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研究是一项历史研究,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家族(典型的如孔子家族、曾子家族都有非常完整的家谱)都把修撰家谱作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史氏家族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自周代开始,在全国尤其是江北开始繁衍,一直延续至今。在上海图书馆保留的几百部《史氏宗谱》,都记载了这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和人物事迹。2005年开始,在一些有志之士的积极推动下,在江苏省溧阳市和宁波、山西、福建等地成立了“史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山西阳泉开通了《史氏春秋》网站。全国的史氏同宗都通过这一平台,寻根问祖,对这一姓氏的起源、传承、迁徙以及历史人物,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出版了系列研究书籍。2012年5月,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教授的倡导下,得到复旦大学教育部人类学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实验费用完全由复旦大学承担)31位史氏家人在复旦大学做了男性性染色体(即遗传学所说的Y—染色体的鉴定)。这一鉴定结果,以科学的事实证明了史氏同中国大多数姓氏一样,有多个来源。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测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对于如何看待这一鉴定结果,家谱记载和遗传鉴定如何的对接?引起家族巨大反响。我作为一位本科是大学生物系毕业,研究生和博士都是国际教育专业的人士,谈一下自己的几点认识。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我们国家以及海外的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却多数都认为自己来源于远古的某一个祖先。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有很强烈的家族意识并形成了一整套家族文化。而修撰家谱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国家正史: 如《二十四史》等
地方志: 如《江宁县志》、《常州府志》等
家谱: 如《史氏家乘》、《四明史氏古藤谱》等。
通过这些历史典籍,人们来论证自己家族的历史和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而一些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也通过这一形式,形成某一居住地的主要姓氏,如西晋时的王氏家族和谢氏家族;近代湖南的毛氏家族和曾氏家族,广东新会的梁氏家族等。
由于中国人有重视修史的传统,所以历史学在中国非常发达。后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传入(如实证方法、田野调查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也都运用到家谱的研究中。著名的如老一辈学者谭其骧先生、潘光旦先生,都对家谱有过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徙,如“永嘉之乱”之后的大量北方士族的南迁、南宋的偏安、明初的大移民,清代的山东、河北居民向东北的移民等,都是历史上人口的大流动、大变迁,与之带来的是家族传承,尤其的宗谱文化的流失。所以,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家谱,实际都是一个家族,在所迁徙地定居下来之后修撰的。其上连到远古某个名人都是不可“证伪”的。
“五百年来是一家”,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而自认为自己是“王公贵族后裔”是家谱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之,各地宗谱的不一致性(修谱人的学识、修养的差别),所以,任何一个家族、一个谱碟,其真实性都要大打折扣。从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各个姓氏的宗谱来看,只有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居地,而且记载一直未断的家谱,才是可信的(复旦大学 葛剑雄教授,“不可信的家谱”)。而家谱续接的不准确性和任意性,给我们后来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容易误导许多人,使其陷入“错误的逻辑”之中。
正当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已经无法用近乎还原的方法证明家谱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时候,人类的智慧再次发挥了作用,即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分子生物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工具。
诞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分子生物学为族谱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沃特森、克里克,1953,)以及所有生命体都含有4种不同的碱基,揭开了科学新篇章。4种碱基分别是:腺嘌呤(Adenine)、鸟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和胸腺嘧啶(Thymine)。
人类含有23对染色体,大约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其中1对性染色体决定性别(男XY女XX)。可见Y染色体只能在男性中传递,由父传子,子传孙,世代遗传决定了血缘关系。Y染色体长大约6千万碱基,两端1.5%是与X染色体重组区,余下为非重组区,其中常染色质区占一半。Y染色体中单核苷酸多态SNP是指一个碱基发生突变的结果,突变率为3千万分之一。每代约有一个发生突变。这些突变构成的组合叫做单倍型,称为遗传标记。而短串重复序列STR是指由几个碱基组成一个单位重复出现,它们往往有不同的拷贝数目,突变率大约为3百分之一。由于突变快,可作为时钟。 (血缘与姓氏:史定华,2012)
这一研究成果的在中国的应用,归功于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试验室的几位教授。而起因确是对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即对曹操身世的鉴别。(Y染色体揭开曹操身世之迷、《现代人类学通讯》voi.5,2011 王传超、韩升、金力、李辉等)即他们通过对现存的曹氏宗谱进行输理,找出最有可能是曹操后人的几支,进行Y染色体的鉴定。最后,通过对近100支曹姓家族的280个男性和其他姓氏的446个男性的检测,确定有六支自称自己是曹操后人的宗族,携带了具有明显遗传标记物(O2—M268).而其他自称是曹参后人和不属于曹姓的实验者,却仅有5%的人携带这一标记。从而以科学的方法,揭示了《曹氏宗谱》的可信性和曹操本人的身世。 这一研究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当今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而应用这一研究方法研究史氏家族的起源和宗谱的准确性,也恰逢其时。
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教授的倡导下,复旦大学人类学重点实验室的大力支持下,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几个分支的180位史氏家人(上海市、江苏溧阳、河北沧州、山西阳泉、河南平顶山、河北石家庄、浙江宁波、山西长治、河南南乐等),分别于2012年5月21日、30日;6月30日,2014年3月30日在复旦大学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了男性Y染色体的鉴定(结果见附图)。实验结果出来,证明了史氏来源也是多元的,而且同一宗族十代之内的,不仅遗传标记完全一致,而且所显示的遗传数据,无一点差异。充分说明这一实验和鉴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支持了之前许多史姓研究专家提出的,史姓有多个来源的结论(《中华姓氏—史姓》,华艺出版社,史美珩著,2001年)以及现在生活在北方的大多数史姓后裔,并不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事实。
尽管存在抽样过小的问题(仅180位),但是,考虑到全国各地史姓的集中地和家谱记载的问题,通过验证,几个大的来源都基本出现了。即中华民族一直认为始祖的“三皇”、大禹、商汤等,这次测试其遗传标志物,我们的家人都出现了(据实验室李辉教授讲:中华民族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推算到6700年前的三个人,而正与我们神话传说的“三皇”吻合,所以,我们家族的测定,也主要是这三支的后人)。这不仅证明了远古传说,而且证明了我们史氏的几支人就是黄帝、炎帝的传人。而其他几支也是华夏族的主要来源。其意义太大,其影响也太深远了!
攀附问题:
乱接问题:
信息不对称:
修谱人的学识和眼光:
是血缘关系还是文化关系?
是为个人私利还是为家族研究?
是因循守旧还是求实创新?
是个人捐助还是企业家赞助?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大家在这上面不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想做好是非常难的。历史给了我们机遇,现代自然科学和信息科学给了我们便利,关键是思维、观念和气度,如果我们大家有决心、信心,有无私的精神,我认为做好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可能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复旦大学李辉教授、韩升教授以及本家定华教授等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对上述专家以及为我们免费做男性Y染色体鉴定的复旦大学人类学重点实验室全体、学科处刘承功处长,表示衷心感谢。)
史朝
2012年9月18日于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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