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炽先生曾说：“我的生肖是鸡，但我是公鸡，公鸡是黎明的报告者，我是新中国的歌唱者。”人已故去，但歌声还活着，《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英雄赞歌》的歌声还飘扬在祖国的山川大地，大街小巷。

我在编写《刘炽年谱》的七年里，总有人问我什么要编写《刘炽年谱》？这还要从《舒群年谱》说起。实际我在编写《舒群年谱》时，就有一颗种子悄悄萌发——那就是《刘炽年谱》。如果说《舒群年谱》是我研究本溪地方史的一颗果实，那编写《刘炽年谱》是什么呢？刘炽没有在本溪生活过，但他与本溪有着其种因缘。刘炽第一次到本溪，是1945年11月底，在东北文工团的刘炽，随团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一起到本溪工作两个月。上世纪50年代，他曾多次到本溪煤矿深入生活：上世纪60年代他带领辽宁歌剧院来本溪演出，还被本溪市音乐家协会聘为名誉主席；电影《英雄儿女》在本溪南芬区拍摄，他也随剧组来到本溪。据说，电影插曲《英雄赞歌》就是在本溪诞生的。1993年，他又被本溪市歌舞团聘为艺术指导，当他在时任本溪市文化局两位局长的陪同下，再次到本溪南芬区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的外景地，面对翠绿秀美的辽东山水，刘炽动情地说：“我与本溪真的有缘。”他为本溪的作者谱过曲，他给本溪音乐爱好者讲过课。本溪有他的老师，有他的战友，有他的学生，当然，也有他的酒友。他爱这里的人，也爱这块土地。他长期在沈阳工作，到本溪是抬腿就到。所以，本溪也是他的一个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立刻作出决定，组织干部团到东北，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东北籍的干部，都要回东北。在鲁艺工作的刘炽不是东北人，派到东北的干部自然也就没有他。他主动要求到东北，被编入东北干部团第8中队，8中队就是以鲁艺为主的，队长是鲁艺文学系主任舒群。刘炽对舒群以老师相称，把舒群当作良师益友。舒群对刘炽，也是敬佩有加，常常向人介绍：我们的大艺术家来了。1958年，舒群被下放到本溪，1960年刘炽又调到沈阳工作，这样，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个人都好点小酒，每次刘炽来，舒群都是火锅好酒待之。还有一个人，就是原本溪市文化局常务局长郑加林，他是刘炽战友，两人关系密切。郑加林局长，我儿时就认识他，我们是邻居，都在本溪市“幸福楼”住过，那时，郑加林在本溪市评剧团工作，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郑局长退休后，我曾采访过他一次，足足谈了三个小时，其中谈到舒群，也谈到刘炽。因为午饭时间到了，他说，我们下一次再谈。这等就是一年，我们再见面，是在本溪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躺在病床上的郑局长，痛苦不堪，根本没有谈话的兴致。不久，他带着满肚子的故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舒群年谱》完成后，我就下决心要编写《刘炽年谱》。编年谱最重要的就是收集史料。在国家图书馆，我找到了《刘炽年谱》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赵征溶老师的传记《让我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我把这本书整个复印了。以这本书为线索，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走近音乐家刘炽，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查阅、收集、梳理、考证。其实，编写年谱，就是重温一个人波澜壮阔的人生。然而，更多的时间，我是在国家图书馆和本溪市图书馆里度过的，特别是在本溪市图书馆查阅老报刊，度过了好几个春秋，得到张承敏馆长和仲小凤、杨杰以及小吴和小王的热心支持。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老师、朋友的帮助，并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刘炽的长子刘欣欣老师，在刘欣欣老师的帮助下，年谱的资料收集进展很快，为了把年谱编好，刘欣欣老师多次抽出宝贵时间与我长谈，并两次邀请我去延安收集史料，参观访问。还多次邀请到他家里看资料谈父亲，大都是含着眼泪谈起父亲那传奇壮美的一生，还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史料给我看，并把史料复印好送给我。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刘炽年谱》终于脱稿，我曾多次复印装订成册，送刘欣欣老师审阅，又经过几年的多次修改补充，最后，经我的老师，吉林师范大学、吉林理工大学特聘兼职教授张德玉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书稿通篇审阅、修改、润色、校对，使书稿更加充实完善。

《刘炽年谱》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很多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因为人数众多，就不一一提名致谢了，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热情帮助，这本书是很难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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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建国，五十年代生人，祖籍江苏高淳人，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干部新闻专修科，曾任本溪钢铁集团公司博物馆馆长，第五届本溪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特约研究员，本溪市图书馆特邀研究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研究员。近二十年耒，专注年谱研究，已出版了《舒群年谱》《刘炽年谱》《李季年谱》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