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这句话形象地表述了四明人（鄞县人）在南宋王朝中所拥有的特有份额、特别地位、特殊作用。

南宋王朝自建炎元年（1127）建立至祥兴二年（1287）灭亡，先后经过152年。其中间有将近一百年，即从史浩为代表的一代鄞人走入政坛——绍兴未年（1132）史浩任参知政事算起，直到鄞人王应麟开庆元年（1259）辞朝为止。其政局（除宁宗前十余年由韩侂胄主持外）主要是由鄞人主持或受鄞人左右的，这一百年是整个南宋王朝寿命的三分之二，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鄞人是南宋王朝的当家人；这一百年是相对兴盛、平稳，期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几乎可以包括南宋所创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全部，所以从某一角度上可以说：南宋就是一个凭借着临安（今杭州）这块土地，以赵氏为董事，由鄞县人经营的王朝，甚至可以说没有鄞人就没有完整的南宋王朝。由于鄞人在南宋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魅力和风彩，其特有份额、特别地位、特殊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显然作为打造南宋王朝的鄞人非同一般，从实际看，他们首先是一片精通儒道的学者，然后才成为主宰朝政的大员。这样要说这些鄞人，就不能不说教育，是教育培养、造就了一大片才华横溢，忠诚为国的鄞人。自然说到教育又不能不说经济，经济与教育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鄞县的经济可以说自割据浙江的钱氏小王朝时就开始得以逐步发展了。回溯隋唐时期，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自关陇至伊、洛，成为中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时间宰相、学士大都出身于中原。黄巢兴兵，继而五代纷争，中原鼎沸，群雄崛起，大河南北，满目疮痍，而江南相对稳定，于是百姓纷纷大批南迁，以避战祸。公元878年，黄巢军攻陷广州，并在广州杀回教人、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近二十万，劫掠他们的珍宝财物，又放火烧了广州的商业区。这使唐代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一时遭到毁灭而变成丘墟。因此乘机而兴起的则是泉州港和明州港。然后割据浙江的钱氏小王朝在明州设榷收税，并设法招致外国商人来此贸易，明州经济开始得以发展。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又出现新的机遇，庆历七年，王安石知鄞县，在历时三年中，王安石做了几件事：疏浚东钱湖，兴修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于是农民“不知有凶年之忧”。王安石试验青苗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鄞县经济进一步得以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文化教育受到重视，得以萌芽、茁壮，人才开始储备。王安石聘请五先生，创设鄞县学，提升了文化氛围，培养出一片人才。庆历五先生在鄞积极推进儒学地方化进程，致力于传播文化种籽，鄞地儒学开始走出家门影响朝堂，鄞人英俊也开始以学术而问鼎中原，草诏玉堂，治理朝政。所以说：北宋时期，是明州经济文化发展的准备阶段。通过积蓄力量，待机飞跃，为南宋时期政治文化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宋建炎年以来，同时由于大批劳动力的南迁，改善了劳动者的素，鄞县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荻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大而言之为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小而言之为鄞县的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南宋的农业发展，首先表现为农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中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而圩田的开垦更加突出。当时鄞县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成了圩田，因为这些圩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鄞县修浚水利更多，使原来的荒野都变为了沃壤。其次表现为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十分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水稻品种繁多，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优良品种。鄞县农民就培育出了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当时鄞县亩产谷六七石，这不仅为周边的最高产量，也是宋朝产量的最高纪录。
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商业的发展。这其中海外贸易又占了很大的份额。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广州、泉州和明州（即鄞县）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而明州则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鄞县输出到各国的商品有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还有大量的印本书籍等。输入鄞县的商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鄞县不但输出商品，还输出文化，尤其是佛学文化的输出，更加强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经济发展自然地促进了文化教育。宋时鄞县文化教育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就是以庆历五先生为代表的守住正统儒学的第一阶段和以淳熙四先生为代表的宣扬理学，特别是宣扬陆九渊心学的第二阶段。两个阶段的一个共同大特点是观念上包容不学派，实践上办学培养人才。北宋庆历五先生是鄞人儒学的发端，他们通过讲学、办学宣扬儒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兴盛百年的桃源书院培养了几代人，其中史浩、魏杞、汪大猷、张孝祥、陈居仁等一代桃源书院的学子，崛起了南宋的鄞人时代，他们的思想以儒学为宗包容佛、道。另外建炎年间，又有一大片来自中原的士大夫纷纷涌入鄞县，中原土人与鄞县本土人的汇合，形成一支素质良好、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于是“济济学士，草诏玉堂；儒教文风，普及乡里”。鄞县文化经过一个时期蕴蓄，乘机崛起，并创造了一个具有辉煌事业的鄞人时代。
南宋以来，整个理学形成了三大学派，即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淳熙年间三大学派都广泛传播，甬上四先生宗陆学，他们以月湖为中心，讲学收徒，传承陆氏心学，史弥远、袁甫、袁韶等大片鄞人学子都接受了陆氏心学，他们将南宋的鄞人时代推向了高峰。四先生和鄞人学子也包容朱学、吕学。楼钥私淑朱熹，朱熹给郑若冲（郑清之父）私塾题：槐里诗书门第，杏檀礼乐名家。沈焕与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为友，吕祖俭在明州为官五年，吕学在甬得以传播，后又有吕祖俭的师弟楼昉在张斌桥办迂斋宣讲吕学。楼昉是楼钥知友，也是郑清之的老师，王应麟则是楼昉的再传弟子。郑清之虽然宗吕学、袁甫虽然宗吕、陆学，但他们都不排挤朱学，袁甫与当时最著名的学者真德秀、魏了翁保持着长期的学术交流，并创办了宣讲朱学的学校；郑清之召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到朝廷任要职，真德秀的弟子刘克庄则是郑清之的知友；王应麟贯通吕学、朱学和陆学，最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一代硕儒。
一片鄞人的成长地方教育都固然重要，而“中央”教育也不可忽视，当时可以代表“中央”教育的最主要的是太学。绍兴十三年朝廷将名将岳飞的宅舍改作为校址，扩建成了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三百多人，到孝宗、理宗时就多达二千余名。
南宋太学的兴盛鄞人功不可没，管理太学的首任国子司业是鄞人高闶。南渡后学制多为高闶所建立，他的最大贡献是总结了北宋各家的意见，规定了太学课程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取士当先经术，请参合三场：以本经《论语》、《孟子》各一道为首；诗赋各一道次之；子史论一道、时务策一道又次之”。以经术、子史论、时务策为课程和科考内容，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高闶还立下了地方士子补国学监生的规定，将中央和地方教育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学术发展的深度和速度。太学建成后，高闶上奏朝廷补六千人应试。次年三月，高宗视察太学，命高闶讲授《周易》，并赐给他三品官服。后因为忤逆秦桧，高闶出任知筠州，不久致仕，教授乡里，绝意仕进。去世后朝廷赠少师，谥号宪敏。人称“四明学派导源庆历诸公，至于伊洛世系，则自闶始”。由于有了高闶的良好开端，鄞人学者在南宋国学中始终占据了重要位置。后来者又以甬上四先生与太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乾道初，袁燮、沈焕、杨简、舒璘都聚在太学夕相切磨，以陆九龄为师，继而又改宗陆九渊，他们倾心于陆氏心学，经过曲折的仕途，又先后任职太学。杨简为太学博士；袁燮先为太学正，后为国子祭酒；沈焕为太学录。在太学他们努力实践，促使太学面貌焕然一新，并以传播和发展陆学统领一代风骚。
当时读书和教育都离不开儒学，儒学促进了读书和教育，读书和教育也推动了儒学的发展。纵观两宋儒学的发展，北宋前半期，儒学者大致株守汉学，正如王应麟所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自宋仁宗始，各个新的儒学流派纷纷着书立说，甚至疑经惑古，出现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宋神宗年代，王安石的学说兴起，此后占据了六、七十年的支配地位。王学的支配地位经历哲宗时期与北宋末至南宋初两次动摇，直到力主王学的秦桧病死，王学遂一蹶不振。
鄞县人高闶、陈禾都治《春秋》，鄙斥王学，这跟鄞县人鄙视秦桧有关系，跟理学的传播也有关系。二程理学传至弟子谢良佐与杨时以后，已出现思想潮流分化的趋向，并开始形成不同的流派。仅就心学思潮来看，至杨时弟子钱塘张九成时，其规模和立场已初步形成。张九成创立的横浦心学体系和流派，不仅是象山心学的前导，而且其学说的影响及其学派的活动，为以后象山心学在浙东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张九成之后，心学主要在江西和浙江两个地区并行发展，在江西主要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主流，在浙江主要是横浦心学学派。史浩无疑是横浦门下最重要的弟子。史浩在任温州教授时，即受到时任郡守的张九成的器重，“倾盖忘年，雅同声气”，使史浩产生了“至今寝饭不忘”的知遇之恩。张九成卒后，史浩作祭文，高度赞扬其师“学承正宗，文肩前辈，卓行珠玉，净无瑕类”。杨时另一个弟子赵敦临是鄞县人，他在家乡讲学授徒，魏杞、汪太猷都是他的弟子，魏杞的弟子又有陈居仁等人。所以二程理学这个原为影响不大的儒学流派，在南宋初期逐渐兴起，直至达到全盛，鄞县人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迅速成长。在南宋这一时期里鄞县人才辈出，顶尖的重量级人物就有：四个状元，他们是张孝祥、姚颖、傅行简、袁甫；五个丞相，他们是史浩、魏杞、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八个参知政事（相当于副丞相），他们是楼钥、张孝伯、宣缯、袁韶、陈卓、应徭、余天锡、王次翁；还有许多重臣，如吏部尚书汪大猷、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应麟、中书舍人陈居仁、礼部侍郎兼侍读袁燮、国子司业高闶等，又尤王应麟是继真德秀后四十八年中唯一一个中宏学博辞的。
这一片精英所以能挤身政坛，主观上是他们的自身素质，客观上说是因为胡骑南下牧马，中原激剧板荡，宋室被逼南渡，定鼎临安后，中华文化的核心也随之移往江南。当时明、越二州便成为了京都（临安）的后院，一跃变成朝廷经济、政治的重要支柱。这无疑为鄞人挤身政界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片人之所以是精英，因为他们不光是读书，而是用他们的品德来支撑了一个时代。和所有这一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何尝不梦寐以求统一天下，但总得对南宋已有的这块土地负责，不能只为自己的名垂千秋，而漠视现实，漠视民众的利益吧！所以他们对南宋王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并凭着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一度支撑起这一王朝，尽管他们在治国观点上各有分歧，做法上都有差异，成败也各不相同，在人们的看法中也贬褒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为王朝努力并作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事迹是可圈可点的。
鄞人在治国的理念上坚持道理最大，这个道理就是儒家学说，当时集中表现为理学，鄞人所持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同时兼容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说。
鄞人治国总是把做人（治理人生）结合在一起。鄞人在治理人生上坚持孝顺第一，孝是人生的基础，不孝的人根本无法立身，也就不可能谈事业有成。道理最大、孝顺第一这些理念，充分的体现在鄞人的事业中，也集中反映在鄞人培养的二个皇帝的身上。
史浩培养的赵昚，是宋太祖七世孙，初名伯琮，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绍兴三十二年继位，定年号隆兴，他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后遭惨败，被迫和议。再改元乾道，专心理政，开创了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的小康局面，史称乾淳之治。而赵昚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孝，他是一个至行孝道的皇帝。孝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处理伦理关系的准则，齐家治国的根本，这一切在赵昚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昚受禅即位时三十六岁，当时高宗五十六岁。高宗死在八十一岁，当时赵昚已六十一岁，即位二十六个年头里，赵昚对高宗备尽孝事。每年正月初一和高宗的生日，他都要亲自到高宗所住的德寿宫朝拜或祝寿。赵昚三十七岁时郭妃死了，他就听命于吴太后，立所赐宫中侍御夏氏为后；五十岁时夏后死了，他又遵高宗之谕立贵妃谢氏为后。乾道元年二月，赵昚随高宗和太后去四圣观，时年三十九岁的赵昚亲自扶五十九岁的高宗上马，这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情景，因此博得都城一片热烈欢呼。高宗去世，赵昚坚持居丧，百日后，还坚持进食素膳。孝宗身体力行，回却了群臣的各种邀请，终为高宗守丧三年，的确不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所以《宋史·孝宗纪》写道：无论古今中外，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廷孝道的，还没有见过象孝宗这样的皇帝；孝宗与高宗父子之间融恰愉乐，同享高寿，也是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的。因此孝宗的“孝”，是名副其实的。
郑清之培养的赵昀，是宋太祖九世孙，原名赵与莒，先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后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嘉定十七年继位。赵昀登基后前十年将所有国家事物都交给史弥远，自己专心于理学，绍定六年开始亲政，改元为端平，召回了一批真人，选拔了品行好能力强的士人掌政；处罚、黜退了朝堂上佞奸大臣；整顿了吏治和财政，形成了南宋最好时期之一的端平之治，史称小元祐。端平年间理宗联蒙灭金，雪了靖康之耻。后又乘机收复三京，以便与蒙古长期抗衡，失败后任用孟珙、余玠等人抗蒙，维持对峙局面，至淳祐末年，二十年间颇有作为。赵昀还大力扶植理学，提高理学的地位，重用理学人士，将理学树为官学。理学作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宝庆三年赵昀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赵昀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从此正式宣告确立。确立

理学，统一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褒崇理学与太祖确立的道理最大是相呼应的，理学致力于阐发道理最大中的义理含意，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周密说，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人们就没有其他话可说了。
这两个皇帝死后，赵昚获得的庙号为孝宗，赵昀获得的庙号为理宗，都得之无愧。显而易见，在这两位皇帝身上可以找到鄞人文化的影子。
南宋鄞人主政时代，历经将近百年。
高宗绍兴未年史浩拜参知政事，孝宗隆兴、淳熙年史浩二度拜相，孝宗乾道年魏杞拜相，后史浩等虽回乡赋闲，但仍在重大问上影响着朝政，纵观孝宗一朝，始终受鄞人左右或影响。史浩淳熙再相时又为朝廷推荐了一大片人才，他们中当然有不少是鄞人，如楼钥、杨简、袁燮等，这些人和这些人所倡导的理学又积极地影响了为期不长的光宗一代。
史浩在选定和培养皇子这一关系王朝命运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南宋第一次顺利完成了从高宗到孝宗的政权交接，这一良好的交接氛围，保证了南宋政权的内政与外交都得以稳定、持继发展。史浩主持政局，肃清秦桧流毒，从重评判前朝大臣，并将岳飞等一片爱国将领予以平反，同时国防得到重视，人才得到重用，形成了孝宗初期的中兴气象。
张浚主张立即北伐，史浩因为坚决反对，而遭到王十朋等主张立即北伐派的弹劾。

其实张浚等人认为应逞金国失败之机，迅速扩大战果，大举北伐，收复故土。这种想法十分幼稚。因为金国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主要战斗力仍然保存着，除了战术上局部失败之外，重要的是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陵王的残暴使得许多金国的贵族都无法容忍，在其南征之际，部分贵族拥立其弟登基（世宗），并派人刺杀了他。新的政治环境使得金世宗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因此撤军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溃退。对于宋朝来说，这次战役主要在宋朝境内展开，宋是防御的一方，所有战争资源和战备均是按照防御战略进行配置。宋缺少成建制的骑兵集团，一旦金兵脱离战线，宋军无法尾随并乘胜追击，待宋军追上金军之时，战机已经失去，金国军队已经保持队列并恢复战斗力，并且以逸待劳。而此时，经长途奔袭之后，军队疲惫不堪，反而是宋军容易遭受袭击。所以的张浚北伐终于失败了。
这时鄞县人魏杞受命于国难之际，渡过淮河出使金国。魏杞一身浩然正气，不畏敌国强暴，经过出色的外交斗争，金廷同意收回遣返归，于是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这样魏杞出使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了孝宗交给的外交任务，将离符兵败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使南宋内政和政权都免遭沉重的打击。从这一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
史浩回乡后，在月湖倡导教育，支持淳熙四先生办学讲学，促成四先生培养了大片人才，为鄞人时代推进进而达到造极打下了基实的基础。他再相时推荐了一大片理学人士（特别是在月湖讲学陆学的淳熙四先生）入朝，使理学的档次不断得到提升，渐渐成了为统治者所奉信的国学。史浩一直坚持以儒学为宗，吸纳佛、道学术的思想方针，他对孝宗倡导儒、佛、道分别统领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张，展开了批评。孝宗终于醒觉，并接受了老师史浩的意见。史浩这一做法维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避免了可能导致王朝思想混乱，致使人心涣散的弊端，保证了南宋政权的稳定。
嘉定元年，史弥远拜相，楼钥、宣缯先后拜参知政事，鄞人完全把持了朝政。理宗宝庆、绍定年继续史弥远为相，宝庆年袁韶拜参知政事，绍定年郑清之拜参知政事，直至史弥远、郑清之并列为左右丞相，鄞人不仅完全把持了朝政，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时人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明州人。
史弥远参加了以杨贵妃为首的诛杀韩侂胄的活动。韩侂胄挑起北伐，致使兵败，在他企图再战再败时。这次北伐完全是韩侂胄个人企图建立盖世奇功而发动的战争，在当时宋金关系的背景下，对南宋是弊大于利的，它不将耗尽南宋几十年的家底，而且使百姓处于战争的灾难状态，却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灭金雪靖康之耻的目标。王应麟曾这样总结说：“开禧主战是小人”。可见开禧不仅不合人心，也不合时局，所以诛杀韩侂胄的活动具有正义性和爱国性，虽然其中带有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但与国事相比是微不足的。
嘉定初史弥远拜相，即恢复理学地位，将遭韩侂胄打击的理学人士召回到朝，继续用理学思想统领朝纲，也重用朱学和吕学人士，如吕学人士葛洪被用作参知政事等，促使了朝堂的团结，维护了内政的稳定。在史弥远的观念中，只有内政的稳定，才有南宋国家，有了南宋国家，才能与敌国抗衡，他审时度世，主张和议，反对轻易开边，而实际上，当时金国已经意识到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南宋朝廷也已经意识到，收复故土，重返中原也没有多少希望。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认识，以宋偏安南国，无后顾之忧，而金则腹背受制，战略上南宋更为安全。南宋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史弥远在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推进着一个凭借外力以屈金的方针，这一外力包括金人北面刚崛起的元人和史弥远企图利用的李全军队，看金人在元人不断攻击下削弱以至灭亡，这看似无为实则是有所作为的，嘉定年间南宋没有将太多的人力、财力、物人消耗在宋金战争上，这对于南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但自秦汉后，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这样的一个主流思维：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即是卖国贼。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国家遭遇危急关头时，无人愿意站出来讲真话，提清醒且适合形势的建议。个别清议之人，大言煌煌，不切实际，反倒搏得一片掌声，事后还留有千古清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史弥远在口头上对战和表现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不许开边的做法是相当智慧的，而因此遭到责骂也是可以理解的。
史弥远拥立理宗，处置赵竑，固然有被逼出来的个人因素，但拥立理宗，没有违背赵氏王朝的大原则，因为赵竑和后来成为理宗的赵昀都是宁宗的养子，只不过是先来后到之别。从个素质上来看赵竑的确有严重缺陷，其中最致命的一点是好色，赵竑信一个刚相识的美女，居然胜过与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师、朝中数一数的大儒真德秀。后来不得意处理了赵竑，从事实上讲赵竑的确参与了湖州人策划的动乱，尽管是被逼的而且发现湖州人策划的动乱势单力簿后，反戈一击，平定叛乱。但如果湖州人策划的动乱成功了呢？情况当然会不一样，为避免再一次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导致社会动乱的危险，处置赵竑是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在面临外患压迫的南宋王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国与一人，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总之拥立和处置这两件事，既有利于王朝政权平稳交替，又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稳定，当然也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不可以因为一些个人因素而抹煞。真德秀等大儒一并起来反对史弥远处置赵竑，以为史弥远的这一做法违背了理学原则，因而遭到史弥远的打击，但史弥远并未因此驱逐理学。在史弥远统治的年代里，理学一直拥有自己的地位，并且仍在向前发展，当时理学虽然不一定能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但理学推进社会文明这是肯定的。
理宗端平年，郑清之继续为相，陈卓拜参知政事，鄞人控制朝政，形成了端平之治的新局面。
郑清之主持平定了叛臣李全。李全曾经由史弥远的利用，成为南宋抗金的一支力量，但后来游于宋、金、元之间发展自己势力，并且公然叛宋。绍定初，李全公然发兵灭宋，史弥远仍犹豫不决，郑清之断然采取措施，一举消灭了李全，切割了长在宋身上一颗随时可能恶化的肿瘤。史弥远去世后，郑清之出于内政与外交的需要，纠正了史弥远时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召回了真德秀等儒学名流，使朝堂和谐团结，罚处了丑名昭著的“三凶”等人，使朝政清正、廉洁，随之出现了南宋历史最有生气蓬勃的时期，称端平之治或小祐元。郑清之主持朝政，决定联蒙灭金，这时灭金已水到渠成，大势已成，断然出兵，一朝雪清了靖康以来的百年耻辱，符合民意，振奋民心。金灭后，元人不履行约定，郑清之从战略高度思考，为抢占有利地形，取得与元人长期抗衡的有利条件，决定收复三京，尽管这一场战争最终以南宋内部的不和谐而宣告失败，但足以垂千古。
郑清之辞朝归里创办甬东书院，将理学传承给人。另外，状元袁甫则在他为官的地方积极创办学校，广大陆学，其最可贵的是袁甫不因门户偏见，同时宏扬朱熹学说，为理学的世俗化，为社会文明的推进作出了努力。
理宗嘉熙、淳祐初年，史嵩之为相，鄞人控制朝政，持续着史弥远的风格。史嵩之任用孟珙，在边关顶住和挫败了元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起用余玠，使四川的防务得到了转折，在一定程度了抑制了元人的进犯。史嵩之推荐吴潜等人，使朝政进一步得到改良。
理宗淳祐年，郑清之再相，应徭拜参知政事，鄞人控制朝政，出现短时间复兴，是一个绝唱。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鄞人控制朝政宣告结束。后余天锡拜参知政事，王应麟在朝，继续影响朝政，至贾似道开庆年独相，王应麟辞朝，鄞人退出南宋政治舞台，鄞人时代衰落。
郑清之积极支持余玠守边，激励他要时刻不忘准备打仗，在郑清之的鼓励下，余玠主动出击，在元人面前展示了南宋的军威；四川战区守卫着天府之国，防备敌军迂回或是占据长江上游。郑清之遗命葬蜀，更鼓舞了余玠的斗志，余玠作钓鱼城，作整体防御计划，使四川变成铜墙铁壁，坚不可破。同时郑清之又是著名的守淮派，两淮战区直接掩护着南宋行在（陪都）临安和江浙重要的经济区，防御长江下游。为贯彻“守江必守淮”的战略，郑清之将主力置于江淮之间。而连接两淮、四川二战区的京湖战区，则防御长江中游，其位置十分重要，郑清之再三叮嘱守好重镇襄阳。在他的努力下，面对北方强大的敌人和漫长的长江防线，实行分三区防御的战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郑清之又一改史嵩之的专断，采用政出于朝堂，事倾听公论，同时宽容、包容对待不同意见的大臣，使朝堂团结，出现复兴，由于又采取一系列减税和治币的措施，经济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郑清之去世后，史嵩之再图复起，却又遭失败，宝祐年史嵩之去世，鄞人再无可以撑起南宋朝廷的栋梁之才。后来王应麟在朝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积极向皇上献策，企图阻止元人的进攻，保住南宋的江山，但在贾似道的干扰下，收获甚微，即使有些影响，也仅在一事一时，改善不了大局。王应麟本人融会贯通儒学经典，就退而著书立说，培养后人，以图再振，所惜南宋为元所亡，鄞人试图再振的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王应麟虽然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但却成功地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宋国家灭亡之际，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国亡于上而学存于下”，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化与精神。
归结鄞人时代治理国家的特色，大概有三：崇尚理学，奉行和谐、循行雪耻。崇尚理学：史浩坚持儒学为宗、史弥远解住党禁，郑清之召回鸿儒，理宗朝理学的国学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奉行和谐：鄞人接受陆学，但能包容吕学和朱学，史浩荐人不分陆学、朱学。楼钥私淑朱熹，以吕学楼昉为友。史弥远为朱熹恢复名誉，用吕学人物葛洪为参政，郑清之重用真德秀、魏了翁、汤巾、刘克庄、王迈等大片朱学人士，袁甫与朱学人士魏了翁进行学术交流，办学推广朱学，王应麟将陆学、朱学融合，集成深宁学派。循行雪耻：宋金不共戴天，鄞人一贯主张雪靖康之耻，恢复中原，但反对盲目北伐，史浩积极备战，希望为下一代人完成北伐大业作奠基，因为当时时机不成熟，他力劝张浚把北伐大业让下一代去完成。嘉定间，元人兴起，不断攻击金人，史弥远智谋用外力弱金，在朝堂不变宋金和约的晃子之下，命守边将令自行袭金立功。嘉定八年，又停止给金人进贡，使金人渐渐陷入内外交困状态。郑清之、史嵩之上下配合，在端平元年联蒙灭金，雪清了大宋百年来的奇耻大辱。
说到南宋，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闪出二个词：即偏安、积弱。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南宋就可用一个“弱”字了之，若将它与盛唐、强汉相比较，简直令人无地自容。的确那汉朝，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足以代表民族文化的符号：汉人、汉族、汉字、男子汉。那唐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所谓的鼎盛时期，其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曾经执当时世界文明之牛耳，唐朝后，中国人又多了一个称呼：唐人。至今，世界各国的华人、华裔仍以被称为“唐人”而感到自豪与骄傲。而南宋有什么呢！好象没有见过。从这一点出发，毫无疑问南宋的确存在着其自身不足的一面：它无能懦弱，历尽屈辱，以屈辱开始，以屈辱告终。但即便如此，对待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王朝又岂能搞一刀切呢！所以今天我们重读南宋，要切忌不加思索的人云亦云，切忌不加分析的照搬引用，最需要的是用客观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
其实南宋王朝十分奇特：在版图上它是小国，在军事上它是弱国这些自然不假，然而在经济上它是强国，在文化上它是大国这些也都是真的。说南宋的弱和小，显然这并非绝对。
南宋的疆土不过北宋的疆土一半多些，从国土面积上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国。如果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南宋确实是挺丢人的，其偏安一隅更使人觉得差劲，所以人们常用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句来作讥讽南宋王朝，不过纵观列朝、列代，南宋的确也不算最短命，即使与堪称强盛的唐朝相比，也不见得会逊色多少。国人常以唐朝为自豪，唐朝看似一个伟夫丈，一直是阳刚的标志。但男人常有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时刻，唐朝的情况大体也这样。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日处衰弱，这也是众所共识的事实。唐朝建于618年，亡于907年，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如果以安史之乱作为盛衰的分界线，那么其盛兴年代前后不过136年，就是说它给百姓136年的平安生活，而其后150多年给百姓的则是战乱，唐朝从衰颓直至灭亡；可见唐朝的盛兴年代还没有其衰颓年代长。如果再将唐朝比作一个人，那么其刚过青年时代就得病衰败，生命无法逆转。这样一种情况，要说前期的辉煌，当然无可非议，但要以此来说明其一辈子的阳光，恐怕就言过其实了。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历史看，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尽管如此，但唐朝在很多人的心中仍然是“盛”唐。这里暂且不说“盛唐”之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事实，就说用“盛”形容唐朝与用“弱”形容南宋，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对南宋的确有点不公平。理由有：一则南宋所面临的敌人比唐朝强得多；二则南宋的版图也比唐朝要小得多；三则唐朝从中唐开始就一味地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南宋虽然最终没有能逆转，但其衰败不是一边倒的，中期有所复兴，在曲折反复中，一个小国能在先金后蒙的强劲敌人面前，支撑了一百五十二年，这的确也非一件易事。更何况唐朝亡于农民起

义，是国内人民起来反抗，可见其经济和社会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整个国家肌体已经腐朽。而南宋亡于外族入侵，虽然也离不开其自身的一些元素，但主要元素在外因。宋元战争后期，元军不惜一切代价中央突破，击破京湖宋军。于是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襄阳围城，一直以机动灵活著称的元军，这此竟然耐下性子一围就是好几年，宋守将吕文德再厉害也经不起这样的打法呀，再加上朝中贾似道为首的奸臣误国，襄阳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历经多年的英勇奋战之后终于陷落了。可是襄阳的陷落这不是简单的失去一座城池，它意味着南宋军京湖战区的覆灭，也意味着元军中央突破战略成功，更严的是京湖战区覆灭，是南宋军防线瓦解的标志。于是元军顺流直下，击破南宋水军，直抵临安，宋亡。
但假设没有元的入侵，如果不是朝中贾似道为首的奸臣误国，那么南宋不见得立即就亡，这就是说南宋灭亡时虽然经济和社会也都出现了的问题，但其相当大一部分肌体还是活的，南宋属于外力袭击下的暴死。南宋是一个军事的弱国，这也是明摆的事实。南宋军队的腐败情况十分严重，军队的战斗力也十分低下，但军事上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冗兵。南宋的冗兵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即使如此，南宋军事在世界抗击元战争史上还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蒙古国用二十年左右时间灭了西夏和金，同时还征服了欧洲的广袤土地，而它征服南宋却用时长达四十五年之久，这就不能说南宋不堪一击了，试问当时世界上有那个国家能抵抗武装到牙齿的蒙古军队那么长时间？仅就四川方面来说，宋元的拉锯战就持久了几十年，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毙在钓鱼城下，蒙哥死后，征战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大军开始撤退，进行争夺汗位内战，南宋人顽强的抵抗彻底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也就是说南宋在军事上的弱是相对的，客观地看它

仅弱于元，当然弱于元就是致命的了，何况有统治者政治上的失误，南宋就不能不亡了。
再说南宋的强和大，这是绝对的。南宋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完全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南宋自王朝建立起经济就迅速上升，并很快打破了南北经济发展的均势，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北方。“苏湖熟，天下足”，形象地描述了南宋农业发展的带来的实效。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办织锦院，其规模之大则可以典型地说明南宋手工业发展的实况。农业、手工业的进步，自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作为第一大都的临安完全是一个典范。临安城内人烟稠密，店铺林立，贸易兴盛，自大街到各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全是，商贾买卖的，比过去增加了十倍，往来辐凑，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能比的。显然临安的商业远远胜过了汴京。时人吴自牧在他所作的《梦粱录》一书中有这样记载：那杭城是行都，万物聚集，各行展示，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没有一家不是做买卖的。买卖的行当又分得很多很细，暂且说一说其中的一二个，那官巷的花作，就聚了奇异的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锦绣罗帛。销金的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凡是平日罕见的物品这里全部都有。在南宋商业中，最耀眼的还是海外贸易，其发展完全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当时沿海的泉州、广州、明州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市舶司（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所带来的收入占了南宋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数量达到了北宋的两倍还多。可以这么说南宋经济的繁荣是北宋所无与伦比的，比唐朝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经济的发展、繁荣实际情况，完全可以从税收中知晓。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还要多，而每年税收却增加了三分之二。在北宋中期及以后平均每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最高数字竟达到了一亿二千万。即使南宋灭亡的三百多年之后的明朝，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大约只是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南宋，财政收入却仅仅是南宋的六分之一。可以说元、明、清三朝财政收入都不及南宋。那么南宋的财政收入巨大是不是意味着当时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爆发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王朝，这就是说南宋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南宋政权就这样依靠半壁山河的赋税收入，支持小朝廷的庞大消费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南宋的经济成果不得不令人钦佩，其经济的发展，的确是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南宋不愧为是一个经济强国。南宋又是一文化大国，其文化、教育空前发达。随着太学的兴起，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和医学等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此外全国各地还都设有府学、县学、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的设立，使教育事业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当时每一乡村都会有一、二所学校，学校里传出来的学生的朗诵声音，往往互相交叠在一起。每当到了科试这一年，中间必有一些士子中举登第。在南宋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靠是书院和私塾，它们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书院养成了学术群体，传承着学派宗旨，常常通过影响科举考试，在廷议国政中发挥特别的作用；而私塾则在普及民间教育，潜移默化地提高着全民的素质。

总之发达的教育使南宋一朝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同时也使居民的文化程度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在南宋统治者不断鼓动下，理学不仅成为南宋的国学，而且对推进金人的汉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金人的眼里，南宋无疑是一个文化强国。理学终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来还影响到了元、明、清三朝，占据长达七百年的支配地位。因此南宋文化，堪称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一个巅峰。
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先生就曾这样提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并以江浙一带为重心”。看似孱弱的南宋，确有有许多精神一直影响着其后的历朝、历代，直至今天。由此可见南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南宋可能缺少东周时代的血气贲张，没有汉唐时期的恢弘大气，多了一份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但南宋经济不弱，科技不弱，文化也不弱，甚至于军事上，也不像后人所言的那么不堪一击。如果打一个比方来说，南宋可能不是一个伟丈夫，但却是一个奇女子。女子，尤其是奇女子，决不会一味的柔弱，其刚硬处，却常胜于男人。
尽管南宋王朝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变得僵硬，依然鲜活如生；也没有因为学者的打造而变得高深，依然通俗如话；也没有因为现代的进步而变得暗淡，依然闪烁如金；也没有因为历代的人耗读而逐渐枯竭，依然喷涌如泉，纵然读它千万遍，每每都会给你沛然正气，激励你奋发向前。同时鄞人对南宋王朝作出的贡献，也应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南宋政局不能没有鄞人，南宋政局如果没有鄞人主持和参与，说不定衰败更快，灭亡更速！南宋历史的研究不能没有鄞人，如果离开了鄞人，就会一筹莫展，跬步难进。
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我们完全可以感到自豪，也完全可以作为借鉴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