴。
杨志玖先生1941 年12月在重庆的《文史杂志》1卷12期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公布了《永乐大典》卷19418“勘”字韵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门三》记载的至元27年8月“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一条奏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一致,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近20年来,中国学者又从多方面论证《马可波罗游记》记事的真实性,证据越来越多。2010年,李宝柱先生又从《永乐大典》同一卷的至元24年4月25日“尚书省定拟廪给司”一项分配记录中找到另一条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完全一致的原始资料,在网上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新证据》一文,进一步证实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令人欣喜的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证明《马可波罗游记》记事精准的事例。
《马可波罗游记》剌木学本记载汗八里大汗宫廷“第二、第三两墙之间,有树木草原甚丽,内有种种兽类,若鹿、麝、獐、山羊、松鼠等兽,繁殖其中两墙之间皆满。此种草原草皆茂盛,盖经行之道路铺石,高出平地至少有二肘(三尺)也。所以雨后泥水不留于道,皆下注草中,草原由是肥沃茂盛。”34关于汗八里大汗宫廷内的草原,《马可波罗游记》各个版本所记虽然有详有略,但都记载宫廷两墙之间、大汗巍峨的大宫殿近处有草原。
然而,在元朝后期陶宗仪的《宫阙制度》(载《辍耕录》卷21)和明朝前期萧洵的《故宫遗录》这两种记载元朝皇宫最权威、最详细的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皇宫内草原的记录。幸运的是,历史老人愿意让后人知道真相,给我们留下了柯九思吟咏元朝皇宫的如下诗句:
“黑河万里连沙瀚,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栏杆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原文附注:“世祖建大内,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勿忘草地也。”)
“墀左朱栏草满丛,世皇封植意尤浓,艰难大业从兹起,莫忘龙沙汗血功。”35
柯九思年长陶宗仪20岁左右,才艺特别为元文宗所重,特“赐牙章得通籍禁署”,能够方便通行皇宫,先后被授予典瑞院都事和奎章阁鉴书博士,对于元朝皇宫的熟悉程度远超陶宗仪。上引他的这两首诗,不仅印证了《马可波罗游记》讲述的元朝皇宫内草原实有其事,而且位置准确,就连细节(“经行之道路铺石,高出平地至少有二肘(三尺)也”与“数尺栏杆护春草”)都相近。
柯九思的这两首诗让我们知道,马可波罗不仅真正来过中国,而且对元朝皇宫的熟悉程度可以和元文宗的侍从近臣柯九思相比。李治安先生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忽必烈的宫廷侍从“后列”。36《马可波罗游记》和柯九思对于元大都皇宫内草原的记事和咏诗相互印证,能够支持这一判断。
杨志玖和李宝柱先生先后从《永乐大典》卷19418 发现的至元24年4月和至元27年8月的两条与阿鲁浑大王有关的记载,与柯九思这两首诗均能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相关记载一一对应,契合无间;黄文仲《大都赋》铺叙的“城闉之外,······顺城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与《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汗八里附郭商旅馆舍的记述高度一致,牛街礼拜寺的位置和《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的附郭距离也基本相合。
上文已述,在杨志玖先生发现《永乐大典》史料的20多年前,H.Yule与H.Cordier已经披露了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收藏的马可波罗家族三件羊皮遗嘱,其中马可波罗的叔叔马特奥在遗嘱中说,他和马可波罗父子伴送蒙古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时,蒙古大汗赐给他们三枚乘驿金牌,让他们能够利用蒙古驿站从中国到波斯。这三枚金牌原由马特奥保管,后来马可波罗借走一枚,没有归还。1310年,马特奥在遗嘱中让他的子孙向马可波罗追讨这一枚金牌。37《马可波罗行纪》记述忽必烈允准其父、叔和他本人陪同阔阔真公主赴波斯、然后回国,“大汗见他们弟兄二人同马可阁下将行,乃召此三人来前,赐以金牌两面,许其驰驿,受沿途供应。”38与《马菲奥·波罗遗嘱》中的“蒙古大汗赐给他们三枚乘驿金牌”之事几乎完全一致,差别仅在于三枚、还是两面。39《马菲奥·波罗遗嘱》中的这些文字,是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铁证。质疑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们,没有严肃对待14世纪初期威尼斯的这一件羊皮文献。
现在的情况是,从中国和意大利的文献、特别是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不仅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而且《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记述极其精准的证据,而质疑者除了不断炒冷饭,再难以找出新的证据,但他们即使越来越显露出欠缺历史知识,却总是不肯罢休,不时旧事重提,而媒体十分乐意炒作。这其实已经不能归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了。
这里需要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讲述元大都的时候,确实出现一个错误,说大都“全城有十二门”40。元大都共有十一个城门,东、西、南城墙各有三个城门,北城墙只有两个城门,对此元朝文献多有记载,现代考古调查也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的这一个错误不能回避。然而,在鄂多立克对元大都的记述中,也说有十二个城门41,他在大都生活了三年,应该不是因袭《马可波罗游记》。为什么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会犯同样的错误?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是,没有听说有人因此否认鄂多立克来过中国,否认他在元大都住过。同理,也不能以此为据,断定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
 
四、 元大都的人类普遍价值
 
汉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凿空”、开创阶段,东西方两大帝国——两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通过中亚和波斯的中介实现了物资交流,同时中亚和波斯的物产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业资源。匈奴人的西迁、罗马帝国内外的民族大迁徙、特别是佛教传入中亚、波斯和中国,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唐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佛教向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全面传播与伊斯兰教兴起,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最突出的事态发展,中国与印度、中亚、波斯、阿拉伯国家以及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和宗教、文化交流比汉朝时期的规模大得多,很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丝绸之路东延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突厥人西迁再次引发中亚、波斯和西亚的民族动荡。
元朝时期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阶段,陆上丝绸之路空前顺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规模大大扩张,火药、火炮与罗盘、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推动人类开始进入近代社会。元朝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为开放的朝代,不仅取消了唐朝时期仍然存在的外国来华人员的居留限制,敞开国门欢迎外国移民和各种身份的外国来客,而且赋予中亚、波斯、南亚、西亚和欧洲的移民和客商仅次于蒙古人的特权地位,统称他们为“色目人”,其法律地位高出前金朝和南宋地区的原住民(“汉人”和“南人”),很多色目人成为元朝统治集团的成员,中央和地方的财经大权常常掌握在色目人的手中,因此导致中国财富、特别是白银在元朝时期大量外流。
蒙古统治者以铁蹄踏破亚、欧两大洲,野蛮屠杀土著居民,执行民族压迫、甚至局部灭绝的政策,这是人类历史上永远需要记取的惨痛教训,必须严肃谴责,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重演。元朝将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和色目人享有统治和剥削的特权,汉人和南人处于被压迫、遭蹂躏的地位,这同样需要全面揭露,痛加鞑伐。与此同时,还需要明晰地看到,原本信奉原始宗教的蒙古统治者,手握战刀从血与火中走出草原以后,却极其尊重宗教,对他们遇到的各种高级形态的人为宗教不仅宽容,而且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儒家均受到优礼。
从成吉思汗开始,就极为敬重道教一代宗师丘处机,在西征中亚的途中特邀他远程西游,倾心聆听长春真人阐述的停止杀戮、治国安民和养生之道,内心深受触动,不仅让臣下记录下来时时观览,而且召集太子和王公大臣,告诉他们要好好领悟丘处机讲授的大道至理,要求“汝辈各铭诸心。”42丘处机辞别之后,成吉思汗一再谕旨问候,殷殷表达思念、关切之情,并且特发圣旨免除其弟子们的差发税赋。43在丘处机仙逝之前,又特加优礼,安置他住进燕京长春宫(白云观),“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44
成吉思汗还对佛教高僧海云十分爱护,给予极其优厚的资助:“······海云禅师,北见太祖皇帝于行宫,奏对称旨,呼之曰‘小长老’。继命居燕之庆寿寺,赐以固安、新城、武清之地,房山栗园、煤坑之利,并京师之房舍,恒资给之。”45
在元朝时期,虽然藏传佛教的地位最高,萨迦派的领袖被尊为帝师,但其他宗教也都受到保护和优待,元大都则是各种宗教和谐共处的典范城市。在元大都,有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主持兴建的白塔以及以塔为中心兴建的皇家寺院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有忽必烈和贞懿皇后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是为大都、乃至于内地最早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于汉传佛教,忽必烈也高度敬重,修筑大都南城墙的时候,海云及其弟子可庵的两座墓塔“正当筑城要冲。时相奏世祖,有旨命圈裹入城内。”46为保护这两座塔,元大都南城墙西端特别向南拓展,弯曲了一段,四道城墙唯独南边不是直线,因而元大都的平面没有成为原设计的严格规整的四方形。
生活在元大都的高丽人,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得到了元朝皇帝的保护和支持。至正六年(1346年),高丽籍大臣高龙普捐资重建房山大房山中的谷积山院,第二年落成,元顺帝勅赐寺名“灵岩禅寺”,下旨任命高丽僧人天湛住持此寺“以统其众”,并封天湛为“海印圆明通教妙德长老大师”,特“旨命翰林臣记其事”,立碑刻石树于寺内。47在中国和高丽佛教史上,这都是一件殊胜的、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事情。
蒙古部落中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等信奉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元朝时期称为也里可温,贵由汗的生母乃马真太后脱列哥那,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兄弟的生母别吉太后唆鲁禾帖尼,以及旭烈兀的后妃脱古思可敦,都是蒙古人中著名的也里可温教信仰者。
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之位以后,对基督教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召马可波罗父、叔“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并致信罗马教皇,命马可波罗父、叔“赉呈教皇,并命他们面致其应达之词。此类书信之内容,大致命教皇遣送熟知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此等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他(指大汗)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此外并命他们将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之灯油携还。”48
在委派马可波罗父、叔为赴罗马教廷信使的时候,忽必烈罕见地向他们袒露心胸,说了一番他为何信奉藏传佛教、但又非常希望基督教战胜藏传佛教、让其臣民转信基督教的肺腑之言。对于研究宗教史和宗教学的专业人士来说,忽必烈的这番话是极其稀少的宝贵资料。凡是了解忽必烈那位信仰基督教的杰出母亲、以及中国佛教发展史的人,特别是熟知石勒与佛图澄、赤松德赞与莲花生因缘的人,都能够明白《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忽必烈的这番话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与马可波罗父、叔没有特别关系的人,绝对无法详细知晓这一披肝沥胆式谈话的内容。遗憾的是,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引录这一长篇谈话,而且研究元朝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史、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学者,至今都没有特别关注忽必烈的这番话。49
忽必烈对宗教的态度应当受到他那位非凡母亲的影响。别吉太后唆鲁禾帖尼出身信仰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也里可温)的蒙古克烈部,虽然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难能可贵地对其他宗教宽容尊重,对蒙古帝国疆域内的多种宗教一视同仁。她的封地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曾经不断捐施佛教和道教,以获得中原属民的拥戴。同时她向穷苦的穆斯林提供救济,“把施舍物和礼物送给伊禡木和沙亦黑,并努力恢复穆罕默德宗教的神圣戒律。而此说的征象和证明是,她捐一千银巴里失在不花剌建造一所学校”50
虽然罗马教廷没有特别地重视忽必烈的邀请,未能很快实现忽必烈的心愿,但后来的元朝历代皇帝都礼敬基督教,对基督教在元朝的传播均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在孟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人的记事中也都清楚地显示出元朝皇帝们对基督教的尊重和礼遇,罗马教廷派到元大都的使者和传教士们的一切开销都由元朝政府慷慨提供,传教士甚至可以用节余下来的钱修建教堂。当孟高维诺在大都逝世以后,元顺帝很快派遣使者赴罗马教廷,请求派人承接孟高维诺遗留的教职,并谦卑地致信教皇表示感谢,请教皇送给宝马等珍物。
与罗马天主教会在元朝的发展相比,蒙古帝国和元朝土生土长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教会,出现了两位业绩更加辉煌的人物——汗八里出生的维吾尔族教士拉班·扫马及其学生、东胜的汪古部教士马可。他们在距离大都一日路程的一个山洞里艰苦修行多年,国内外很多学者判断就在房山区的十字寺附近。1275年他们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到达巴格达以后,马可由于其蒙古人的身份,被聂斯托里派教会选为最高领袖,尊称亚巴拉哈三世,拉班·扫马被任命为巡察总监。1287年,伊儿汗国第四代君主阿鲁浑汗计划联合欧洲基督教国家进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雅巴拉哈三世推荐拉班·扫马为使团团长,出使罗马教廷和英、法等国。拉班·扫马一行受到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的隆重礼遇,他的宗教信仰和品行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高度信任,圆满地完成阿鲁浑汗交付的任务,并且促成教皇第二年派遣孟高维诺赴元朝传教,为蒙古帝国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沟通交流、为基督教内部的矛盾化解、以及为天主教传入中国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拉班·扫马是第一位到达南欧和西欧腹地及边陲的中国人,成为中国与欧洲文明交流的先驱者。由于拉班·扫马和马可·亚巴拉哈三世的辉煌业绩仅仅记录在叙利亚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里,中文、蒙文、回鹘文等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载,所以这两位杰出人物长期不为国人所知。
拉班·扫马和马可·雅巴拉哈三世师徒二人从元大都出发的时候,恰巧马可波罗与其父、叔到达元上都。他们都走在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却正好是反方向运动,但共同为加深人类相互之间的了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国人熟知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和利玛窦 ,我们还应当铭记拉班·扫马和马可·雅巴拉哈三世,铭记从元大都走出的这两位杰出人物。
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得到空前发展,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回。许多穆斯林贵族担当元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要职,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蒙古帝国早期的大汗们都善待穆斯林,其中以蒙哥对伊斯兰教最为尊敬,以致于一些穆斯林在开斋节中为他祝颂。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在各色人和各宗教团体中,他(蒙哥)对穆斯林们最表尊敬和礼遇。他把最大量的礼物和捐施赠给他们,享有最大权利的也正是他们。”51
虽然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已经传入中国,但决定性的重大发展是在元朝时期,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元朝统治者开明、宽容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元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在西亚、波斯和中亚、南亚广大地区的迅猛扩张,导致大量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唐朝时期的景教)教徒转信伊斯兰教,从两河流域到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域的军事、商业、科技、工艺人才集中加入穆斯林队伍,在13世纪以后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色目人中,最大的群体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在许多领域为蒙古统治者和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工商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登记,元中都(4年后改为大都)有回回2953户,其中多为富商巨贾、达官要人及各种工匠。这一数字可能不包括军户中的回回,如果将中都的回回与其周边地带军户中的回回合并计算,数量应该更多。元大都建成以后,由于在征宋战争中立下大功,回回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穆斯林的人口急剧增加,大都的清真寺即有35座。
犹太人和犹太教在元朝时期也进入了中国,《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和三百年后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均记录了元大都和开封的犹太教,元朝皇帝同样保护、支持犹太教的宗教活动。
儒家的地位虽然在元朝比不上宋朝,但儒家思想和礼法依然是元朝立国的主干,元大都的规划布局便是按照儒家礼制制定的。在成吉思汗时期,丘处机和耶律楚材已经反复对这位“一代天骄”阐述了许多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均得到接纳。忽必烈登上大都的皇位以后,进一步接纳大儒入朝,汉文化受到更大的重视,特旨“袭历代旧典”,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祭祀孔子。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又在孔庙今址正式建庙,大德十年建成,第二年特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中国文化在元朝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杂剧在元朝勃然兴发,耸立起中国文学史上新的高峰,赵世延、马祖常、萨都剌、揭傒斯、贯云石等蒙古人和色目人文学家此时都写出了杰出的汉文作品。
有元一代,没有一件文字狱,梁栋被诬“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的“茅山诗祸”案,最后由礼部判决:“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梁栋被从大都狱中无罪释放。如果是在清朝,不仅他的人头要被砍掉,他的九族亲人乃至祖宗八代都要受到株连。即使是在宋、明两个汉人王朝,梁栋大概也不会被这样轻轻发落,苏东坡即曾因“乌台诗案”遭重大打击。今人评论:“元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没有以文字狱疯狂迫害文人的清白朝代。”此话说的过于绝对,有美化元朝之嫌。元朝统治者对待文人并不是如此清白,朝廷长期不开科取士,是有意地从整体上对文人进行压抑和打击。但是,回顾成吉思汗与丘处机、海云、耶律楚材三人的关系,追寻忽必烈以及他那位杰出的母亲,深入剖析这母子二人的精神世界和实践活动,我们也不能不说,蒙元时期的宗教宽容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华彩的篇章,至今仍然能够启示世人。
元朝不是中国最美好的朝代,但是元朝有中国历代最美好的事情,尊重宗教信仰,宽容、优礼各种宗教与文化,是元朝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忽必烈公开宣称:“全世界所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52这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同时,在信仰上又是难能可贵的博大、开明、宽容、平等、理性。
元大都最全面地蕴含、最完美地体现了元朝的这种精神价值。在元大都,白塔寺、庆寿寺、白云观、房山十字寺、谷积山院和牛街礼拜寺,与孔庙相互辉映,多种宗教的众多寺院和谐共存于同一座城市。直到20世纪60年代,除了中国的元朝,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朝代,也没有任何国家的首都和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像元大都一样,自始至终让多种宗教共存共荣、和谐发展。唐朝的长安、洛阳和其他很多城市,以及亚洲的少数国家的某一时期,也曾经出现过这样文明、高贵的宽容局面,但唐武宗一道敕令,景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全部消失,佛教在被毁灭性地打击之后虽然得以复兴,但昔日的辉煌再难重现。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宽容,也大体上和唐朝一样,未能善始善终。
西望地中海岸,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耶路撒冷,两千年来的历史被血与泪浸透,至今纷争看不到头。对比之下,元大都映现出的人类普遍价值是永恒的,值得当代70多亿人、50多亿宗教信众珍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不能缺元朝一段,元大都的遗迹至今仍然具有极其可贵的现实意义,能够启示今世之人如何相处,有待我们深入认识,用心弘扬;白塔寺、白云观、房山十字寺、谷积山院、牛街礼拜寺与孔庙,应当作为“元大都宗教场所群”,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注释:
1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第103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
2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译)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3 参见王育成《道教与中国古代旱罗盘指南技术》,载《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03期。
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58页,东方出版社,2007年。《马可波罗游记》的中古和近现代欧洲文字抄本、印本、校订本、注释本众多,中文译本也有多种,间有差异较大之处,本文引文主要取自冯承钧译本。此段文字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据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本合译的中文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为:“各城门外都有一个城郊,范围广大,和左右两边城门的近城,连成一片,所以它的长度延伸六、七公里之远,因而近城居民的人数超过了都城的居民数。在近郊,距都城也许有一点六公里远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为来自各地的商人提供住宿。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好比说,指定伦巴人一个住所,而德国人另一个住所,法国人又另指定一个住所。”(第97页)同样据科姆罗夫英译本翻译的梁生智中译本,此段的“六、七公里”作“三、四英里”,“一点六公里”作“一英里”。
5 沙海昂注释此句:“每车所载不过五百公斤,则每日入城之丝平均有五十万公斤,每年共有十八万吨。”这一计算数字过大,不足为据。一是蚕丝生产和征调均有季节性,不能一年四季皆可生产、征收和运输;二是元朝全国每年的蚕丝产量远远达不到18万吨。此句陈开俊等译本为“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梁生智译本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
6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59页。
7 陈开俊等译本相近之句为“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来得广泛。”梁生智译本大同小异。
8 《马可波罗行纪》第261—262页。
9 《天下同文集》卷16。
10 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本《马可波罗游记》第9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同样据科姆罗夫英译本翻译的梁生智译本,此段的“一点六公里”译为“一英里”。
11 利玛窦来到北京的时候,还听到原来的十字堂被“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强占。见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21页,中华书局,1983年。
12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第956页、图版第16,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昭和十年。
13 此处引文转引自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0年前中国基督教史》第111—112页,中华书局,1984年。
1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414页。
15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424页。
16 参见周继中《元大都人口考》一文,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 《元史·食货志一·钞法》。
18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宝钞法》。
19 吴澄《吴文正集》卷13。
20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第319—3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21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本)第55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 参见周继中《元大都人口考》一文。
23 何高济译《海云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84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
2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414页。
25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2页。
2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319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317页。
28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76页。
29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414页。
30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76页。
31 何高济译《海云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0—7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
32 2012年8月4日《扬州晚报》B1“绿杨风”文化周刊《“火者”就是马可波罗》一文刊布:“扬州学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终于在《万历扬州府志》和《康熙扬州府志》中找到了马可·波罗扬州为官的史实,首次提出了‘火者’就是马可·波罗,他于1282年—1285年担任扬州总管府第三任总管。”“依照《万历扬州府志·卷之七·秩官志上》的‘历代官制’中关于元代扬州官制设置,有‘扬州路置总管府达鲁花赤一人,总管一人’,再结合《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的自述为‘总管’,两者对照,这就可以初步认定,马可·波罗担任的是扬州路总管府总管。”亦可备一说,但“扬州路总管府总管”去杭州查税的可能性,比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或扬州等处财赋提举司的官员小得多,而且《马可波罗行纪》还特别说明杭州的税额“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并列出了具体数额。(冯承钧译本第414页)结合马可波罗去杭州查税的记述,笔者认为他在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或扬州等处财赋提举司)任职的可能性较大。
33 参见刘清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藏马可波罗遗嘱》一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315页;林梅村《威尼斯“马可波罗罐”调查记》一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199页。
3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25页。
35 《辽金元宫词》第3、1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曾晓娟2008年的硕士论文《元大都形象初探——论中西方文化视角下的元大都》全面、详细地对比研究了陶宗仪《宫阙制度》、萧洵《故宫遗录》和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人对于元朝皇宫的记录,其第19页将《马可波罗游记》对宫内草地的记述和柯九思咏丹墀莎草二诗对照研究,并述及明初叶士奇《草木子》记载元世祖于大都皇宫丹墀之前植青草,“谓之‘誓俭草’”。本文此段吸收了曾晓娟论文第19页的研究成果。
36 李治安《寰宇记中的乃颜之乱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历史月刊》(台湾)154期,2000年11月。
37 参见林梅村《威尼斯“马可波罗罐”调查记》一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199页;刘清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藏马可波罗遗嘱》一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第315--318页。
38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1页。
39 揆诸元朝驿传制度和马可波罗的年龄,《马特奥·波罗遗嘱》所说“三枚”应当是准确的。马可波罗仅说“两面”,可能意味着他早已借出其中的一枚,或者已经丢失,或者不打算归还。
40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30页。陈开俊等人译本为“(汗八里城)四围的城墙共开十二个城门,每边三个。”(第96页)
41 何高济译《海云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3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
42 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8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132—133页。
44 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121页。
45 《顺天府志》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6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43“城市·内城中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册第684页。
47 李好文撰《大元勅赐上万谷积山灵岩禅寺碑》,原碑现存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北车营灵鹫禅寺。
48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4、15页。
49 忽必烈的这番话载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11页,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87—88页。
50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下册,第65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51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下册,第702页。
52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11页。
 
编者按:本文曾刊于《北京史学论坛2014》,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页112-129。发表时有删减,此次蒙作者赐稿,全文发表,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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