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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张浚一回朝，就使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张浚迎合朝中一般人的心理，急于求成，他大力陈述主和议的错误，力劝孝宗坚持进取。在他的作用下，一时抗战北伐的言论占据了朝堂的主导地位。 张浚的言论，颇合年轻想有作为的孝宗的心，于是，孝宗就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接着又加给他官少傅，封为魏国公。如此一来，以张浚为代表的立刻挥师北伐派就在朝中占了优势地位。 当时，应当说朝中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主流意见都是主张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执其见，争论经年。大臣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陈俊卿、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而史浩，陈康伯等人则主守，待内政和国防力量强大后再图北伐。 张浚心急如焚，屡次上奏，想取山东。史浩对张浚虽然很尊重，但他坚决反对张浚急于用兵的做法。史浩坚持认为恢复中原还不成熟，首先从孝宗角度看，刚刚继位处事还不老练；再从敌我双方对比看，金国的国力仍十分强大，而南宋的力量却不足，与金作战或许偶尔能胜一局，或收复一块失地，但即便如此，也很难守卫，所以在无力给金国以毁灭打击时，不如暂时维持偏安一隅的现状，以利于争取时间，加强内政和国防。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金帅完颜亮南侵，吴璘便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虽然连战连捷，但陕西孤军奋战，而且金兵反扑之势却越来越重。对此史浩以为陕西孤军奋战终必不可守，一旦因小失大，就会后患无穷，便说动孝宗诏令吴璘放弃陕西重镇德顺军。 两个月后，隆兴元年正月，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兼枢密使，陈康伯为左相。史浩草拟诏书，勒令吴璘撤退，他在亲自为孝宗拟定的诏书有这样的词句：“丢弃鸡肋一类没有多大意味的东西，可以消除金人的贪婪之心。”吴璘便奉诏退兵。当时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极力反对撤退，他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虞允文入宫回答孝宗的提问时，说史浩一直都主张弃地求和，现在升为右丞相，他便立即实施自己的主和政策。虞允文还上奏说：“现在有八条理由说明我大宋可以继续对金作战。”孝宗问到弃地问题时，虞允文十分激动，他一边用朝见时所执手板在地上画，一边力陈丧失土地的利害。丧失土地是最大的耻辱，孝宗听了深感后悔，又说：“这次史浩误了我的大事！”于是便下诏书叫吴璘便宜行事，自己决定是进是止。但为时已晚，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失去城池掩护的宋军伤亡士兵三万余人，将佐数十人，宋兵大溃败，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收复的十三州也又为金人占据。然而对于这件事，吴璘确实难负其咎。就在吴璘奉诏退兵的时候，左右劝谏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吴璘回答“我岂能不知这些？但顾及皇上刚刚执政，我握重兵在外，有诏书来，我怎么敢违抗！”说这句话时，吴璘的语调其实极为沉痛。但一个将军，一个丞相所看到的不同，所顾及的也不同，自然在极为沉痛语调中我们读到了吴璘对大宋的忠诚，但并不能以此来责史浩。 川陕虞允文，朝中张浚的作用，一时间，发兵北伐占了优势。事态的发展不以史浩愿望为转移。 张浚年近垂暮，着急地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内完成这一名垂青史的事业。这一点又迎合年轻孝宗就成心切的心理，于是孝宗与张浚君臣一拍即合，立即开始筹措，想在仓促之间就打算发动对金人的战争。将史浩保固边鄙、积蓄力量的切实可行的稳健措施，抛之一边。 身为老师的史浩知道孝宗久有北伐之志，总想急于求成，一战成功，在短期内便完成统一大业，但他还没有足够的治理国家、识别人才、统筹军政的能力。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发动的战争无疑是冒失，其失败的前景可想而知，其严重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作为深得皇帝信赖的的丞相，史浩岂能对国事坐视不管？岂能一味曲意奉承孝宗？他必须站出来阻止朝廷贸然发动战争。 史浩的努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劝谏孝宗，二是尽其所能说服张浚。 雪靖康之耻，报君王大仇，一举而恢复北方领土，是共同的愿望。但是，孝宗即位初年，“内乏名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面对这样的现状，只能以和议换得自治的时间，“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否则，“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3]”史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孝宗上不可用兵的札子，可谓苦口婆心，并且提出了内修的具体施政方针。 同时史浩主动与张浚深入讨论北伐问题，力求以理服人。史浩从多重角度向张浚询问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可动用的军队数量有多少，张浚认为能调动二十万军队参战。史浩提问说：将派多少人守护江淮？乘舟渡江后又派多少人守备？遗留在后面的有多少舟船？派多少人运输粮草？张浚回答说：以十万人守卫江淮，以二万人守备舟船，以二万人运输粮草。如此以来，真正能够参加作战的人员迅速递减，最后只剩下六万人。史浩因此归纳说：以六万主动作战部队发动北伐战争，根本不能对金人构成威胁，而金兵一旦发动反攻，在漫长的江淮边防线上只有十万守护大军，力量过于单薄，其形势必然是“危如累卵”。 史浩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筹集北伐战争所需要的经费，张浚打算临时倚赖百姓的捐财助边，事实上是准备临时强制敛取民财。如此一来，前方未闻捷报，后方恐怕先已乱成一锅，孝宗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只得发下五百张“空名告身”，想临时出卖官爵来筹措经费。史浩对此坚决反对，因为秦桧当政的时代才结束，国力不足。秦桧当政期间，压榨重重，民穷财尽。正如胡铨所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绍兴八年宋金和议，战争结束，本来应该减免租的，结果如何呢？绍兴十二年又增租三分。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流入秦大丞相的口袋了。秦桧一家富敌国。由于秦桧的贪得无厌，喜欢赃吏，厌恶廉士，所以在他治理之下，朝廷中大多是贪官污吏。他们为了献媚于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自秦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责任编辑：admin) |
