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持家的奋斗者——史银方

——关于祖父的回忆录

 

祖父史银方，字云亭，1887年（清光绪丁亥年）出生在孟津县（现为孟津区）上古村。当时非常穷，皋祖帶着两个儿子永和（小名羊）和永生在凤凰山南坡靠近山顶的地方开了六个小劈儿（即“小片荒”），种点玉米、小麦和大豆，勉强度日。永生娶靳氏，无儿无女。永和娶沈氏，生三子，大儿元印娶娄氏亦无后，二儿元泰娶兰氏生金仓，三儿元亨娶靳氏生金库。皋祖和两个儿子及长孙元印后来葬于山顶南坡的第一个劈儿里（龙刚弟的资料认为金库葬于山顶，元印葬于北坟地，待查）。元泰公与无亨公合计分家，将老院中间用一道墙分开，元泰公住西院，元亨公住东院，把东关一亩半老地产卖给代种人，凤凰山上五个小劈儿也卖了，分置山南坟地那块地（属元亨）和山北老坟地那块地（属元泰）。金仓娶韩氏生四子，即君铭（方）、君凤（银方）、君胪（福祥）、君阁（福聚），即我的大爷、爷、三爷、四爷。（东西老院在改革开放后二哥龙章迁出东院，京品弟在合并后的院落上重新规划，建起了新居。）

爷爷少年时代即有经商意识，9岁到13岁是給大地主高家打短工，作长工。主要是摘棉花，积累些小钱。由于他手快、肯干，人家送他个绰号“磕头虫儿”。14岁开始学蒸馒头，卖“尖蒸馍"。干了几年，又积累了一些小钱，开始到洛阳闯荡，一是学理发，二是“倒布”，即把农村织的粗布收起来到洛阳卖，赚差价。结果学理发很快出了师，自己另外开了个理发店，生意十分紅火。爷爷会“盲剃”（蒙上眼剃头），还会拿揑颈椎、肩膀，即现在说的推拿按摩治疗颈椎病和肩周炎，效果神奇。不少名人把他请到家里理发。以后洛阳理发界成立了个云亭社，推他为社长。他开始有了字号，名银方，字云亭。1923年，店里正在忙碌，突然来了三个便衣警察，对着爷爷的重要合伙人李响当胸开了两枪。李响个子很大，会些武功。直到文革后我才从同福嫂子那里得知李响背着爷爷参加了红枪会。这个事件对爷爷刺激很大，他觉得洛阳不安全。于是托东蔡庄我同福爷（与同街王同福重名）和同聚爷（也是爷爷的重要合伙人）把店盘给了别人，长期跟随的徒弟随店走。

爷爷1923年底带着多少年来辛苦攒的钱返回了老家。这时，另外三个爷爷都已从老院迁出。大爷最先迁出。他是高家赶大车的，甩一手好鞭子，过年别人放两响炮，他能一鞭子把起飞在半路的炮仗打下在地面爆炸。打牲口只打痛点，轻轻一打牲口便老实了。他性子急，很热的饭几口就喝完，急着去干活，所以非常被东家看好。一次高家的闺女想要自己带着伺女到地里搞点青麦弄成年转儿吃，是玩耍活动，谁知遇到了几只狼，俩人大声呼救，各自挥舞着镰刀自卫。恰巧大爷赶着空车路过，飞奔过去，一鞭子打到头狼的眼睛上，鞭声也十分响亮，几只狼逃跑了。得救的兩个女孩还在浑身发抖。大爷把他们扶到车上，安全送到家。谁知高小姐本就对大爷有好感，这次是实实在在爱上了大爷。高家是书香后代（晚清解元），用很文明的方法处理了这件事：托人给大爷说了一个对象，就是我们见过的大奶，又买下赵轩家的东院，划拨了青年队、牧羊沟、山南的8亩地给大爷，还操办了大爷的婚礼。三爷跟人合伙做生意，发迹迅速，到南沟买了院子成了家。四爷是自己到东沟挖了两孔窑，也成了家。

爷爷回老家落下脚就托人买下刘坡一家地主的地，他也是刚从上古高家买到的。爷爷又加了点钱搞定。又托人买了董发财家和张盘梁家的地。此外，把房子也整了一下。

这时，已进门几年固守老家的大脚奶既高兴，又劳累。原先只有北院老坟那半块地还能料理过来，这下几十亩地可真懵了。

非但如此，1920年初夏从大奶怀里抱过来的老二当了亲儿子，圈里的几只羊是爷爷专门买来给儿子喝羊奶准备的。爷爷不在家时，是姨奶（刘娟，大脚奶刘芳的姐姐，小脚，住县城仁义街）带着一大帮亲友经常上来帮忙料理地里家里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家里这么多地光靠亲戚们种不过来，爷爷想了个办法：請季节工。他有个固定的团队，团队成员的家无地或地很少不足以养家，还必须是不吸大烟不嫖女人不赌博的正派人。只在耕种、收割两个环节上来帮忙，报酬是囤里的麦子。每次都打发的很满意。以后爷爷又改变了经营方式：代种。解散团队，让每个人自领一块或几块地，最后地分的差不多了，他们自定的租畴，爷爷给他们留的余地很大。家里留种的只有山南的几亩花地、村东头的几亩麦地、牧羊沟的几亩红薯地。

家里虽然有这么多地，但日子过的还是十分节俭。只有男劳力和男孩子有权吃白馍，凡是女的只许吃黑馍。那时还不知道黒馍营养丰富的道理，只知道吃黑馍是差的待遇。

作梦都没想到，租出去的地和留下来的地中的五亩都不是我家的地，是云亭社的集体土地，爷爷只是委托管理人，每年收的利益全分给了云亭社成员。怪不得日子过得那么紧。

1924年初夏，爷爷得到一个消息，李响死后，他漂亮的媳妇带着两岁多的女儿被族人逼着嫁到三十里铺一个大户人家作二房。不到半个月，受不过长房的毒打欺凌上吊了。爷爷马上和几个爷爷商量了一下，立即当夜带了十来条枪（多是土枪）到了三十里铺司家，由爷爷出面说明李响和史家定过娃娃亲，趁现在孩子没人照顾，带到史家养更好。司家顺口答应了，爷爷留下了5个银元，女孩向继父母瞌了头就被带回上古做了童养媳，这便是我的母亲。整个过程还算和平，也很悲凉。

爷爷没上过一天学，在成长过程中用心认字，很尊重有文化的人。在洛阳那个按摩师傅是个山西人，在洛阳也只教过他这个徒弟。师傅有几本古医书，爷爷认字少看不懂，只记得一本书名是《洞天傲姿》，是秘传中医外科。师傅说爷爷，你把这一本看懂了，你可以开医院了。本来这些书要传绐你的，你认字太少，就推拿一项就可以了，理发用得着。最终那些“神书”还是被师傅背走了。那是爷爷第一次对文化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理发过程中接触过很多文化人，对他影响也很大。所以从早就下定决心让后辈子孙学文化。

一次爷爷和大脚奶在绞水，赵轩家门上贴了一幅对子，围观的人不少，爷爷奶奶两人打赌，爷爷能认下来，奶奶就自己绞水自己挑。爷爷输了，除了挑水，还得一个跟头连着一个跟头翻到家。大家一起哄，爷爷只好应战。结果对联里一个字爷爷认不下来。就是秋天的秋字的异体字“䆋”。王天仁认下来了，大受喝彩。爷爷输了，只好一个跟头连一个跟头翻了50多米到家门口。这次，让一街两行人看了一次热闹，也让爷爷进一步下决心让后辈人学好文化。

大脚奶个子高，大眼睛，双眼皮，身材出众，与众不同的是很有力气，还会些武术。对父亲非常好，视如己出。爷爷很早就请人来家教写字，后来送私塾读书。伯父就是跟着父亲学认了一些字。再后来送父亲到陈州坡读初中，高中上的是省立高中，即现在的洛一高。那时的高中师资水平不低，父亲的几何、代数是全英文课本，老师也必须熟悉英文。学费当然很高。

一个小农民家庭是供不起一个中学生的。爷爷一是有决心，二是家里还有些底子。有决心才能调动资源。那时爷爷略有积蓄，是个基础。后来家里发生了一个转折，1939年大脚奶大出血去世，1941年迎来了新的奶奶（偃师县省庄底疙瘩的底秀花，小名用），漂亮，雅气，善良，小脚。几乎所有内在性格都和大脚奶相反。这就是我最亲、最亲的奶奶了。这个奶奶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善良的姑姑（单名雪）。这个奶奶只有一个妹，人很漂亮，但是个残疾人，小儿麻痹失去了腿的主要功能，整天纺花，心劲儿又足，整天赶时间熬夜，卖线攒足一百多个银元时，累出病撒手人寰了！姥婆（奶奶的母亲）了解到当时我们家学费吃紧，就让奶奶把这一百多块银元交给了爷爷，爷爷眼睛都湿了，让在家里的窑窝儿里用纸写了个牌位，写的是底秀荣之位，让父亲每次去洛阳上学之前都要在这个窑窝儿前瞌个头。后来，房子改建，拆了窑窝儿。但这个早早离世的姨奶却永远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

姑母名叫史雪，1926年出生，2018年辞世，享年92岁。虽系高寿，亦令人痛心! 姑的外婆家姓底，省庄人。外公早年谢世，外婆带着两个女儿艰苦度日，大女儿底用嫁到附近兰庄，只生了一个女儿(我姑)，丈夫不到十年即病逝。奶奶是1908年的人，爷爷是1887年的人，爷爷大奶奶21岁。父亲只小奶奶12岁。当时是父亲赶着牛车到兰庄将奶奶和姑姑接回来的。姑姑在兰庄时就订的娃娃亲，姑父就是西蔡庄的赵发枝。后来爷爷知道后，到西蔡庄了解了姑父家的情况:很穷，如果不答应这门亲事，姑父不可能再找到对象，面临绝后的困境。爷爷的兄弟们纷纷表态，拒绝这门亲事。当约定的婚期要到时，爷爷的弟兄们组织了个保护队伍，有三根快枪(即步枪)，九根土枪(火药枪)，两把手枪，分别埋伏在东门楼上(东栅栏门上边的屋子)和更楼上(在北打麦场的东边)，气氛很紧张，防止赵家抢亲。爷爷当时很忧虑，出命案不好，又同情赵家怕绝后，打听消息的人回来报告爷爷，说赵家只有两杆枪，根本别害怕，人已到刘坡。爷爷临时决定，一个人去迊接，让自家的枪队都撤掉。爷爷見到姑父时，训了他一顿，让背枪的人都回去。带姑父一行进村，向众人都行了跪拜礼，忙活了半天才让姑姑上轿。由于来不及采办鞭炮、嫁妆，五爷带枪队统统向天射击送行，是村里最隆重、最别致的一次婚礼。那一年姑姑十多岁出嫁，我才出生没多久。奶奶说，姑姑临走又去抱了抱我，眼里一直含着泪。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回忆起来依然百感交集!

当时国内政局很乱，民生凋敝，工作难找，父亲高中毕业后在中央军作“书记”。这个“书记”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书记大相径庭，只是个记录人员，有一点点秘书的味道。就这，爷爷很满意，毕竟脱离了下九流（理发）的出身，走上了一个文化岗位。后来几经周折，调防到南京，作了少校军需官。不久，又蒙冤被当作“共嫌”住了100天国民党的监狱。当时解放军正要渡江，国民政府溃败，父亲被释放，对国民党失望之极，举家冒着枪林弹雨连夜北渡逃回老家，被安排作人民教师。这个，爷爷也很满意，因为成了“国家的文化干部”。不久，土地改革运动来了。第一次普查土地觉得我家没啥，人均地稍多点。驻村工作员问：东古洞那么多户人家都找不出一户地主？这时有人揭发我家地很多，还租出去。而且家里僱人了。我家原来僱的小长工才13岁，后来辞了。又僱的老石爷，无家无妻无儿无女，年纪大了，是东蔡庄爷爷的同行挚友同福爷家的亲戚，东沟王老根的媳妇石素贞（外号石老虎）的哥哥，来我家说情我爷才允许来“帮忙”的，住街西头沟边我家空院子的窑洞里。基本算个半劳力。工作员说，这不是僱长工算什么？这不是地主富农算什么？马上下令抄了家，牛及大家俱也分了。

父亲当时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什么土改政策都懂，闻讯赶回，与工作员算剥削量，怎么算也算不上富农。工作员大怒，说：算不上富农就算地主吧！随后大喝一声：捆起来！一刹那父亲被捆得像粽子一样，威胁说遊街结束枪毙。当时吓坏了爷爷，到处找人，找了当临时村长的伯父、村干谢然等。土改工作小组冷静下来考虑了一下，最后还是放了父亲。县教育局也觉得父亲没错，重新任用。过了一个时期，土改复查，改为小土地经营，比小土地出租稍轻。这两者均被列为“其他”成份。但被分走的车辆、牛和农具不再归还。这真是洛阳版的《槐树庄》。不同的是：我家是错划，爹是对的。土改政策是：革命军人或其他公职人员家中劳力不足僱用人员的，按其他成份处理。其他成分大体上相当于上中农。但在尔后的各种政治活动中，村里的基层人员显然忘记了已经纠错过了，仍然把爷爷当地富。例如，爷爷还经常被抓去和地主一起做“义务工”，就是没任何报酬的劳动，和劳改犯一样。另外，平时劳动，包括积肥、出工等，爷爷每个月挣400多分，是一般人的两三倍，结果被抹（音麻）下去200分。每个月都这样，可每个月爷爷照样拚死拼活地干。我只是帮爷爷割草，爷爷每次收工挑一大担回去沤肥，还乐观得不得了。

对我的上学爷爷很关心，也很放心。每学期结束学校都在校门口的墙上公布学生成绩，爷爷都细心地看。1956年我初小毕业被校长郭崇炎和村长保送到张盘上高小，享受保送资格的也只我一人。爷爷感到很欣慰。1958年高小毕业考初中，三中（平乐）是三取一。一中（县城）是四取一。当时只考虑县城离家近，可以跑灶，就定下考一中。同去27个同学，就考上了我一个。爷爷接到录取通知书，哭了，我看着爷爷的胡子都在发抖……当时我並不知道考上学的意义有多大，但爷爷理解要深刻得多，他要培养出笫二代有文化的人！

那时农村学校经常放农忙假，以后进入灾荒年，还“放长假”。什么时间通知，什么时间开学。这些假期，除了劳动之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习，高一个年级的王水长（王小套），他的书和旧作业本我都借过来自学，以后又借外村三年级的书和作业，结果二年级上学期把整个初中的课程都学完了，作业是人家旧作业本翻过来用，我做完的作业一本一本很整齐，交给了各任课老师。老师也一页一页地批改。这事很快传遍了全校。我写的作文，老师油印成“页子”发到同年级各班学生的手里作“范文”。上课照样认真听课，平时成了义务辅导老师，给同学们讲作业、解难题。我成了班里的三好生、五好生、十好生、双十好生、模范团员。我每次得的奖状都拿回来给爷爷看，他特欣慰。

那时候，我跟着爷爷挖药，开始是南场的王遂甲（二哥龙章的干爹，医生，儿子王清朝是我们的同学）收蜜蜜罐儿根（学名洋地黄），我们就挖这个。以后挖防风、毛轱辘蛋根（学名天花粉），这个加工复杂，但价钱好。这样，学费解决了，我还学了点谋生的本事。可惜六零年底，爷爷被叫到南场去批斗，被田x（不便说名字）照着爷爷的腰椎尾椎猛踢猛打，当场昏倒。斗争既没有名目，也没批判词，就是把人抓去打一顿了事。事后才知道是生产队的指标没上去，拿不知就里的爷爷顶缸、当出气筒。其实爷爷当时已不在黑五类之列。爷爷腰椎尾椎都受了伤，卧床半年就走了。臨走前父亲和我在身边，爷爷喘着气交待了很多事，第一条就是一定继续供我读书，把学上完。父亲只管点头，从头到尾没回答过一句话，最后拉着我的手放到父亲的手上，喘半天气说了最后一句话：要孝顺你大。（当时叫我爹是大）

显然，爷爷把接力棒交到了父亲手上。不到一年，可怜的奶奶被应西伯误扎心脏致死。享年54岁。父亲把伯父（明道）、四大（鸿勋）、二伯（安）、干爹（高天由）和我召集在伯父家开了个小会，正式宣布我归父亲管理，我同意了。介于我家的复杂情况，父亲想了个主意，一是让我在王妈处要学费，二是家里负担大，接割不上时在伯父和四大处要接济，一下子缓解了各种对立情绪，让我順利走出小圈子，回归大家族群体。我也没有辜负父亲和王妈以及整个家族的希望，整个高中阶段的大考中考平均成绩98分，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大。父亲为此在平乐请了三桌，除三中的老师外，一中的孙景云、尤守成、郭铎等老师都参加了。那时，我是村里的笫三个大学生。第一个是解放前和德志自愿选投（那时没统一高考）中央大学法律系，第二个是1960年王优苗考入河南医学院。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才出了3个大学生。不管怎样，我是史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是很高兴的。文革之后，弟弟京品和建昭也考入大学学习，也是史家之又一次骄傲！父亲曾为一个儿子是书记、一个儿子是教授感到非常满足和自豪。

随着岁月的流失，无形中，我和弟弟京品成为爷爷、父亲之后的第三代发力人。女儿陆敏18岁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参加洛阳市英语教学大赛获得第一名，不久四地市英语教学联赛又获笫一名，接下来省英语教学大赛又名列前茅。教育厅长想看看陆敏啥样子，找遍全场也没人影。原来孩子小，比赛完了，想家了，搭车回洛阳了。没办法，只好让两个女校长中年龄小的一个上台替陆敏领奖、照相。那是河南省英语教学特等奖、英语教学十佳教师奖啊！当时洛阳报、洛阳电视台、洛阳广播电台都进行了详细报导。我父亲听说后无限感慨：“我教了一辈子书，也没得过这荣誉啊！”

又过了两年，陆敏又偷偷考取北师大的硕士，在不影响正常工作情况下毕业了，何其艰难l紧接着又考取西南大学英语博士，几百人就录取2个。这下问题来了，要调档案，要脱产学习几年，不让单位知道是不可能的事。但校长马建西死活不让去上学。这时，京品出面，坐在教育局等21中的人去告状。品说，“你们回去吧！你们校长说一百遍我一句话让他等于零！”结果第二天市教育局就让孩子把档案取走了。我父亲得知孩子考上博士的消息，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哭了很久，我和海桃安慰了好一阵子。后来，诗蕊考硕、外甥菲菲考上博士，都给史家添上了一道鲜亮的彩虹。

以后，陆敏考上了博士后，评上了正教授，当上了贵州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还是乌拉圭、厄立特里亚孔子学院院长……爷爷、父亲和弟弟及家人们的期望都实现了。现在我们一家都从教，孩子们也都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耕读持家的主线在延续着。一个家长的战略眼光对后代子子孙孙的成长何其重要！家教，无疑是家族发展壮大的灵魂。

 

2024年7月12日 于洛阳

史龙身（河南洛阳真定史氏28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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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龙身简介

史龙身（1944.4.4—），真定28世，原名史龙渊、史龙申，乳名三江、妮子。出生在平乐镇上古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家境十分贫穷，在爷爷的教育下，从小立志读书，当时在小学就自学《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左转》、《资治通鉴》的就此一人，而且是课外完成的。15岁前便有他创作的《小货郎》、《事务长》等诗剧流传于乡里。1959年初写了一张大字报，都是七言诗句，句句是事实，而且语言生动形象，很多人都背了下来。谁知道马上惊动了公社领导，张万宏书记亲自带人来调查。因为没有具名，几个领导判断一定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写的：毛笔字，字还特别漂亮，内容切中要害。最后有人看到“是妮子贴的”，张书记了解到是一个14岁的孩子时笑了。把父亲叫去，把老奶奶吓的不轻。张书记说，你们村真有人才啊！安伯（王安，村干部）当即叫父亲重新整理、重写村里的敌伪档案。那时父亲才知道村里还有两个日本特务。这些档案至今还留在村里。

当时是跑灶，冬天天很冷，常下雪。一次父亲去上学，头发都结满了冰珠子。到教室一摇头，哗啦哗啦的响。鞋破了，脚趾头冻烂了，也不知道疼，还是老师发现了父亲走过的血脚印。就这样，三顿饭回家吃，还坚持不迟到。也有一次例外。食堂没粮食，吃的是糠馍，父亲和王水长走沟坡去学校，中途要解手，半天拉不出来。最后使上九牛二虎之力出来了，还带着血。这次真的迟到了。这种情况直到1960年下半年才有所好转，因为有红薯吃了。

1961年夏天，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还当了班长。由于天气炎热，蚊子又多，父亲和同学们都买了芭蕉扇。父亲当时用毛笔在扇子上写了两行字：“宁作孤雁守冬夜，不为春风流百家”。然后用煤油灯一熏，原来写的字很快脱落，底色是黑的，墨迹脱落字变成了白的，很好看。谁知有一个同学告发，刘剑英书记在大礼堂全校大会上写诗批判父亲，说父亲学习目的不明确。父亲气愤不已，回教室一想，考大学没指望了，顺手写了一首诗：

苍天遮路无因由，富贵风光几世修。

我读诗书书误我，舟行深水水倾舟。

审观历代垂绅笏，岂尽文光射斗牛。

及第纵遂孺子愿，仍教岁月悔白头！

意思是说，考学的路被堵了，走不通就算了。傻乎乎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扇子的事是坐在他旁边的同学汇报的，怪不得这个同学在夸父亲“诗写得真好”，还假意抄了去。没过半天，班主任刘鸣皋老师突然把父亲喊了去。他表情凝重，两条眉毛间的竖纹显得很深很深。一进屋，刘老师便把父亲写的诗放在那里，命令父亲立即改为积极向上的。父亲看到刘老师准备好的纸笔，马上改写为：

苍天指路无因由，富贵风光不讲究。

我读诗书书读我，舟行深水水拥舟。

审观历代庄稼汉，乐事农桑学放牛。

舍弃功名孺子愿，山川旖旎任神游。

刘老师一看，说，怪快哩！谁问你你就说写的是这个，我收来了。父亲刚走出刘老师的屋子不久，便远远看到刘书记摇着扇子进了刘老师的屋。父亲怀疑刘书记也知道了，找刘老师肯定说这事。很久以后才知道，刘书记找刘老师是说把父亲的毕业评语写宽点，好点。汇报父亲的同学只找了刘老师，並未找过刘书记。以后在大学里父亲写信感谢刘老师，刘老师回信说，当时学校巴不得给你释负，让你考个好学校给母校争光。

在那种环境下，有的同学思想意识有变化很正常。他本来是个看上去很忠厚的人，又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感觉和父亲是亲上加亲的兄弟，复习功课也常在一起。他说晚上加班背了几个单词，早上电铃一响就全忘光了。还拿着俄语书，翻出没讲的几篇课文让父亲背新单词，一节课父亲背了42个单词，而且一个都不忘，他大为吃惊。由于家庭困难，学校安排他敲钟（按电铃），一个月补助8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收入。可惜，他心思用偏了。

后来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是第一志愿。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家庭成分不好，决定报师范，报理工科，所以报了华东师大。

1964年暑假，父亲高中同学黄会团到我家，约好和锁（郭培峰）一起奔赴上海。结果是锁的姐姐在洛阳工作，由她买票，成人票是16元，学生半价是8元，加上3块2的加快费，一共11块2。父亲第一次坐这么远的火车，非常新鲜，路过安徽，路基高，看到下边耕地的水牛很小，像猪，父亲还以为安徽的牛长不大，真和猪一样。事实是视角误差。才到上海，一起去了同济，在上海的东北角。第二天回华东师大，在上海的西北角。坐公交，听不懂上海话（当时未普及普通话），警察无奈叫来了出租车，叽哩哇啦一交待，示意父亲上车。车门一开，天哪，凳子几乎顶住车顶了。父亲想这怎么坐？是卧铺车？干脆，双手向前一伸，做了个跳水动作。一下子钻进去了，咚的一声差点把对面的门撞开，父亲也差点开瓢。凳子唿哧一下下去了。惹得司机和警察哈哈大笑。原来人家的凳子下面的弹簧非常软。父亲是个土老帽，不知道进车前伸手轻轻一按就可以坐进去了。闯上海笫一次出洋相，也算必要的付出吧！车到后，优惠，付费5元。这几乎是父亲一千三百里火车费的一半，把父亲心疼得不行不行的。总算到了华东师大。由于父亲是提前了半个多月报到，把接待的老同学们忙坏了。又由于父亲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这个学校，而且是少有的高分学生，所以享受到一个极特殊的待遇——到校长常溪萍家作客。校长问父亲，你高考为什么每场都提前20分钟左右离场？父亲答：规定半小时前不准离场。校长又问：你复查答过的题了吗？父亲答：复查过了。校长又问：你事先知道考题？父亲答：不知道。我们有很多复习资料，考题没有复习资料的题难，简单多了。校长叹口气说，河南监考怀疑你知道题是冤枉你了。平均每门扣你20分也冤枉你了。扣了后还剩70多分，也不错了。进中国科技大学也没问题。突然校长转移话题，问父亲汗衫上的湖流是什么意思？父亲答是潮流，写的人写错了。又问父亲：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优缺点？父亲随口答了一句：爱学习，爱劳动，缺点是——饭量大。校长哈哈大笑，说父亲真是个纯朴的孩子。校长还说，你的缺点不是缺点，是优点。农村孩子，有劳动意识，是大优点。城市孩子培养劳动意识是很难的。还说他老家一个大地主选长工，只一个条件：吃饭。蒸很多白馒头，吃不下一掐的（8到10个）都不要。吃饭看干活。校长的话使父亲耳目一新。他是个山东人，部级干部，亲民爱生，在校园里见到垃圾就拣起来放口袋里，在他的带动下人人拣垃圾，人人不丢垃圾，校园里非常干净。文革中，在数学楼被造反派逼跳楼摔死了。他爱人陈波浪仅仅是由于名字“有修正主义味道”而被斗致残，也是个老革命，至死都不认输、不认错、不低头、不下跪、不喊不愿意喊的口号、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后来学生称她为“良心巨人"。

父亲在全校定量是最高的。学校规定的定量是男生33斤，女生30斤。父亲是72斤。系里说，校长照顾你，争取几个月后和大家一样，父亲答应了。高年级的同学有经验，是吃完定量不在餐厅待，“向后转走”。不想就完了。父亲的经验是饿了去操场打一会儿篮球就好了。

入学后每年三夏和三秋要到农村劳动，父亲每次下乡挑水稻都要挑断一两根扁担，割水稻比农民的劳动红旗手还快，和当地农民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直至晚年。学习成绩优异，学术观点新颖，常受到任课老师的赞扬。每逢周末或假期，到上海木材厂、有色冶炼厂、电焊条厂、第六码头全天跟班劳动，还倒过马桶（均无任何报酬），还到大场空四军当过兵。所以不到一年半便被学校评为“学习毛著”和“学习雷锋”的先进分子，还内定“毕业时入党、留校、接系主任的班”。由于后来在“文革”中主张给四类分子“抹帽”，替刘少奇、彭德怀说话，提出林彪的“顶峰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搞早了，搞左了？”这些观点虽然被以后的历史证明是了不起的政治远见，但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结果父亲被张春桥指使上海警备区司部的叶红将其抓了起来，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开了几次，小批斗会更多。结论是“肩挑500斤，思想反革命”。被押上刑场，让他亲眼看着枪毙同校的一个女生（化学系4年级，仅仅因为说江青是蓝萍）和上海科技大学的一个男生（改写东方红歌词），说是“接受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当时的张春桥也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学生，企图拉他做事，后来由于坚决拒绝，被作为“犯严重错误的学生”分配到贵州山区。对于最基层的教育、劳动生活他是乐观的，培养教育学生不惜任何付出，每周多达27节课，还公开宣布任何时间都可以开门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感动了全校师生。经济上还资助过数十名困难学生。遇到调整工资，大家一致评定给他调高2级，他主动拒绝了。在忘我的教学、劳动中，当地领导、群众一致推荐他参加贵州省“学代会”和进领导班子，但一到县里政审就被取消了，而且明确告诉基层党组织不能批准父亲入党。但父亲依旧坚持写入党申请书。他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坚持发展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团，巧妙地与“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区委领导周旋，说服他们。在父亲眼里，是没有“坏学生”的，教师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转变学生的。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转变学生，才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来。后来，他的学生有的当了县长、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大家才意识到一个老师从早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直到推倒“四人帮”后，主持上海工作的彭冲、倪志福听取父亲母校群众的呼声，让华东师大把平反信寄给了他，并“从档案中撤消一切有关材料”，才最终“解放”了他。后来长期从事基础教育与科技管理工作，主持拍摄的科教片《织金洞》在央视播出；还著有劝学、政治、科普3本诗集，油印流传；办《织金科普》报，有科普文章百余篇。由于懂俄、英、阿拉伯、法、德、日语（后4种为笔译），《苏联河网的地貌结构分析》、《喀斯特地貌的水动力分析》、《1948年阿仕哈巴德地震研究》等5部译著受到专业部门的高度赞赏（限于条件并未出版，只作为专业部门内部资料使用）。其中两部矿产地质的译稿被174地质队借去，结果地质队通过县政府赠送了一部北京吉普。县里认为父亲又不会开车，需要坐车时县里派，车留县政府使用。当时县领导才坐北京吉普。父亲是科委副主任兼管地震工作，由于成功地预报了广西平果的2次地震，几乎被当地群众神化。平果县过年送两大汽车腊肉、烤鸭、熏鱼等地方土特产给父亲，结果县里经济困难，正好年终福利发不下来，把这两车东西给分了，给我家留了一份。谁知看大门的老爷爷发现没人要就拿走了。不过，父亲感到很欣慰，总算给县里办了点好事。平果县连续送了几年，以后知道父亲调走了才作罢。

回洛阳后从事高等教育，出版了《班主任工作技能训练》（人民教育出版社）、《实用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下同）、《心理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小词典》、《理论科技史》、《科技社会史》、《实用书法教程》等高校教材与专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大学期间，曾随严钦尚教授一起参与过核试验的地貌环境考察研究，毕业后参与的国家项目有华中小流域治理、黄河入海口泥沙治理、河南小流域治理、首次返回式卫星的卫片判读等。在从教期间，每年所从事的科研项目经常获得省的特等奖或1等奖，有时1年的项目多达8个。所主持的项目《中国边界问题与一国两制研究》在鉴定时，专家们都为父亲的政治远见和爱国情怀所感动，纷纷抄录研究报告的观点，有的感动得老泪纵横。他从事教务管理，力主“教师专家化”、“就业市场化”、“教学个性化”和“管理人性化”，主张学生学真本事，走终身学习的道路；设法把每个班级都建设成一个优秀的学习团队，向最新的领域进军，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告诫学生彻底适应市场需求，用自己的学习理念对社会实现超值服务。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爱生如子，与早期的学生保持着近40年的联系，有的学生已经进了各级领导岗位，有的成了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了著名的企业家。他为人低调，与世无争，讲求人品，关心国家。在自己的《自题小浪底照》一诗中他写道：“风尘一世苦为师, 沥血呕心灵魂慈.常与大湖比忍耐,青春插满松柏枝。”好多人建议把“苦”字改为“乐”，他不改，说“苦”说明坚持在教学岗位上几十年不容易，教学生涯也确实是很苦的。现为政治理论教授。正在写作的有专著《元社会主义》、《中国的边界问题研究》和退休后的诗词总集《秋叶红尘》。

2024年7月21日作于贵州商学院

史荣泰 （河南洛阳真定史氏2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