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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理宗从大宋国家利出发，颁布诏命，起用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说明当时的确需要史嵩之，但许多大臣却都不这样想，认为这完全是史嵩之搞的阴谋，于是引来了一片反对声。大臣们纷纷进言说：“只有事亲孝的人，才可扩大为对君忠。自古以来谋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之门去寻找，没有听说过不孝的人，可能企盼他对国家忠诚。过去宰予想缩短守丧期，孔夫子便用不仁斥责他，宰予得罪于圣人；而史嵩之在居丧期，即想起复，这就是像宰予一样的罪人。况且本朝曾有过郑居中、王黼等这样一些无耻之辈，他们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灭绝天理，最终酿成了靖康之祸，这一经验教训是不可不借鉴的。 理宗不是三岁小孩，他对此事一定先作过思考，然而才作出决定的，对于大臣们的上书，理宗也有一番考虑，也要耐心倾听，不能全然否定。所以他既不作阻止也没有加以理睬，本想以冷处理了事。没有想到有一个叫康植的大臣将史嵩之居丧未满请求起复的事在国子监作了公布，这事便马上为太学生们所知，当时太学可以说是社会舆论中心，因此这一公布，使史嵩之居丧未满请求起复的事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无疑是将史嵩之推向了火坑。 康植这样做，这完全是由史嵩之自己所招致的，当年他凭强权贬谪康植，的确有些过分。而史嵩之在太学生的心目形象不佳，于是立即引起了太学生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四人的联名上书。理宗看了学生上书，一样没有加以理睬，企图将问题压住。同时将康植调任浙西路提点刑狱，看来理宗将史嵩之起复的决定是坚定的。 意想不又引起了翁日善等六十七个武学生、刘时举等九十四个在京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个宗学生，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人的分别上书，他们一并指责史嵩之说：史嵩之是什么人？“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3]”，在此同时，老家四明也流传着这样十七字：“光祖做总领，许堪为守臣，丞相要复起援例。”史嵩之的声誉实才不这么样，人们终于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了，自然这种激烈的言论不仅不可能轻而易举的消除，并且最终必将导致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风波。 另外，康植在浙西路提点刑狱的职位上继续与史嵩之作对抗，他在巡视吴县时，门专调查了平江府的知府史宅之，得出的结论说：史宅之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民愤连天。于是康植上书弹劾，他在奏章中说：“史宅之不想掩饰其前人的过失，专门聚敛钱财，用来作所谓的‘贡献’，这种行为看似小忠，实际上是大不忠。身为丞相的史嵩之如果不知道史宅之所干的那些事，就是不智；如果知道史宅之所干的那些事，则就是不仁了。如此蒙骗陛下，是最大的不忠。”很明显康植不仅弹劾史宅之，而且又把史嵩之牵进去了。理宗看了奏章，觉得康植是在与自己对着干，于是大怒说：康植如此谤毁朝堂大臣，太过分了，一定要将他交给大理寺去治罪。说话之时，在一旁的大臣杜范马上出来为康植解围说：“如果大臣的谏言不加以采纳，反而他的罪，那样今后还会有谁敢向陛下弹劾贪官污吏呢?”理宗听了，怒气稍稍平和，便决定将史宅之调到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又将康植调任提刑福建，知宁国府兼管江南东路提举茶盐、义仓。淳祐十年春，康植调任临安，在上任途中因突发急病死亡。人称康植“操尚之坚，风力之劲，有文清(徐侨)之遗风[4]”。 大臣们愤愤不平地讨伐史嵩之，而理宗却要排除万难，努力起用史嵩之。这里可能有一些感激史弥远的因素，但更多的自然是史嵩之才能非凡的因素。平心而论起复史嵩之出于理宗内心，也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这一点可以从理宗与徐元杰有一段私下对话中得到证实。 一天理宗问御史徐元杰：“让史嵩之起复怎么样？”徐元杰上奏说：“陛下以为如何呢？”“这一命令是出自陛下的内心想法呢？还是出于其他大臣的想法？”理宗说：“出自于我的本意，我以为现在国家正逢多事之秋，用祖宗典故让史嵩之起复是必要的。”接着理宗又问：“三校学生的上书，你看过了吗？”徐元杰上奏说：“听说过有此书，但还没有见过。”理宗慨叹说：“人言真的太厉害了。”又说：“我理当宽容对待三校学生，但现在对边疆事务很少有比史嵩之更为熟悉的人了，史嵩之长期在边关，熟悉边关情况，因此才让他起复。”理宗需要史嵩之，边防需要史嵩之，这已十分明白。理宗视史嵩之为股肱之臣，其才能不是其他大臣所能替代的，因此，无论反对派以多么激烈的语言攻击他，理宗都没有动摇对他的信任。 但当时的环境太不利于史嵩之了，社会舆论的力量相当强大，超过了理宗承受能力。 “现在史嵩之视他父母的死如路人，想方设法寻找根据，企图起复，摇尾乞怜，作出飞鸟依人的恣态。”陛下眷留史嵩之，以为他将有利于我大宋国也，殊不知这样做将会后患无穷。”徐元杰也坚决反对起用史嵩之。 史嵩之的确太缺乏人缘了，最终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史时之之子）都站出来指责他[5]。当时不过十八岁，他不可能对世事洞悉得很透彻，恐怕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环境和與论的影响吧了。史璟卿对史嵩之的指责，显然存在着一些情况不明，情绪过急，言论过分的因素。不过史嵩之的专权，的确也有其实。从嘉熙四年至淳祐四年，史嵩之为相五年期间，与他共政的先后有十名执政，但他们大都无权力，即使是始终与史嵩之共政范钟也如此。不过人们反对史嵩之归根结蒂是因为史氏已有史弥远一个在位二十六年，人们不愿意再让史氏长期任相了。 “……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门，席宠怙势。至于三代，没有不亡其国的。汉时的王氏，魏时的司马氏都是例子。史氏秉钧，现在已三代了。军队中的将校，只知道有史氏；而陛下的前后左右，也只知道有史氏。陛下的地位已十分孤立了，这是很可怕！史嵩之的父亲去世了，这是天意要将史嵩之驱逐，而陛下却要留他，我堂堂大宋，难道就没有了君子？现在陛下独信史嵩之这样的一小人而不悟醒，这是陛下想将大宋三百年的天下，毁坏在史氏之手罢了。” 大臣们这一番言论，可知对于史嵩之的反对，在一定程度是由史弥远引起的。 四明人蒋岘，是庆元二年的进士，调任知嵊县，政绩、声誉都不错，百姓以为神。大理评事胡梦昱议论济王的事，遭到贬窜，蒋岘他独自站出说：胡梦昱的言论是有益于朝廷，即便言词直接了一些，但这又有什么伤害呢？当时事在紧风头上，史弥远愤怒地将蒋岘降为知安康军。数年后，蒋岘又被推荐拜为右谏议大夫。当时史嵩之想开府，督府与枢密李宗勉说史嵩之主和，不宜任用。史嵩之请求弹劾李宗勉。蒋岘则说：李宗勉没有什么过错可言，台谏就是朝廷的耳目官，难道可以受私谒吗？蒋岘说：臣只知道为国而谋，不知道为身而计。他又弹劾了郑良臣，而理宗说：郑良臣，是史嵩之所推举的。蒋岘说：臣不知道史嵩之是什么意思。史嵩之这人不够光明正大，他在暗记录蔡范、袁肃（袁甫兄）等人的罪状。而这些人都是有用之才，不可以诬害。蒋岘之言没有被采用，便以宝章阁学士请求致仕，回到老家，蒋岘一身布衣粗裳，以饮酒品诗自娱，在姚江游歌十余日不知疲倦，并自制座右铭说：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号曰四勿居士。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